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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祖先在氏族制度形成之后，根据各氏族的历史、地理等不同的具体条件，从事生产活动，因而，各地区的氏族部落在经济生活和文化面貌上，就产生了各种差异，各氏族间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越来越显著。有一些氏族部落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如黄河流域）；有的则形成了以游牧业为主的经济（如北方、东北和西北的草原地带）；还有的虽然也经营农业，但其中渔猎经济所占的比重很大（如南方的一些古氏族）。
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大约在六七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在北方的黄河流域和南方的长江流域，开始了原始的农业经济。可以推测原始农业的起源必然在这之前。
随着氏族制度的发展，妇女在长期经营采集经济的实践中，经过反复观察，逐渐掌握了一些野生植物的生长规律，发现某些植物的种子在一定的土地、水分、季节条件下，可以发芽、开花、结果。她们有意无意地在住地附近撒些吃剩下来的种子，以待其生长，这就是最简单、最原始的农业。所以，农业的发明，应归功于妇女。这也是决定妇女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占重要地位的原因之一。
原始农业就是通常所说的“刀耕火种”的耕作方法。第一步是将原始的草莽树木砍伐掉或放火焚烧；第二步是用石斧、石铲、木棒松土点种。这种耕作技术是相当原始的。我国北方仰韶文化时期的农业，就处在这个阶段。从遗址上可以看到，当时的耕地分布在村落附近。使用的农具已从过去打制的粗糙石器，改进为以磨制为主的较精致的石器。有磨光石斧、石刀、石杵、石锛等，骨器以骨铲较多。在西安半坡、宝鸡北首岭和华县泉护村等遗址的窖穴、房屋和墓葬中，都发现了谷物的皮壳，经河北农学院鉴定是粟（小米）。粟是比较耐旱的农作物，适宜于我国干燥性气候的黄土地带。渑池仰韶村遗址中发现有猪、狗的骨骸，还有狩猎、捕鱼等的生产工具。西安半坡遗址发现的骨制鱼钩制作精巧，其中两件还有尖锐的倒钩，其制作精巧合用的程度，可与今天的鱼钩相媲美。姜寨和半坡遗址都发现了饲养牲畜的圈栏遗址
。从仰韶文化各遗址所发现的诸种遗迹、遗物的数量比例上看，当时人们的经济生活是以农业为主，而其他如采集、渔猎和家畜饲养，只不过作为副业而已
。
另外，在半坡遗址的一个陶罐里，还发现有白菜或芥菜之类的种籽
，可能是当时人有意储藏，以备种植用。总之，考古发掘资料可以证明，在我国的农业生产上，不但是种粟，而且种植蔬菜也已有悠久的历史。
1972到1974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一个新石器文化遗址，获得了大量的文物
。这个遗址由四个文化层组成，地层叠压关系非常清楚，每层遗物各有特色，前后互相联系，逐步发展。其中第三、四层是长江下游东南沿海地区目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最早的文化层。它的绝对年代距今约6700年到6900年
。在遗址第四层十多个探方广达400平方米的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谷壳、稻秆、稻叶等的堆积，厚度从一二十厘米到三四十厘米，最厚处达七八十厘米。根据对部分完整谷粒外形的鉴定，认为属于栽培稻的籼稻稻谷
。
另外，河姆渡遗址第四层出土的农具是骨制耒耜。一般多认为耒和耜是一种农具的两个组成部分，《国语·周语》韦昭注：“入土曰耜，耜柄曰耒。”就是说，这种农具的头部叫耜，耜的木柄部叫耒。但这种流行的说法与先秦文献有关耒耜的记载多有不合。如《管子·海王》云：“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可见耒和耜是两种独立的农具。《吕氏春秋·任地》谓：“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亩也。”耜长六尺，显然不是指入土的耜。所以，有的学者明确地说，耒和耜是两种农具，其区别在于刃部的不同。耒是双齿刃，而耜则是有宽度而尖首形的耕具
。有的学者还分析耒耜出现的历史，谓最初是单齿木耒，后来改进为双齿耒，或改进为板状刃，就是耜
。根据这些合理的说法，河姆渡遗址所发现的所谓“骨耜”，我们认为不都是“骨耜”，那些双齿刃的是“骨耒”，其他如斜刃的恐怕原来也是双齿刃耒，因使用磨损而成了残“骨耒”（见图20）。这种骨制的耒耜，仅第四层就出土了76件。骨耒耜不仅数量多，而且制作精，这是原始农具的一次重要发现。它是用个体较大的偶蹄类动物的肩胛骨，去掉骨脊制成的。它的刃部多为平铲状或半圆舌尖状，也有叉状或波浪形的。骨面正中有一道浅槽，两侧有两个平行的长孔；顺着浅槽绑上一根木棒，再用绳穿过长孔把木棒绑紧。骨柄厚处凿有横穿的方孔，可以穿过一条小木棒，以供足踏，把刃部压入土中，从事翻土耕种。这已是一种比起刀耕火种要进步的农耕方法。
图20 右：骨耜。中：可能是骨耒，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左：石耜，半坡出土。
从河姆渡出土的文物观察，当时的农作物主要是水稻，农具有骨制耒耜，家畜有猪、狗、水牛。还有干栏式以榫卯技术建造的精致木构建筑。陶器是夹炭末的黑陶，有釜、钵、罐、盆、盘，而没有鼎、豆。这种文化面貌和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比较起来有所不同：仰韶文化的农作物主要是粟（小米），稻谷很少（河南淅川下王岗仰韶文化遗址红烧土中印有稻谷痕迹）；农具是石铲，没有骨耜；家畜有猪、狗，而未见水牛；住房是半穴居；陶器以红陶为主，彩陶较为普遍。很明显这是南北两个相异类型的文化。但是，经碳14测定其绝对年代，两者几乎是同时的
，南方的河姆渡文化比半坡的仰韶文化还要早一点。这些现象，可以纠正过去考古学上的一些不当说法：
第一，过去考古界总认为长江流域的文化在历史上一向落后于中原，以为新石器文化起源于黄河中下游，后来才逐渐向南方传布。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是不全面了。长江流域如同黄河流域一样，也是中华民族古文化的重要摇篮。
第二，国内外考古界过去多认为中国最早的稻谷种植是从印度传来的。印度出土的稻谷其年代距今只有三四千年左右，最早的一处距今4300年，巴基斯坦出土的炭化稻谷距今4500年，而我国出土的稻谷遗址共20多处，大多距今四五千年以上，其中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籼稻距今近7000年。可见，稻谷种植从印度传入中国的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
新石器时代一项新兴的手工业是制陶业。先前人们在改进石器、骨器时，只能改变工具的形状，不能改变其性质。到了制作陶器时，人类才第一次利用火的烧炼，使陶坯起了化学变化，制成多种样式既美观又便于利用的器物。
制陶业是仰韶文化的最高成就。在西安半坡、华县泉护村等遗址，都发现了一些专为制造陶器的土窑遗址。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器，陶土经过精细淘洗，不含粗大砂粒。在陶坯将干未干时，将表面打磨光亮，然后用红色（赭石）或黑色（锰化物）绘上各种编织纹、叶子纹、方格纹花纹，或各种动物形象。有时在上彩之前还涂上一层白色或浅红色的陶衣，使整个画面更为鲜艳。最后放入封闭不很严密的窑中烧制。火候一般高至1000℃到1400℃。甘肃半山彩陶火候约在900—1100℃。陶器因氧化作用而变成红色或红褐色，彩绘纹饰附着在陶器上，洗刷也不会脱落。由于这种精美花纹的特点，故有人称之为“彩陶文化”（见图21）。
图21 甘肃半山与马家窑的彩陶。
浙江河姆渡遗址的第三文化层和第四文化层出土了10多万片陶片，已复原的陶器有235件。陶土中含羼和大量草类植物的杆、叶碎末及种子皮等有机物，烧成后，这些有机物变成炭，因而陶质呈黑色，俗称“夹炭黑陶”。全部都是手制，火候较低，有釜、罐、盆、盘、钵等比较简单的陶器。与仰韶彩陶比较起来，造型简单，器形也不规整，陶胎壁厚度不均，显示出当时制陶技术还很原始。
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种类较多，如炊具有鼎、甑、釜和陶灶等，陶灶可以随意搬动，使用方便；饮食器有钵、碗、盆、盘、杯等；汲水的用具有小口尖底瓶；储藏食品或盛水的有瓮、罐等（见图22）。
陶器的发明对人类的生活有着重大的意义。在这以前，人类处理食物一般采用烧或烤的方法。有了陶器后，人类增加了煮熟食物的方法，并且便利了饮用水的运送和储存，使人类比较能够定居下来，从事农业生产。所以，陶器的制作是人类与自然界斗争中一项划时代的发明创造，也构成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当时，制陶业主要是有经验的妇女的公职。河姆渡遗址第三、四层出土的陶器均为手制。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也是以手制为主，有的口部经过转动较慢的陶轮的修整。从烧出的陶器具有很大的一致性看，仰韶文化的制陶技术已成为一种专门的工艺。
与制陶相媲美的手工业是纺织和缝纫。从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纺轮和陶器上布纹的印痕，可以推知当时妇女已在剥取野麻纤维，用陶纺轮或石纺轮捻成细线，织成布。陕县庙底沟和华县泉护村发现的布痕，每平方厘米有经纬线各10根，织布技术已有相当水平
。这时，兽皮当然仍是人们的衣着原料。从南北各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骨针、骨锥等，可知人们已经能够穿上布制或皮制的比较像样的衣服了。
图22 半坡类型陶器：1瓮，2、9罐，3大口尖底器，4钵，5、12彩绘动物图案，6人面纹，7、8盆，10彩陶壶，11小口尖底罐。
手工业中除了制陶、缝纫外，最突出的是加工复杂的生产工具。如石器的制作，已从打制逐步过渡到磨制。在旧石器时代，是选一块合适的石头，用另一块石头将它打制成所需要的形状。这样制造出来的最简陋的石器，是和天然的石块没有多大差别的。
后来，制造石器的技术逐步发展，渐渐发明了用琢削法和压削法，最后才知道把石器磨光和磨出刃部。磨光后的石器，为了便于装上木柄或穿绳子，于是发明了钻孔的技术。对石器的磨光和钻孔是人类的一个重要创造，也是进入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旧石器时代，人们只是从河床上拣些砾石作为制作石器的原料，当时还没有在石山上开采石料的能力。到旧石器时代末期，尤其是到新石器时代，则出现了专门开采石料、制作石器的工场。目前已发现的石器制造场有三处：一处是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郊的大窑文化遗址，一处是广东南海的西樵山遗址，一处是山西怀仁鹅毛口遗址
。除第一处遗址属于旧石器时代末期外，后两处均属于新石器时代。石器制造场的出现，意味着手工业有了相当的规模。
新石器时代生产工具不断改进，品种也日趋多样化，如木耒、骨耜、石镰、石铲等，种类繁多。仰韶文化中石铲使用较多，在半坡就发现了13件
。这就大大加强了社会生产力和人们与自然作斗争的力量。
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生产力，虽然比以前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仍然是低下的。氏族成员必须共同劳动，平等互助，才能勉强维持生活。从现代民族志上可以看到，处在这一社会阶段的氏族，在农忙季节，妇女率领全体氏族成员一齐出动，男子砍伐树木，开辟土地，妇女松土整地，掘洞点种。收获时也是妇女率领全体氏族成员共同进行。劳动产品归氏族成员所共有，按照平均分配的原则进行分配。仰韶文化遗址中有组织的聚落布局，清楚地显示了氏族社会集体生活的图景。人们共同作息，死后埋葬在同一地点。在半坡和姜寨遗址，储藏产品的地窖密集地分布在房屋外，有的10多个集中分布在一个地方，形成窖群。这说明当时劳动果实还没有被私人所占有，而是集体储存，平均分配。他们的随葬品绝大多数为生活用具，并且，在母系氏族公社的初、中期一般没有显著的差别，这也表明了当时氏族成员的平等和民主生活。
由于生产力和产品数量的限制，人们虽然过着无剥削、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但是生活是十分艰苦的，这时并不是什么黄金时代。从陕西华县元君庙150副成人骨架观察，他们的下颌骨都较现代人粗壮，牙齿严重磨损，说明他们的食物极为粗糙。骨架中多出现压缩性的骨刺，可能是由于负重过多所致。死者的寿命多在三四十岁之间，而幼童早夭的更多。这些现象充分反映了当时人们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条件下，集体生产，辛勤劳动，仍不免遭受冻馁以至饿死，生活之困难可以想见。
因为当时的产品很不丰富，而且是公共财产，只能用来分配，不可能用来交换。各地区氏族或部落之间偶然也有物物交换，但只限于以氏族为单位来进行，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借以获得彼此所缺乏的物品。这样也就增加了氏族或部落之间的接触，促进了彼此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对于社会发展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