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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在农村调查，总要问到农民的矛盾纠纷状况。虽然不同地区的农村有所差别，但普遍的情况是，10年来农民之间的争吵减少了，矛盾也越来越少了。一方面的原因是，农民自己认为经济水平提高了，很多事情都不计较了，关系也就缓和了。以前可能会为芝麻点大的事情争吵数天，现在则是不管被占了多大的便宜都可以宽容，不去计较。我们以前对此做过解释，认为经济条件变好只是表层的原因。这一现象的深层逻辑是，“分田到户”后，特别是2000年之后，农户相互接触的机会减少了，不再像以前那样亲密，关系变淡了，因此摩擦也就较以前少很多。
此外，农民也提供了另外的信息来解释矛盾、摩擦减少的原因：现在农民在一起都不谈论人家的私事，打牌就打牌，不打牌就谈天气或其他话题。这样，很大一部分因言论引发的矛盾就被避免了。前一个原因反映的是村落社会关系强弱的问题，即熟人社会交往“量”上的变化；后一个透视的则是村落社会关系性质的变更，即熟人社会交往“质”的变化。熟人社会交往由公共性向私人性的转变，也是纠纷减少的重要原因。
村落熟人社会是农民的初级社会集团，很大部分农民生于斯并终老于斯，他们无法也不需要与次级集团发生关系。因此，村落熟人社会对农民而言至关重要，不仅是生产、生活和娱乐的场所，还是生命的终栖之地，是人生的归属。而要获得这一切，交往是必不可少的。可以说，熟人社会是通过交往来建立和维系的，交往是熟人社会的生命所在，没有了交往，熟人社会就会变得死寂沉闷，毫无生气；村民之间频繁无阻、富有成效的交往使熟人社会经络畅通，充满活力。对于个体家庭而言，交往同样重要，在熟人社会里得罪人最多、人际关系处理不好的家庭总是感觉很憋屈、别扭，左右都不自在，既没人帮忙也帮不了人，甚至连个一起打发时间的人都没有。聪明的人会很快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重新恢复关系状态。交往既活跃了个体家庭，也活络了熟人社会。也因此，熟人社会的交往一开始就是在村落层面展开的，具有公共性。
从性质上讲，村落熟人社会的交往既具有公共性，也具有私人性。前者针对村落层面来说，是打通熟人社会经络的内涵，后者是在私人层面来讲的，以满足个体需求的功能。公共性与私人性相辅相成，相互内含，很难从某次交往中分清楚两种性质成分的多少、孰重孰轻。譬如，一群妇女在某个场所臧否某家的婆媳关系，评价各自行为，这一互动既针对村落的事情，谈论中隐含了村落共识，强化了人们对既有规则的认识，同时谈论者本身也达到了消遣、倾吐、评论的目的，满足了身心。据此，单这一交往行为就混合了两重性质。
从调查的情况来看，熟人社会的交往性质在不断地变化，变化节点大概是在1990年代中后期。在此之前的熟人社会交往，虽然包含着两重性质，但更多体现在其中的公共性上，即一种公共性的力量在支配和主导着村落的每个交往活动，不管是二人的，还是多人的。人们以村落之“公”的名义进行交往，调用“公”的资源对交往本身进行合法性定义，从而使交往表现出更多的公共性。在这个阶段，私人性隐含在公共性里，不凸显，这是公共性对私人性的遮蔽。而到了199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2000年以后，公共性不断地后撤，让出空间，私人性逐渐占据主导。这是对熟人社会交往性质变迁的理想描述。
农民跟我们讲，以前人们在一起，不管男的一群，还是女的一群，抑或男女在一起，一开口就是张家长李家短：某家的媳妇对公婆不好；某家的婆婆也太过分了；某某大清早从某寡妇门口走过；某兄弟俩又为老人的财产争吵起来了；某某家的孩子见人不打招呼；某男子与某女子勾搭上了；某两口子在闹离婚；某媳妇的娘家人怎么不会做人；某某做事不公道；某次酒席中出现了什么大岔子……无论旧趣新闻，一律逃脱不了他们东一嘴巴西一舌头。这种毫无遮掩的漫天论说，往往会带来村落社会激烈的争吵。家长里短、理论是非，总是会以某个最快的速度传到当事人的耳边，引发各方对峙/质。当事方及受影响的各方都会逐一加入范围更广的争论、议论当中。1990年代中后期以前，农村几乎天天都有骂街、喊天，矛盾、纠纷、摩擦频频出现。受访人回忆当年的情景时都觉得不可思议，认为那个时候的人怎么会那么心胸狭窄，动不动就将各种事情搬上村落台面。
然而，无论是人们交往当中的谈论，还是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后续事件，还是这些事情沉淀下来后的持续性影响，都说明当年熟人社会的交往带有很强的公共性色彩。
公共性的交往有几个显著特点。第一，交往中谈论的内容都围绕村落，而且会对村落本身及人们相互间的关系产生影响，即谈论的是“公事”。如议论男子进某寡妇房屋，这事情本身就涉及两个家族，不是私事，影响将逸出两家之外，波及村落。第二，人们在谈论、臧否、理论中所援引的合法性资源具有公共性，如村落基本的道德、共识、规则、原则、惯例、前例、习俗等，人们以这些为标准来评价话题中的人和事。公共性交往呈现和彰显的是公的规则。第三，公共性交往的效果是正面的，有利于强化村落基本的道德和共识，增加熟人社会的社会资本和共同体的凝聚力。总之，从谈论事情的性质（公事），到交往彰显公的规则，及其最终产生的公的效力和影响，都说明该交往具有公共性。
过去熟人社会的交往具备上述特点，以在湘南农村调查到的一起婚外情为例。蓝茗是位70多岁的老年妇女，喜欢打听村落、邻里事务，在村落里有说话的权威。一日清晨，她见杨某从藕寡妇家门口出来，觉得很诧异。蓝茗当日没有跟人提起这事，怕是自己有所误会。后来几日她连续去探究，发现果然如此，于是就将此事在三五成群的人中说了。事情很快就传开了，也很快传到了藕寡妇的耳朵里。藕寡妇当然不认账，要向蓝茗讨说法，于是两个妇女就在村落里打起口水仗来，其他人则在背后议论此事。越来越多的事情从口水战中被抖了出来，私下的议论、证据对藕寡妇越来越不利。最后藕寡妇无功而返，蓝茗则得理不饶人，硬是死缠烂打要藕寡妇道歉，并在数天之后如愿以偿。
按一般逻辑，此事是蓝茗抖人家私事在先，然后非但不认错，反倒要人家向她道歉，真是“恶人先告状”。但在村落熟人社会中，蓝茗却是有理的，原因就在于她谈论的事情不存在公私之分，在村落共识中，它不是夫妻私房话，而是实打实的公事。这一揭发，在村落里引起了很大的议论，首先是因为当事男子有妻子，他这么做是很不地道的，若是光棍汉，事情可能不会引起轩然大波；其次是该男子与寡妇的丈夫是同一个家族的，而且血缘很近，此事在伦理道德上很难被接受，有乱伦的嫌疑。因此，人们的议论，是在村落基本道德层面上提问题，是有的放矢。既是有“的”放矢，就意味着谈论本身是有范围、有界限、有底线、有原则的，“的”之外的事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力和兴趣，也就不会被涉及。因此，从另一个方面来讲，交往中的谈论，是在重申村落的地方性共识，重申人们在性规范上的基本道德底线和界限，从而起到强化甚至再生产的目的，并使之作用于当事人。议论本身除了能强化旧有规则、放大共识外，还能凝练新的共识，提出对问题的新的一致看法。
骂街则是在谈论之后，将其中的人物、事情及背后隐藏的秩序都暴露于村落熟人社会的前台。妇女之间的骂街乍看像是漫无目的、东扯西拉，没有逻辑，细究起来，里面却有很深的学问。陌生人社会不存在骂街现象，骂街是熟人社会特有的产物。在熟人社会，骂街其实是村落辩论的“场”，具有轰动效应，不仅双方在辩论，而且整个村落都被纠集着参与进来。我在调查期间，就亲身经历过这样的场面，只要有个较为轰动的事情，村落就会被掀翻，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对该件事、当事人做出评价。辩论较谈论还要激烈和公开，激发人们所有的智慧、情感、道德参与到评价当中，从而使事情本身及对事情的界定更加明晰。所以，在上述事件中，当藕寡妇出场骂街之后，各类信息开始汇聚，辩论迅速聚焦，为形成明快、正确、透彻的判断奠定了基础，以至于最后与此无关的人都公开站在蓝茗一边，当面指责藕寡妇不要脸。
可以说，公共性的交往涉及村落最基本的层面，包括伦理规范、是非对错、政治正确等，这些都在针对他人的评说、议论和辩论中不断地被强化、再认识、再生产。由交往引发的争执、骂街等，都是对共识的进一步声辩与强化。村落共识在这样的辩论和明辨是非当中坚挺，不会被某些私人性的挖苦、讽刺、霸道所湮没、遮蔽和肢解。因此，公共性的交往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抑制私人性的过度膨胀，使其维持在一个恰当的范围内，不逾越雷池；而被公共性交往强化的道德、立场和共识，在一定程度上也被“强制”遵守着。公的规则在交往中被强化、放大和拓展，从而更加具有穿透力、强制性和解释力。
交往的公共性问题，虽然也产生舆论压力及效果，但远不止于此。公共性交往并不排斥交往的任何一方，它是一个既对立又统一的过程，是越轨、过错一方对规则的重新认识和体认。也就是说，过错方并不是因为感受到了不对等的压力，而是意识到了问题和对规则本身的尊崇而采取补救行动。公共性交往的力量在于它对公事的议论和辩论，对公的规则的援引、彰显和强化。
许多地区的农民讲，2000年以后，农民在一起都慢慢地不谈论人家的“私事”，有人张嘴要谈，也很快会被别人制止，说“千万不要到外边去谈，别人（当事人）会说”。无论男女老幼，在一起开始谈论天气地理、电视剧情节、综艺节目、国际新闻，打牌、打麻将越来越普遍、越来越专心，等等，交往行为较之前有很大的转变。受访者介绍，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民也打牌，但总是停停打打，三心二意、东扯西拉，争论起某个话题来就放下牌指手画脚；听到外边有什么动静，比如婆媳吵架，都丢下牌跑去看，不像现在这么专心，谁都不管其他闲事。我们在河南农村调查时了解到，那里的男子都对国内国际新闻了如指掌，而对村庄里的私事、公事知之甚少，他们在一起只谈外边的事，不谈身边的事。“外边的事”就是与村庄里的人和事无关的事。
我们还实地观察了大冶农村农民玩字牌，4个人主打，两三个人在一旁观看，打的人和看的人在两三个小时的时间里没有谈论除打牌之外的任何事情。打的人专心致志的程度仿佛在做一件艺术品，而看的人基本上不开口讲话，要走的时候自己走就是，整个过程都很安静、和气。其实他们赌得很少，一天下来最多上十块钱，一般在四五块钱左右。如此少的输赢，用得着如此投入、如此在意吗？不谈身边的事和专注于打牌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即农民交往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交往已经从公共性转向私人性。
熟人社会交往的性质由公共性、公的逻辑起作用，变成了私人性、私的逻辑起作用。虽然还是同样的人，同样的场所，但当交往的性质发生变化之后，交往的结果与状态就很不一样。以前的交往，将琐事纳入公的规则中，整个氛围充满了道德性和正义感，明辨是非，拨云见日。如今的交往，谈论外界的风卷云涌，万千气象，与己无关，与村落无关，充满了和谐。后一种交往是纯粹私人性的，在按照私人交往的逻辑运转，维系的是一种私人性的情感——尽量不闹矛盾，不破坏私人感情，营造一团和气、温情脉脉的氛围。农民很自豪地称他们的这个状态是响应中央号召，建立和谐社会。
诚如上文所言，吵架本身是熟人社会的洗礼，不仅两个人在辩论，旁观者也在议论。人物的臧否、事情的是非、道理的有无、规范的深浅、关系的亲疏，都在辩论中彰显出来。每次吵架、每次议论都在强化、放大、再生产村落共识。当交往私人化之后，“非议”就变成了“政治不正确”，不说人家的事，不打探私事，即使两个人骂街，也懒得去凑热闹，免得惹祸上身，不做或不敢做判断。骂街本身也成了私事，不会引起太多的反响和关注。更何况不议论人家的事了，也就无所谓多少骂街，多少矛盾了。
私人性的交往，其特点是不臧否人物，不议论是非，仅仅是消遣时光，愉悦身心，加深相互之间的感情，建构私人关系，而不希图增加村落熟人社会的社会资本、公共道德，甚至是使道德隐藏在私人交往的背后，不去触摸它、不招惹它，最终私人性交往回避道德问题，遮蔽公共性问题，村落“一团和气”。事实上，村落正孳生着肢解熟人社会的毒瘤。我们在大冶农村调查的时候，正好听说某村落一个20多岁的男子不仅嫖娼，勾引、欺负中学女生，还吸毒。某妇女跟另一妇女说了此事，后者在过去是比较能说公道话的，却对她说，“不要到外边去说，人家听到了会骂”。为了“不被骂”，就抛开了公的规则。公的规则被隐匿，必然使他人私的行为更为大胆、无所顾忌，也必然使人们私的考虑（不被骂、不被记恨）更具合理性。村落里的人对调查者讲，别人的事尽量少管，管了还成天招来吵架，“要得罪人家干什么”？
交往的私人性的兴起，其结果是村落道德萎靡、公力不张，公的规则越来越不彰显，私的规则越来越浮出水面、招摇过市。与此同时，公共性话题带来的诸多摩擦也因公共性的终结而消失，农村似乎进入了和谐状态。
村落熟人社会交往性质的变迁——从公共性向私人性转型，与阎云翔所言的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还不是一回事。交往就是公共生活，没有交往就没有公共生活。
公共生活有诸多方面的变化，如阎云翔讲的，私人生活的兴起构成了对公共生活的消解作用，前者侵占了一些本该属于公共生活的领地和话语。又如本文讲的性质变迁的问题。农民私人生活的兴起有着很复杂的原因，比如人们越来越理性化，越来越为小家庭打算，还有国家从私人领域的退出，等等。在只有私人性，缺少公共性支撑之后，熟人社会的交往最终将向何处发展？没有了公的规则的约束，村落中许多细小、琐碎的摩擦是消失了，但会否有更大的、更暴力、更依靠强力的冲突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