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20世纪50年代，国家为了摸索和尝试将民族医药纳入国家医疗卫生体系，在一些民族地区的综合医院内设立了民族医药科，开展一些简单的民族医药临床诊治工作。就甘肃甘南而言，1956年就在夏河县人民医院设立藏医科。当时旦巴嘉措就服从政府安排，参与了该藏医科的创建并开展藏医药医疗服务工作。

在20世纪50年代甘南地区开展鼠疫防治工作期间，旦巴嘉措作为当时甘南地区藏医药学界已经小有名气的医生，积极投身其中。他查阅有关藏医对鼠疫的认识和防治知识并提供相关资料，配制防治鼠疫的藏药，为甘南地区的鼠疫防治工作做出了一定贡献。

1955年3月，甘南地区发生麻疹大流行。以旦巴嘉措为主的拉卜楞寺曼巴扎仓的多名藏医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夜以继日研制藏药并前往发病率高的夏河、卓尼等地参与麻疹防治工作。

20世纪60年代初，在广大农牧民群众的强烈呼吁和旦巴嘉措等一些进步人士的多次提议下，甘南藏族自治州宗教事务处、文教卫生处联合发出《关于合作成立藏医门诊部的筹备工作的通知》。随后甘南藏族自治州政协组织开办了一所简易的藏医门诊，但1966年开始的“文革”使该门诊被迫停办。

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来，旦巴嘉措服从安排参与藏药普查工作。这次采集的甘南道地藏药材标本200余幅，曾在“甘南州中草药展览会”上展出；同时，他还协助甘肃省药物监督所完成《甘肃中草药手册》中藏药内容的部分编写任务。

1974年以来，由旦巴嘉措主持、组织的甘肃省藏医药专家组经过挖掘、整理、研究多部藏医药古籍文献，筛选出疗效可靠、药源充足的36种复方藏药和9种单味藏药配方，并分别列入《甘肃省地方药品标准》和六省区《藏药标准》。后来他还应邀多次参加了相关药品说明书的起草、编译以及评审等相关会议。

与此同时，旦巴嘉措根据甘肃省卫生厅等有关卫生行政部门的安排，主持传统藏药制剂配方的整理、研究，其中“洁白丸”“八味沉香散”“九味石灰华散”3种传统藏药配方被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1977年版）。

1976年至1978年的三年里，夏河县在全县范围内招收稍有藏、汉文化基础知识的乡村赤脚医生，在拉卜楞寺念智合仓佛宫内先后举办三期藏医赤脚医生培训班，聘请当时夏河籍的藏医药专家旦巴嘉措、图布旦、桑木旦和万德卡老师组成教师组，就藏医基础理论、藏医各科诊治以及药材鉴赏、常用藏药的加工炮制等进行系统授课培训。培训班招收学员数量分别为第一期16名、第二期28名、第三期20名。

据当时参加过两期培训班的西热布（旦巴嘉措学术经验继承人之一）回忆说，那时培训班教室设在念智合仓佛宫一处放置羊粪的简易偏房内，条件极为简陋，学员没有桌凳，都是席地而坐。几位老师和工作人员也都只有一张破旧不堪的办公桌凳，更没有正式出版的藏医药专业课本。于是教师组从县卫生局借来一台油印机，由旦巴嘉措负责编写课本内容，由擅长书法的万德卡老师刻写蜡纸，部分学员参与油印，编写、刻写、油印几页后发给学员几页，并依此授课。这次油印的简易课本，就是后来经过旦巴嘉措多次修改补充完善的专著《藏医集锦》初稿。因为当时正值“文革”结束不久，藏医药书籍十分稀缺，而这本油印的《藏医集锦》成为当时学员们唯一的、珍贵的学习课本。

这三期培训虽然时间短、规模小，但对“文革”后甘南藏医药事业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大部分学员后来都成为甘南藏医药队伍中的骨干力量，其中就有当代第十一世班禅大师首席经师、至尊嘉样嘉措大师。记得旦巴嘉措曾回忆说：“嘉样嘉措大师因为贯通三藏、精通藏语言，所以学习藏医毫不费力，一点就通，正可谓‘智者一句，引知百句’。”他还曾经为第七世贡唐仓大师的首席经师华尔旦大师等讲授藏医药课程，也单独为拉卜楞寺著名大善知识罗藏加措尊者系统讲授《四部医典》。

1978以后旦巴嘉措参与和主持创建夏河县藏医医院将在下文专章介绍。

1978年3月，旦巴嘉措应邀参加在云南昆明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民族药会议”。根据会议精神，他回来后积极投入工作，上高山、下平原，在交通、食宿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采集了很多甘南地区道地藏药材标本，撰写、整理并及时提供了各藏药材品种的说明书等相关资料，使《中国民族药志》得以按时出版。

旦巴嘉措一生多次赴藏朝圣考察、学习参会，其中第二次赴藏是在1978年的春末。这次他在拉萨拜见了拉萨药王山继承者、著名藏医学家曲智合大师。首先旦巴嘉措向曲智合大师敬献礼品哈达和磕头行礼，并说明虽然自己曾学习过藏医药学，但是基础很差，因此这次专门从安多地区慕名而来，就是请求曲智合大师收他为徒，希望在大师的足下进一步深造藏医药学。曲智合大师得知他带着求学的梦想，从遥远的安多拉卜楞而来，认为他求学愿望强烈，背诵过《四部医典》，且藏医药基础知识扎实，再者曲智合大师也非常乐意为西藏以外地区的有志之士传道授业，以便使藏医药在更大范围内得到普及并为大众解除疾病痛苦，因此决定收他为徒。旦巴嘉措继而在曲智合大师足下再次系统学习了《四部医典》《晶珠本草》等藏医药经典真传，而且也温习了曼巴扎仓传统诵读经文及其音调秘诀，还有佛事仪轨、教学制度等。

旦巴嘉措此次赴藏求学，对恢复拉卜楞寺曼巴扎仓（医药学院）“文革”后的佛事仪轨产生了积极影响。

1978年10月，旦巴嘉措参加了在青海省西宁市召开的“第二次六省区藏药标准会议”，同时作为甘肃藏医药界代表向《中国民族药志》中的“藏药资料汇总”工作提供他所负责承担的藏药资料并作相关说明。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藏医分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对藏医药学古籍文献的一次最大范围、最高规格的挖掘、整理和编纂工程，几乎汇集了整个藏族聚集区的藏医药权威专家直接参与编写。在甘肃，通过逐级对专家的学识能力和学术影响力等方面进行严格筛选和审核，最终推荐由旦巴嘉措负责并和拉卜楞寺曼巴扎仓的著名藏医药专家嘉吾曼巴组织编写工作。1979年7月，根据卫生部中医司的安排，西藏自治区卫生厅牵头在拉萨召开了《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藏医分卷》第一次编委会。会议研究确定了编写大纲、具体编写要求和进度安排，并且组建了编委会，甘肃方面聘任旦巴嘉措、嘉吾曼巴为编委，负责编写基础理论方面的“病因病机”等七个章节，旦巴嘉措负责具体编写事宜。

会后，旦巴嘉措组织成立了以夏河县藏医医院的尕藏嘉措、罗藏扎西、坦木克等业务骨干组成的编写小组，在满足了必要的工作条件后便很快投入编写工作。

1980年5月，甘南藏族自治州卫生局主持召开“甘南州藏医药工作座谈会”。会议就如何进一步落实中央（78）56号文件和省委（79）39号文件精神以及如何恢复和发展甘南藏医药工作等问题进行讨论。旦巴嘉措在会上做了交流发言，他结合甘南藏医药悠久的历史、藏医药完整的理论系统、藏医药的简便实用以及当地农牧民群众对藏医药的信任等方面，分析阐述了大力恢复和抢救藏医药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阐明了藏医药在全州防病治病的卫生工作中将发挥的主力军作用，强烈呼吁在有条件的玛曲、碌曲、卓尼、迭部等县尽快建立藏医院，也建议各县基层卫生院相继创建藏医门诊部并提供必要的政策支持和经费保障。大多与会者听后为之振奋并踊跃发言，各抒己见，纷纷表示赞同各县建立藏医医院的建议。也就是通过这次座谈会，改变了一些领导对藏医药学的偏见，坚定了他们支持藏医药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因此有人认为，后来甘南相继成立各县藏医医院虽是大势所趋，但旦巴嘉措在这次座谈会上的一席发言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也正因为如此，甘南的藏医药机构创建工作走在了整个藏族聚集区的前列。

1983年夏，《中国医学百科全书·藏医分卷》审稿会在西藏拉萨召开。与会专家对已经完成编写的内容进行了全面审定。由旦巴嘉措负责的“病因病机”等七个章节的编写内容获得专家组好评。

在审定讨论中，专家组对于藏医药历史及其经典《四部医典》的起源是“佛语”还是“编著”的问题，出现学术分歧。据说当时专家们争辩比较激烈，旦巴嘉措旁征博引、据理反驳了异见，郑重发表了个人“《四部医典》的基础就是‘佛语’，以宇妥·云丹贡布为代表的历代伟大藏医药先哲们只是对该《医典》进行了必要的整理、补充和完善”的学术见解。他还对临床处方用药方面的选择和厘定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建议，认为应该充分尊重各地区、各专家处方用药的师承脉络，允许存在不同配方、药材、剂量等差异，不宜把临床处方用药的范围有意缩小在某一专著或某一区域的用药习惯上。

1983年，夏河县卫生学校成立。受县委、县政府的聘请，旦巴嘉措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藏医药课程的主讲任务，认真备课、按时授课并严格要求各学员完成相关授课内容的学习和消化。学员对旦巴嘉措是既敬重又畏惧，因此每个学员对他的课都非常重视，他为该县培养适用性藏医药人才做出了积极贡献。

1984年10月，“甘肃省振兴中医工作会议”在省会兰州隆重召开，旦巴嘉措作为甘肃省藏医药权威专家代表应邀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传递的信息是，甘肃省委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对中医药及藏医药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会上还专门安排旦巴嘉措就甘肃藏医药当前工作发表看法，旦巴嘉措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了交流发言：一是甘肃藏医药，尽管因为拉卜楞寺的存在而历史悠久，底蕴厚重，资源丰富，但由于“文革”的冲击，甘肃藏医药也和全国其他省份一样受到重创。拨乱反正以后，其他省份政府层面对藏医药事业的发展高度重视，因而发展较快。而甘肃藏医药与全国其他藏族聚集区比较，无论是机构建立、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养，还是医疗制剂研制、科研教学等工作都相对滞后，特别是当时各藏医药机构的工作环境、设施条件、人员结构等硬件条件与相应同级的综合医院相比差距很大，从而极大地制约了藏医药医疗机构业务工作的发展，应该引起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二是甘南各地民间都有一些理论基础扎实、临床经验丰富的名老藏医，他们都在默默无闻地从事着简单而又艰苦的基层藏医药医疗服务，在整个基层医疗卫生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大多工作条件差，缺乏拓展业务的经济能力，导致工作态度比较消极。因此，建议将这一部分专业人员，经过考核筛选，吸纳到藏医药医疗机构中，并为其创造条件，配备学徒。这样不但可以更好地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把他们的学术经验更好地继承下来，而且也能缓解藏医药后继无人、缺医少药的实际问题，是一举两得的事情。三是甘肃现有的藏医药技术人员，基本上都是接受传统教育、毕业或师承于曼巴扎仓，抑或属于自学成才型。虽然他们临床诊治运用自如，但因为没有学历，所以很难获评职称和提高工资待遇。因此，为调动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和提高他们的工作热情，应尽快制定相关措施，解决他们专业技术职称晋升的后顾之忧。四是甘南藏族自治州卫生学校是当时甘肃省培养藏医药人才的唯一中等专业学校，因此要继续加强该校师资力量，提高教学质量，扩大招生范围，拓展专业设置。同时考虑委托西藏大学藏医学院培养甘肃籍藏医药大学生，为甘肃省藏医药人才队伍注入新生力量。五是西藏是藏医药文化的摇篮，而且当时西藏的藏医药工作发展迅速，特别是西藏自治区藏医院值得甘肃省去取经学习。因此，建议从甘肃省卫生厅层面争取西藏方面的支持，接收甘肃省一些德才兼备的学生前往进修深造，以便加强交流学习。六是在藏医院的建设和考核评价体系中，必须因地制宜，无论在临床诊断、制剂用药，还是科室设置、医院文化中都必须突出藏医药的诊治特色和文化特色。

旦巴嘉措的这些意见建议虽然是用藏语讲的，但通过翻译，与会的领导和专家都很受启发，表示非常赞同和支持。

1985年5月，在青海省西宁市召开“全国中等藏医教材第一次编审工作会议”。旦巴嘉措应邀参加会议，并在会上就中等藏医教材的编写要求等做了指导性专题发言，发言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方面：一是既然是中等专业学校的课本，那就要根据中等专业学生的水平设计大纲，内容范围不宜过深过繁；二是整个内容必须以《四部医典》及其权威注释本《祖先口述》《蓝琉璃》等为主要参考文献进行整理撰写，突出藏医药学的特色；三是教学模式上考虑“石子喻”和“树喻”的藏医药传统教学方法并体现于教材始终；四是避免中医药和西医学编译性的内容穿插其中，避免“不藏不中”“不藏不西”，中医药和西医学方面的常识性知识可以借用通用教材并单独设立课程；五是要从培养全面系统掌握藏医药基础理论、临床诊断、处方配伍以及常用药材的采集炮制等全能性人才的角度，考虑、设计教材的编写，避免“医不识药、药不行医”的局面；六是先草拟大纲，经过专家评审后再依照大纲进行具体编写。这些意见建议，得到了来自全国五大藏族聚集区藏医药与会专家、学者的好评并纳入编写原则之中。

1985年8月，旦巴嘉措参加了在甘南藏族自治州合作市召开的“甘肃省民族医药学会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甘肃省民族医药学会章程（草案）》，选举产生第一届理事会成员。旦巴嘉措被选举为副会长兼秘书长。在会后召开的学会座谈会上，旦巴嘉措首先对选举其为副会长兼秘书长表示感谢，同时提出四点希望：一要健全学会管理制度，加强学会与会员之间的沟通协调和与其他各省区兄弟单位或学会的交流；二要学会主动地了解、调研甘南藏医药实际存在的共性问题，并为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中发挥参谋助手作用；三要组织各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动，特别是一些专题性的学术研讨；四要积极争取政府支持，拓宽学会的工作职能，在医院建设、人才培养、古籍整理和继承发展等方面发挥指导、引领作用。

1987年9月，旦巴嘉措应邀参加了在兰州召开的“全国中医内科学会痹病、脾胃病第四次专题学术会议”。是年，经过甘肃省卫生系列职称改革领导小组严格评审，聘任并授予旦巴嘉措藏医主任医师职称，他成为当时甘肃省唯一的藏医药领域正高级职称获得者。同时碌曲县的加羊尼玛、甘南藏族自治州的达洋巴、卓尼县的次智木等获得藏医副主任医师职称。

20世纪80年代，藏族聚集区专业人员的职称评审工作还处在摸索阶段，甘南藏族自治州藏族文化专业人员的职称评审工作更是如此，引起了甘南藏族自治州州委、州人民政府的高度关注和重视。

1985年以来，甘南藏族自治州第一次组织专家，酝酿草拟藏语言文学、藏医药、藏族天文历算以及藏汉翻译等领域的职称评审办法。州人民政府委派藏学巨匠赛仓·罗桑华丹、旦巴嘉措和毛兰木（著名藏文书法家）三位大师组成专家组负责草拟工作。当时笔者作为恩师旦巴嘉措的随从兼秘书参与了整个过程，这项工作的具体负责人是毛兰木大师，另外还有州民委原主任益西先生等青年学者参与。

三位学界泰斗对藏学和藏学工作者所持的深厚情怀，全部倾注在了关乎藏学工作者切身利益的职称评审办法的字里行间。三位大师工作严谨、认真负责、互敬互惜、情同手足，尽显大家风范，至今笔者仍记忆犹新。他们先后草拟、修订了《甘南州藏医药技术人员职务任职条件及评审办法（试行）》《甘南州藏医药科研人员职务任职条件及评审办法（试行）》《甘南州藏历天文星算科研技术职务任职条件及评审办法（试行）》《甘南州藏语言文字专业技术职务任职条件评审办法（试行）》和《甘南州藏文翻译专业技术职务任职条件评审办法（试行）》等，不久被甘南藏族自治州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以“州职改办（1987）79号”文件下发实施。

这次草拟的职称评审办法成为那个年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更给甘南藏学工作者带来了职称晋升的“春天”，20世纪80～90年代的甘南籍藏学工作者都是这个事件的受益者和见证者。所以，我们应当记住为此付出努力过的先贤。

旦巴嘉措曾任甘南藏族自治州卫生系列中级职称评委会评委专家和州藏医药专业职称评审委员会委员并开展工作多年。

1990年，由旦巴嘉措主持实施的科研课题“藏药洁白丸、八味沉香散、九味石灰华散的整理与提高”获甘肃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和甘南科技进步特等奖，这在当时实属不易，开创了甘肃藏医药领域获得省、州科技进步奖的先例。

1988年，由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发文任命旦巴嘉措为甘南藏族自治州藏医药研究所名誉所长，研究所也为他安排办公室，并请他在方便的时候前来指导工作。

1991—1992年，旦巴嘉措多次应邀参加《甘南藏族自治州藏医药发展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的拟定、讨论、修改。

1996年，在各级相关部门的极力推荐下，甘肃电视台以旦巴嘉措先进事迹为题材，录制了电视专题片《旦巴嘉措与甘南藏医》。9月，该专题片在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广播电影电视部、文化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联合主办，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协办的“第六届全国少数民族题材电视艺术‘骏马奖’评奖活动”中获提名奖。

“树喻”，即用“如意树”“菩提树”之根干枝叶结构做比喻，藏语字面理解有“以树展示”之意，也就是巧妙地应用植物根干枝叶按序生长的特性，加以说明篇章段落的层次顺序、分支结构，是藏医药学所特有的一种传统表现形式，具有“纲举目张、提纲挈领”之作用。其中若干树根、树干、树枝、树叶、花朵、果实，分别表示若干总纲（篇）、章、节、小节等。把这种植物结构巧妙地应用于章节段落层次的构思，真可谓奇思妙想！

而“树喻”作为藏医药传统的教学方法，一直被拉卜楞寺曼巴扎仓所传承和发扬。因此，旦巴嘉措作为学术指导，由其擅长绘画的学生娘吉合先木，在拉卜楞寺曼巴扎仓新建的庭院墙面上设计、绘制了30余幅《四部医典》中的《根本部》“石子喻”和《论述部》“树喻”图，并以此定期对学院医僧进行讲学，令其观摩。

藏医药学历来百家争鸣，学派众多，擅于在批判的研究中吸收或排除异见。拉卜楞寺曼巴扎仓的建立与发展，与西藏药王山医学利众院有着密切的学术师承脉络，而这种师承脉络的特点在药材辨认上尤为突出。

拉卜楞寺曼巴扎仓在借鉴和承袭西藏药王山学派的基础上，根据药材生长的地域、形态、性味不同，对某些药材形成了独特的辨认体系。受历史变迁影响，拉卜楞寺曼巴扎仓的这一独特辨认体系趋于消亡。而旦巴嘉措全面继承了曼巴扎仓这一独到的学术观点和传承体系。他在多年查阅《晶珠本草》等大量藏药文献资料的同时，实地采集标本，走访专家解疑交流，鉴定确认矿物、动物及植物藏药材超过千余种，对青藏高原道地藏药材如数家珍，辨识独到。为了继承和发展拉卜楞寺曼巴扎仓独特的藏药材辨认体系，旦巴嘉措历经数年，指导擅长绘画且对藏药材辨认有很深造诣的学生娘吉合先木，先后绘制两套近300幅“藏药材鉴识标本”，现分别收藏于拉卜楞寺曼巴扎仓和夏河县藏医医院，极具学术研究价值。

1996年的西藏之行，旦巴嘉措师徒不仅参观了各地佛教名胜古迹，而且参观考察了自治区藏医院、自治区藏医院药厂、山南地区藏医院、日喀则地区藏医院等，与这些兄弟单位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沟通、交流，建立了友好关系。

在日喀则地区，旦巴嘉措师徒一行沿途还参观考察了一所特殊的藏医学校，即“边雄藏医学校”。这所学校是由十世班禅大师牵头、在瑞士红十字会援助下创建的，生源全部来自西藏边远偏僻地区，学生完成六年的学业之后，学校资助其一定的启动资金，令其返回原籍从事藏医药工作。据强巴土登厂长介绍，在山南地区也有一所“松赞藏医学校”，办学性质、课程设置等都和这所学校一样。当了解到这两所学校的课程主要是从背诵《四部医典》开始，其他教学也是继承经院式的传统教学模式时，旦巴嘉措不住赞扬办学者的办学理念。后来他曾多次在各种正式场合提到了这种办学模式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1999年，旦巴嘉措应香港立法会一议员邀请前往香港考察，在某大学进行“藏医药基础理论”为主题的学术讲座，并先后参观、朝拜大屿山的宝莲禅寺、天坛大佛、观音寺，荃湾的竹林禅院、南天竺，港岛的东莲觉苑等佛教寺庙，与永惺法师等香港佛教界知名人士座谈交流相关藏传佛教教义及藏医药学术。

2000年9月21日，甘南藏族自治州藏医药学会学术研讨会在州府合作市隆重召开。这次会议邀请到时任甘肃省卫生厅厅长的石国璧参加会议并做重要讲话，还特别邀请当时已经退休的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旦巴嘉措做重要学术讲座。旦巴嘉措虽因身体原因未能参加，但给会议寄去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件，引起与会者强烈共鸣，内容如下。

甘南藏族自治州藏医药学会：

你会寄来的邀请函收悉。收到后我心情非常激动，虽有心亲自参加会议，但因年老体弱，不便前往甚为遗憾。

现委托我的学生桑吉东珠，代向大会请个假，并为会议的胜利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奋战在我州藏医药界的各级各类专业人员表示敬意！向与我共事多年的老同志们表示问候！向支持、筹备本次会议的单位及个人表示感谢！

我州能召开这样的会议，实在对我等已经为发展我州藏医药事业耗尽了有限精力的老人们给予了很多慰藉，我们可以放下心了，再也不需要为后继无人而发愁了。但也许是老者多言的缘故吧，我还是有几句话要说：

第一，发展藏医药事业，其基础在于继承，只有继承才能有发展、提高之谈。现在大多数年轻人有望成为栋梁之材，但有部分人只图虚名而不求实学，撷文摘句、经抄写组合成一篇在外行看来是“大作”的东西，就觉得自己了不起，这种行为对藏医药整体和长远发展毫无益处。

第二，我认为没有经济大力支持，很难发展藏医药。但经济方面是次要的，服务才是主要的，为患者解除一点病痛，才是我们藏医药工作者的职责与目的，也符合藏医道德标准要求。

第三，一个民族、一门学科的存在，主要由它是否具备不同于其他民族、其他学科的特色而决定。所以，我自始至终主张藏医院和藏医药的任何机构都必须强抓特色，也就是说理论、临床、制剂、医德各方面都要体现出我们藏民族及藏医药的特色来。

第四，希望乘这次会议的机会，除学术上的探讨外，大家多交流、多沟通，力求团结协作，把分散的力量凝聚起来，我深信我州藏医药事业的明天会更加辉煌。

最后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该信件内容言简意赅、切中要害，至今仍令我们深思！

这封信件被会议组织者安排在开幕式上宣读，因引起与会者强烈共鸣而成为会议研讨主题。 ynVh4OfPAPJ7C0OdZ0pk/p5NFFs0UuwigOCY7F3/xqdbYCGePrCUqh170USk1tg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