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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批描述意识的理论模型中，有一个模型对意识的描述是基于脑内“黑板”这样的概念，即一种“全局工作空间”。 51 该理论最初由斯坦尼斯拉斯·德阿纳（Staneslas Dehaene）及其同事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提出。在该理论中，意识的功能被假定为在多种输入的信息之间进行协调和处理，这些每时每刻输入的信息被送入某种短暂而共同的神经元“论坛”或神经元“平台”。上述这种情形是一种整体状态，即在某一时刻下这种状态占据了大脑的主导地位，以至于它的存在阻止了其他任何状态的形成，因此便产生了单一的意识状态。
这种脑内单一主导状态具有明显的特征，该特征能与意识相吻合，这启发了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提出被他称为“多重草稿模型”的理论，由此可以确定哪些状态将占据主导地位，即成为某一时刻意识的内容。他提出了一种竞争机制（或者称为优胜劣汰），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决定性因素是最重要的东西，即脑中最有“名望”的状态。 52 然而，无论意识体验的内容是否如此强大、如此广泛又如此重要，以至于战胜了其他所有的竞争者，但它的范围一定是有其界限的，才能被我们认识。但这个界限在哪儿？我们又该如何发现它？正如我们之前从哈莉·贝瑞神经元那里认识到，不存在高于一切的神经元控制器。这种“全局工作空间”和“多重草稿模型”对于理解意识并没有起到多大的帮助，除了不像之前的理论认为意识产生于某个固定的场所或某种预先设定的脑特性之外，该理论也只是引进了一种“民主”元素，即一种非特异性的占多数席位的神经元细胞通过控制一个又一个瞬间而占据统治地位。
其实我们也可以不把意识当作一种过程、一个动词，而是将其看作一个名词、一个实体。这一想法看起来似乎愚蠢透顶。然而，自从法国医生兼哲学家朱利安·奥费鲁瓦·德·拉美特利（Julien Offroy de la Mettrie）于1747年提出“大脑产生思想就如同肝脏分泌胆汁”，某些思想家就一直在争论是否意识本身就是一个“物”——这是泛心论者（Panpsychics）所持有的立场。泛心论是哲学的一个流派，认为意识就是一个实体，是一种独特的现象，是宇宙的一种不可化约的属性，而大脑则类似于某种卫星天线接收着精神上的信号。 53 因此，正如时间和空间虽然独立于大脑但能被大脑所感知一样，意识同样也是一个独立的实体，当大脑碰巧在其附近时，意识有可能被侦测到，也有可能不被侦测到。不过，在这里进行进一步的论证或反对这一观点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只是因为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这一理论对解答问题并没有帮助，从中我们也无法取得明显的进展。
然而最近，神经科学家朱利奥·托诺尼（Giulio Tononi）提出了另一种更加抽象的概念， 54 他发展出一套名为“综合信息理论”（Integrated Information Theory）的模型。在该模型中，“综合信息”是指减少系统内变量状态之不确定性，而意识则成比例地对应于可以被去除的其他状态的数量。 55 然而，正如之前提到的“重返”概念一样，很难看出减少可能性这一概念能对我们理解意识及其与物理大脑的联系有多少帮助。虽然综合信息理论确实有其超越之前那些“定量”理论的优势，即人们更容易在电脑上对其进行更准确的模拟，但关于物理大脑这杯“水”是如何转变成主观经验这杯“酒”的， 56 它依然没有告诉我们任何信息，甚至连二者之间“最小限度的”的关联都没有说明。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我们可以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任何一种或几种大脑特性上：广泛但不明确的大脑“活动”， 57 或是几个竞争进程中最大的“影响力” 58 ，或是可供选择的时间框架， 59 或是迭代“重返”的神经元沟通 60 ，或是此处提到的综合信息。如果是这样的话，所有的这些特性都可以通过单纯的“量”加以区分，那么这里就存在一个陷阱——这些定量的特性必须要在某个水平上转变成主观意识体验中那如此难以捉摸却又如此特殊的“质”。为什么在跨越了“量”的卢比孔河后会产生一种独特的“质”的内在状态？这种转变又是如何产生的？
在细胞水平上，那些被挑选出来的、作为意识功能所在地的脑区，与那些没有那么复杂、也没有被单独选出来的脑区并无差异，所以一定是这一从中浮现的复杂性本身导致了二者间显著的差异。的确有些人，如技术专家兼未来主义者雷·科兹维尔（Ray Kurzweil）把他所有的钱都用于研究这种独立于任何生物学的复杂性。2012年科兹维尔声称，到2029年左右，人工智能将达到人类水平，在那之后，到2045年，我们的智力（到那时就是我们文明制造的人类生物机械的智力）将增加一百万倍。 61
在科兹维尔的设想中，意识是否仍是这个新的世界秩序中很吸引人的一部分？如果是的话，那随着被建造出来的机械越来越复杂，意识早晚有一天会像魔术师帽子里的兔子一样，自然而然又不可避免地出现在计算机中。 62 如果“复杂性”是意识出现的唯一且充分的前提条件，那么意识将不再是生物体所独有的特性，而可以出现在任何事物中，只要这件事物足够“复杂”，正如哲学家约翰·塞尔（John Searle）曾经开玩笑道：即使是一个老旧的啤酒罐也能有意识。材料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仅仅是其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联。
然而，从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这种不考虑其构成材料、只是用复杂和（或）计算的系统进行处理的方法是不完整的。在神经系统中，有大量变幻莫测且功能强大的化合物的传输，以不同的组合，在不同的地点和不同的时间窗中工作着，产生的效果有高度的环境依赖性和易变性。每个神经元 并不 像一个啤酒罐，事实上，每个神经元都处在高度活跃的状态，如果你将构成你大脑的1000亿神经元想象成固定元件——一旦插入它们所在的位置就独立于周围环境而持续工作，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此外，每个神经元在构造和形状方面不断发生着解剖学改变，对它们这种功能的动态性进行着调节，这种调节有助于使进入这些细胞的信号每时每刻发生变化，而这些变化所根据的，是这些特殊的脑细胞周围各种不同的、质量可辨的“调节性”化合物的可得性。 63 这种在神经化学成分和神经元结构之间发生的强烈而不断变化的互动，与计算机设备那种僵化的回路完全不同。
此外有一个完整的转运体，负责持续不断地给大脑带来反馈信息，并将信息从大脑传递出去。大约20年前，神经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指出了那些负责在大脑和身体其他部位进行来回反馈的化学信号的重要性，他将这些化学信号称为“躯体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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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应该忽视躯体三大控制系统（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和神经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毕竟，如果没有它们之间的互动，生物机能就会出现紊乱，我们也就不会面对那广为人知而又令人迷惑的安慰剂效应
。中枢神经系统多种多样的神经化学成分（当然还有身体的其他部分），都作为一种生物意义上的质在运作着，这种在质的水平上的运作方式不能仅仅被简化为抽象的量或某种算法。或者即使可以，这种“模型”也应该以比现在更令人信服的方式被讨论和评判，而不是被当作一种科学信条整个地抛向大众。一般来说，对意识的解释越是抽象，越是理论化，那这种解释可能越不符合真实的大脑活动。对于一套解释意识的理论，人们越是期望它做出更好的预测，它就越是应该着手探究意识实际上是什么，至少应该比假设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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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要的并不是一个回避问题本质的“模型”，也不是一套假设已然明白了意识是什么的理论。这两者都不会好过发现了一种可能的意识的神经关联理论，提出我们碰巧在实验室里发现了这种关联物——它是大脑的一种出人意料的离奇特征。不要去寻找某种孤立的意识的神经关联，或是某种缺乏主观体验证实的抽象模型，是时候走出一条完全不同的探索之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