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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侑雨”、“受年”
以河南、河北、山东为其主要活动地区的商族，从文献上和考古发掘来看，在商代前期就已经是一个以耕稼农业为主的民族了。不过，在盘庚迁殷之前还处在一种游荡的粗耕农业阶段。到盘庚迁殷前后，商族才进入定居的农业生活。若不然，商王盘庚迁殷就不会引起臣民的坚决反对。臣民之所以反对，主要是由于当时农业已达到比较精耕的阶段，增大了收获量，可以久居一地，不用因生活问题而必须搬家了。于是，农民产生了安土重迁的心理。在《盘庚》中，有诸如“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惰农自安，不昏作劳，不服田亩，越其罔有黍稷”之类的训词。如没有农业生活的底子，是不会出现这种训词的。
商代后期农业之繁盛，甲骨卜辞中反映得很清楚。甲骨文中有关农事的文字很多，诸如农、畴、疆、田、井、圃、囿、米、啬、耤、桑、年等字。农产品的种类则有麦、黍、粟、禾、
等字。出现了这么多与农业有关的文字，正是农业已被时人所重视和关心的反映。
农业已是当时商人生活所依赖的主要生产部门，农产品的丰歉直接影响到商代统治者的生活，因而他们便经常向天帝、祖先以及山川之灵等祈求卜问：
帝令雨足年。贞：帝令雨弗其足年。（《前》1.50.1）
甲申卜，贞：兹雨隹我祸。（《乙》4742）
辛未卜，
贞：黍年
足雨。（《合》229）
己酉卜，黍年
（有）足雨。（《前》4.40.1）
商人以“帝”为至上之神，以为雨是天帝所降，卜问天帝是否降充足的雨量，是为了农产品的丰收。可是雨水太多又会成祸，因而有“兹雨隹我祸”的占卜。所谓“黍年”，是因为黍是商代主要的农产品之一，卜问有没有充足的雨量，使黍获得好年成。
辞中还有“
年”与“侑雨”：
其
年于河，此又（侑）雨。（《南明》424）
于河年，又（侑）雨。（《粹》834）
其
年于岳，
又（侑）大雨。（《南明》426）
其
年祖丁，先
，又（侑）雨。（《甲》1275）
“又”读作“侑”，有要求之意。“
年”“侑雨”，即求年祈雨，都是为了农业获得好年成而进行占卜和祭祀。在河水灌溉未发明以前，农作物的生长依靠天雨。所以，商人求雨的卜辞很多。一期卜辞中还有占东、西、南、北方“受年”的记录：
东受年。（《粹》903）
癸巳卜，争贞，东土受年。（《乙》5242）
南土受年。（《粹》904）
贞，西土受年。（《乙》7009）
乙巳卜，
贞，西土受年。三月。（《后》下38.3）
□卯卜，北受年。（《粹》906）
……北土受年。（《乙》4423）
以上各辞都是武丁时所卜。廪辛、庚丁以后，“受年”也作“受禾”（《粹》905；《佚》653；《摭续》111）。《说文》：“年，谷孰也。”《穀梁传》桓公三年：“五谷皆熟为有年也。”“禾”，《说文》：“嘉谷也……”段玉裁注：“嘉谷之连稿者曰禾，实曰粟，粟之人曰米，米曰粱，今俗云小米是也。”卜辞中“受年”与“受禾”同义，都是祈望五谷丰登之意★★★“禾”有广狭二义，狭义是指一种特定的谷类，而广义则是谷类的泛称。“受禾”的禾大概是泛称。于省吾认为，在卜辞中有“受黍年”、“受
年”、“受
年”、“受麦年”。但是没有一个“受禾年”的例子，由此可以推知。
综合上面所引卜辞中有关农业的情况，虽然还看不出当时的农业已达到多高的水平，但至少可以证明商族对农事的重视和农业在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商代后期农作物的品种，从甲骨文中看来，已经相当复杂了。但是，那些品种到底相当于今天的什么谷类，目前可以说还没有完全搞清楚。
卜辞中所见到的谷物，大家的意见基本一致的是“黍”和“麦”，其他的则众说纷纭。
黍“黍”字，甲骨文作
或省水作
。下面引几条卜辞：
甲子卜，
贞，我受黍年。（《续》2.29.3）
庚申卜，
贞，昔且丁不黍隹南。（《乙》1968）
戊寅卜，
贞，王往氐众黍于冏。（《前》5.20.2）
庚戌卜，
贞，王立黍，受年；贞王勿立黍弗其受年。（《乙》下6964）
贞，王勿
省黍。（《契》492）
贞
小臣令众黍，一月。（《前》4.30.2）
贞帚妌黍受年。（《续》4.27.4）
贞乎帚妌黍受年。（《金》645）
贞，帚妌黍萑。（《戬》25.1）
这都是有关黍的占卜。“受黍年”是希望黍有好收成，有的“黍”是动词，即种黍之意。卜辞中之“我”、“小臣”、“帚妌”等贵族统治者当然不劳动，劳作者是他们所“令”、所“氐”的众人。其中“立黍”与“省黍”同义。“立”即古“莅”字，意思是说他们到田间去监督或省视生产。
“黍”在商代是主要农作物，占卜的辞例有上百条之多，可见黍在商代是最普通的粮食。黍即今天我们所说的黍子，去皮叫大黄米。《说文》：“黍禾属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种，故谓之黍，从禾，雨省声。孔子曰，‘黍可为酒，故从禾入水也’。”商代酿酒大概用黍而不用稻。
麦
月一正，曰食麦。（《后》下1.5）
翌乙未，亡其告麦。（《前》4.40.6）
翌丁，亡其告麦。允亡。（《契》41）
翌辛，亡告麦。（《京津》567）
卜辞里“麦”的字形毫无问题，不过有关“麦”的记载不多。第一条郭沫若引《月令》“孟春之月食麦与羊”
为证，当然是很正确的。只是下面几条中的“告麦”是什么意思，很难解说。胡厚宣认为是侯伯从各地来向王告麦之丰收
。于省吾则不同意，因为按卜辞通例，有关丰收都叫“受年”。于先生认为也不是祭告用麦，因为祭祀言告决不用“亡其”，也不用“允”字作为验词。所以，于先生认为“告麦”的意思是：“商王在外边的臣吏，窥伺邻近部落所种或所收获的麦子，对于商王作了一种情报，商王根据这种情报，才进行武力掠夺。”
于先生的说法也不能自圆其说。因为在商代谷物中，麦不是最贵重者，也不是商人的主食。商代的黍、稷等农作物远贵于麦，为什么只有“告麦”而绝无“告黍”、“告
”、“告稻”等？所以，于先生用掠夺说来解释“告麦”，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小麦的收获有一种异于他种谷物的特点。别的谷物如小米、高粱、玉米等成熟之后，晚收几天，甚至十几天，都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小麦则不同，成熟后若不马上收割，其麦穗干透，麦粒极易脱落。若迟几天收割，会有大量麦粒碰落地上，损失甚大。所以，小麦一成熟，农民往往连夜收割。因此，我们是否可以推想，卜辞中的“告麦”是当麦刚一成熟，立即有人向商王报告，使及时收割，免受损失。当然，这仅是一种推测，是否能成立还有待于进一步深考。
，麦的一种）
王其
，弜
；王弜
，王弜
。（《摭续》106）
乙亥卜，受
禾。（《粹》887）
贞，自上甲
，若。（《甲》2805）
甲辰卜，
登且乙。（《库》995）
甲辰贞，其登
。（《甲》353）
癸未卜，登
于上示。（《库》1061）
卜辞中的“
”字，自罗振玉、王国维一直到胡厚宣、陈梦家诸先生，都释为往来的“来”字。于省吾释为“
”字，字作禾首来身
《说文》谓：“
，齐谓麦
也，从禾来声。”段玉裁注：“来之本义训麦，然则加禾旁，作
俗字而已，盖齐字也。据《广韵》则埤苍来
字作
。”“
”大概是“麦”的一种。
（稷）
己酉卜，
年
足雨。（《前》4.40.1）
受
年，三月。（《库》1029）
于。（《宁沪》1.128）
眔小丁。（《京津》4039）
于宗。（《佚》563）
癸未卜，其征登
于羌甲。（《京津》4025）
□□卜，其
登
于羌甲。（《邺》三下42.7）
这个“
”字，甲骨文作
等形，于省吾先生厘定为
。孙海波先生释粟。陈梦家先生厘定为
，谓：“可能是粱字”，“还可能是
字或粟字”
。这个字在卜辞中凡四十见，出现次数之多仅次于黍。可见
是商人的主要食粮。《尚书·盘庚》有“越其罔有黍稷”，《酒诰》有“纯其艺黍稷”。从文献上也可以看出，黍和稷是商人最普通的食粮。卜辞中的
字，可能就是文献上的稷字的本字。稷字，《说文》谓：“
也，五谷之长”；而
字，《说文》则谓：“稷也，从禾
声。
或从次。”由此可证，
很可能是稷的本字。所谓稷，今天北方人称为谷子，去皮就叫做小米，为北方农民的主食。
䊤（稻）
受䊤年。（《乙》中4567）
癸未卜，争贞：受䊤年。（《契》491）
戊戌卜，
贞，我受䊤年。（《粹》870）
辛未卜，王䊤
。（《京津》2355）
己丑卜，贞，䊤于……吉。二月。（《人》2311）
“䊤”字，罗振玉释酋，金祖同释粟，陈梦家释秬
。只有唐兰先生释䊤，并谓读作䆃或稻
，我们觉得此说比较可信。关于稻谷的种植，在长江流域，早在六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期就已经很发展了。到商代，不会传播不到黄河流域。据说郑州白家庄早商遗址中曾经发现稻壳痕迹
，就是证明。
秜（野生稻）
丁酉卜，争贞，乎甫秜于
，受
年。（《乙》上3212）
“秜”字，卜辞作
，陈梦家先生厘定为秜。于省吾从之，并引《说文》：“秜，稻今年落来年自生谓之秜”，因谓此即野生早稻
。这个说法是可遵从的。
综合上面所谈的商代后期的农作物品种，已有黍、麦、
（麦的一种）、
（稷）、䊤（稻）和秜（野生稻）等六种之多。此外还有
，不知道相当于现在的什么品种。现代流行的主要谷物，大概在商代就已大致具备了。
商代后期农业的发展，农产品的丰盛，还反映在酿酒业的发达上。在中国历史上，商人以喜好饮酒而驰名。《尚书·酒诰》说：商人“惟荒腆于酒……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这当然是周人给商定的重大罪状。可是商的贵族微子也承认他们喝酒过量，致使国家丧乱。他说：“我用沈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天毒降灾，荒殷邦，方兴沈酗于酒。”
周初的金文中也有同样的文辞：“我闻殷坠命，唯殷边侯甸，粤殷正百辟，率肄于酒，故丧师。”
周人所作的诗歌中也有：
咨汝殷商，天不湎尔以酒，不义从式，既愆尔止，靡明靡晦，式号式呼，俾昼作夜。
战国时人的记载中有：
纣为长夜之饮，惧以失日，问其左右，尽不知也。
这两段文字，将狂欢呼号、以白天为黑夜的醉生梦死的腐朽生活，描写得活龙活现。从卜辞中也可以找到证明。卜辞中用酒祭祀的辞例举不胜举，如：
乙卯贞，
大乙……。（《粹》133）
贞王于
于上甲。（《掇》2.98）
癸酉卜，争贞：来甲申，
，大报自上甲。五月。（《甲骨文零拾》第21片）
贞昱乙酉，
唐足。（《遗》4）
昱丁亥，
大丁。（《乙》4510）
癸卯卜，
，昱甲辰
大甲。（《乙》7258）
卜辞中酒字作酉，或作
（《甲》2121）、
（《京都》1932）。上面卜辞中之“
”，甲骨文作
，是用酒祭祀的专用字，不是酒字。上面所引的卜辞都是记录用酒祭祀祖先。商人酿酒用黍而不用稻，因而黍在卜辞中是最多见的谷类。
商人有一种酒叫鬯，卜辞有：
癸卯卜，贞：弹鬯百，牛百，用。（《前》5.8.4）
鬯五卣又（有）足。（《京》4237）
其福新鬯二升一卣，王……（《戬》25.10）
……
羌……人，鬯一卣，卯牢又一牛。（《后》下7.5）
鬯是一种香酒，《说文》：“鬯，以
酿郁草芬芳攸服，以降神也。”由此可知，商人用鬯敬神，动辄数卣，有的竟达百卣之多。还有一种酒叫醴（《粹》232），据说是一种甘酒。说明商代后期酒的品种复杂，祭祀用酒和饮用数量又大。另外，从殷墟出土的铜器，十之七八是酒器。据安阳发掘报告，铜器中如卣、爵、斝、盉、觚、觯等，都是饮酒用的，制作都极为精美。可见统治阶级对酒器制作和酿酒的重视。当时这样大量地酿造酒，必定是在有大批剩余农产品的基础上才能进行的。所以，商代后期酿酒业的发达，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农业已经发展到相当高度。
农业生产得到发展，粮食的收获量必然增大。于是，粮食的储藏问题就突出了。在郑州、辉县、邢台、藁城等地的早商遗址和殷墟的晚商遗址中，发现了很多大概是用于贮藏粮食的窖穴
。我国古代一直流行窖藏粮食的传统，如《礼记·月令》记载：“仲秋之月，可以穿窦窖，修囷仓。”这是说周代的窖藏。商遗址中所发现的窖穴，修造得很讲究。其口部为长方形、圆形或椭圆形，有的深达8至9米。窖壁直而光滑，上下有梯形的对称脚窝。所以有学者认为，这就是商代贮藏粮食的窖穴。
从商代后期农作物品种的繁多、酿酒的兴盛和贮粮窖穴的发现，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确实有了较高的发展。
商代后期农业发展的原因，与生产工具的改进很有关系。商代已是青铜器时代，这是毫无疑问的。自1928年开始在安阳对殷墟进行有系统的发掘，到现在已达数十次之多，挖出来的劳动工具，有青铜器、石器、蚌器等，但从未发现铁器。1952年在郑州二里岗发现了钻凿卜骨用的铜凿。我们知道商人是最重视占卜的，他们用于占卜的工具，一定是当时质量最好的，是最坚锐的工具。此前有人怀疑青铜工具是否能胜任钻凿坚硬的甲骨，误认为当时必有比青铜器更坚锐的利器。二里岗铜凿与卜骨的一同出土，证实了商代最坚锐的劳动工具就是青铜器（采李亚农说）。但是，当时有没有青铜农具？却是个一直在争辩着的问题。
在田野考古中，发现过少量的青铜农具，或是与农业生产有关的青铜工具，主要有
等。如1963年、1974年在湖北黄陂盘龙城中商遗址的墓葬中，出土有
斧等青铜农具
。1953年在安阳大司空村晚商晚期层中发现一把大青铜铲，全长22.45厘米，刃宽8.5厘米，重1.125公斤，上端有方銎枘，可以安装木柄，有明显的使用痕迹
。1960年在苗圃又发现一把，长21厘米，宽11厘米
。可见在商代确以青铜制作农具。由于青铜农具极少发现，因而有人认为青铜是珍贵的东西，不会用于农具的制作
。有人则认为商代既然是青铜器时代，正是以青铜生产工具和兵器而得名，商人只用木、石、蜃、蚌制作农具，而不用青铜制作农具的说法是不合逻辑的
。
我们的看法是商代有青铜农具是不可争辩的事实，但考古发掘所反映的客观事实表明，青铜农具的数量确实寥寥可数，而木制、石制、蚌制的农具却是大量的。在这种客观事实面前，我们可以对青铜农具出土稀少的原因作出种种推测。从世界各国的古代历史看，在青铜器时代而行用石器农具是普遍的现象，不独中国为然。恩格斯说：“铜、锡及两者的合金——青铜，都是最重要的金属；青铜可造有用的工具及武器，但是还不能完全代替石器；这只有铁才可以做到，而当时还不知道采铁。”
所以，商代虽然有青铜农具，但是数量可能很有限，这是合乎历史条件的。对商代后期农业生产起重大作用的不会是青铜农具，而应该是大量出土的石器农具。
1928年秋殷墟第三次发掘，在小屯村北的大连坑B14及其稍北，一次出土了上千件石刀
。在一个坑的3.6米以下，出土了“极多石刀”
。1932年秋第七次发掘E区，在E181方窖内，与甲骨、白陶、玉器、残铜器一同出土有石刀444件，石斧1件，蚌器78件
。蚌器是蚌刀、蚌锯。据主持殷墟发掘的李济统计，小屯出土的石刀，从第二次至第七次发掘，所搜集到的标本总数达3640件之多
。这些石刀就是石镰。从出土的集中现象看，这些石农具是王室贵族所有，大概在收获季节临时发给劳动者，收获完毕再交还王室。在考虑商代的社会性质时，这一点应当注意。
商代后期的农具主要是石制的，其次有蚌制和木制的。蚌铲、蚌铚是用天然河蚌稍加磨制而成，所发现的多为残器。蚌铚与石铚差不多，二里岗商代长方形一孔蚌铚与小屯长方形一孔石铚很相近。《淮南子·氾论训》：“古者剡耜而耕，摩蜃而耨”，这是有关上古用蚌制农具的最早记载。“蜃”就是产于淡水中的蛤蚌。蚌铚、蚌镰在二里岗、安阳都有发现，都是收割工具。
木制的农具，由于易腐朽，当然不会保留到现在，地下考古中是不会发现的。但是，1958—1959年在殷墟的不少窖穴壁上发现清晰的木耒痕迹，都是双齿。例如在小屯西地H305坑发现大型耒痕，齿长19厘米，齿径7厘米，齿距8厘米。在大司空村H112坑发现的小型耒痕，齿长18厘米，齿径4厘米，齿距4厘米
。木耒早在龙山文化时期即已开始使用
，一直流行到商代。从甲骨文“耒”字像人持耒而耕形，也可以得到证明。
商代后期这些石、蚌、木制农具和少量的青铜农具，一般说来还是很原始的。但是，为什么他们能用这样简陋的农具创造出繁荣的农业呢？是不是因为耕作技术的进步呢？商代后期是否已发明牛耕？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郭沫若谓犁字初作
，又从牛作
，似用牛拖犁而耕的形象
[9]
。我们推想，即使已有牛耕，也一直没有通行。牛早已被服用，如传说商的祖先王亥作服牛。牛既已被服用，可以用于拉车，当然也不排除用于拉犁。从卜辞看，商代的牛主要用作祭祀的牺牲。祭祀时经常杀牛，从一头、几十头到数百头。到春秋以后，牛耕才逐渐普遍。
当时，与农耕有关的历法已很进步，年、月、日和平年、闰年的推算都很科学。何时下种、何时收获，就是按准确的农历进行的。田亩的划分，从卜辞“田”字的形状看，有作
（《粹》1544）、作
（《拾》6.7）、作
（《拾》6.1），可见不都是四方规整的方田，而是随自然地形略加规划。
甲骨文中的耤田、
田、圣田，既是一种耕作组合，也含有劳动技术。卜辞中有：
乎耤于陮，受
年。（《乙》4057）
辛丑贞：□□人三千耤。（《粹》1299。耤，郭沫若释“尽”）
己亥卜，贞，令吴小耤臣。（《前》6.17.6）
庚子卜，贞，王其雚（观）耤，
。十二月。（《后》下28.16）
贞，
小臣令众黍，一月。（《前》4.30.2）
□□卜，
贞，王大令众人曰
田，其受年。十一月。（《续》2.28.5）
，五百四旬七日至，丁亥，从。在六月。（《乙》15）
戊子卜，宾贞，令犬
田于虎□。（《京都》281）
贞，王令多
田。（《粹》1222）
癸亥，贞：王令多尹
田于西，受禾。（《京都》2363）
卜辞中“耤”字作
（《前》6.17.5）、
（《前》7.15.3），像人侧立推耒，或像一人手持耒的长柄，足踏耒下端之形。“耤”字下部有“止”（趾），表示用趾踏耒使耒深入土下，郭沫若、余永梁、徐中舒诸先生先后有所考释
。《淮南子·主术》说：“一人跖耒而耕”。《盐铁论·取下》曰：“不知
耒躬耕之勤也”。《未通》篇谓：“民
耒而耕”。所谓“
耒”、“跖耒”，都是指以脚踏耒，这是一种原始的耕作方式。从以上诸文献中，亦足见这种耤耕一直流行到秦、汉时代。殷墟出土过铜铲，其窖穴留有木耒痕、铲痕，则知这种耕作方式在商代后期确曾通行。又甲骨文“方”字作
（《存》595）、
（《铁》162.4），徐中舒先生谓亦像耒的形制，初无方圆之意，像柄首横木，下长横即足所蹈履处，古者秉耒而耕，刺土曰推，起土曰方。《诗经·小雅·大田》曰：“既方既阜”。《诗经·大雅·生民》：“实方实苞”。徐先生谓此两“方”次序均在莳艺之先，亦当为坺土之事。又甲骨文有
（《甲》1268）、
（《甲》1439），当即“
”（耜）字。耜字，小篆作
、作枱、作鈶，
文作
，经传作耜。
“
”像碎土锄草之工具。另外，甲骨文有
（《后》上19），可能是犁字之初文，还有从牛的作
（《后》上三）。犁亦为当时的耕具。后人往往写作“物”。《周礼·地官·载师》：“以物地事”；《地官·
人》：“则物其地”；《左传》成公二年：“物土之宜”；《左传》昭公三十二年：“仞沟洫，物土方”。这些“物”字，当均为“犁”字，用作动词。
上举卜辞中“
田”之“
”字，实即《吕氏春秋·长利》中“协而
”的“协”字。《说文》谓：“协，同众之龢也。”
字的力即耒形，即许多耒，人们在田中并肩合耦而耕，这样可以更有效率地从事大面积的松土。
在商代后期，不论是耤田，还是
田，都是众人彼此互助进行生产劳动。其区分，耤田是在王直接管理的田地上劳动，因而王经常要躬亲去“雚”（观）或“省”，或者派“小耤臣”、“小臣”去监督；而
田则是在族有或者公社所有的土地上耕种。
卜辞中“
田”的“
”字有多种写法，有
等形，学者们有多种读法，其中余永梁释为“圣”，并引《说文》“汝颍之间谓致力于地者曰圣”
为证，最善。后来，郭沫若从之，不过解释为“筑场圃之事”，则未达一间。于省吾认为圣是垦字的古文，“圣田”即指商时的“垦田”
。张政烺则释为“裒田”，谓系指商时的“开荒”
。于、张两先生的解释都是有理有据，逐渐为学术界所公认。
古时中原系森林草莽之地，开田垦荒是极为繁重的劳动。上面所举卜辞第七例，这次“圣田”经历了547天。这条卜辞是在六月即夏至月占卜，到第二年十二月的“日至”这天即丁亥（从张政烺的句读），一次垦荒达一年半的时间。商代后期的统治阶级为了扩大生产面积，集中财富，经常派遣农官率众到远方异域，经年累月地从事艰苦的垦殖活动，因而商王的国有土地在不断地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