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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我跟随胡希恕先生完成为期半年的期中实习。期间胡老无授课任务，每周上班六个整天，故收获颇丰。抄胡老手稿时，发现有“辨证施治”，也有“辨证论治”。于是问胡老，哪个说法对？答曰：“都对，在我这里应该是辨证施治，你们跟着讲义说，应该是辨证论治。”又说：“辨证施治是进行式，辨证论治是讨论式。你们还在那里讨论呢，我这里已经施治完了。你们就随讲义吧。”时光流转，已过去五十多年。中医基层工作者要培训，毕业生要实习，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翻开新书《胡希恕讲伤寒杂病论》，书内用的仍是“辨证施治”，提醒我有必要再认识这个问题。
教材讲“辨证论治”是辨证求因，审因论治，立法选方，据方议药。《辞海》谓：“论者，有讨论、论证、选择之意。”“论治”的核心是，运用《内经》的脏腑理论、五行学说、病因病机及治疗法则，进行辨证治疗。其结果是医生自己造一张处方，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处方想怎么开就怎么开，要工作很多年，才能取得自己的经验，难怪有“看病要找老中医”之说。师承传授有其局限性，有些经验很难重复。胡老称其为医经理论体系，当然要用“辨证论治”，教材就是如此教的。
胡老讲辨证施治是于罹病人体一般的规律性的反应基础上，而更适应整体的、讲求通治常见疾病的大法。它的程序是：罹病人体的证候反应→八纲辨证→六经辨证→再辨方证→抓主证，进行“方证”治疗。这是有别于医经理论体系的经方理论体系。辨方证是辨证的尖端，有是证就必用是方，不管它是西医的什么病，就可以“一方治多病”，达到“异病同治”的目的。
《辞海》谓：“施者，有给予、实行、用之之意。”“施治”时，既然辨方证准确，随即处方治疗，不必再进行讨论。故张仲景在《伤寒论》中用“主之”，有123次之多，“宜”有40次，“可与”有24次，“不可与”有16次，“不得与”有2次，“当服”有1次。仲景有云“随证治之”（16）、“以法治之”（267）、“以法救之”（244）。六经病的标题是“辨某病脉证并治”。“并”者，有合并、一齐、兼并之意，如“二阳并病”（220）、“太阳与少阳并病”（142、150、171）。“并联”“并列”“并发症”及“合并症”等，都是并列关系，有“并驾齐驱”之意。仲景没有考虑、化裁、以冀、斟酌、讨论之言。以上就是辨脉象及证候之后，直接用方证进行治疗之明证，如桂枝证、柴胡证、白虎证、四逆证等，胡老称之为“辨证施治”。
胡希恕先生断然指出：“仲景书本与《内经》无关，《伤寒论》的六经来自八纲。”“经方理论体系与医经理论体系，都是源远流长，但二者不能混为一谈。用《内经》的理论作依据，解释《伤寒论》的经方，是不合适的。”“经方理论用辨证施治，医经理论用辨证论治，我看是适合的。”对此，作者有如下的讨论，与同道商榷。
《素问》的前期作品基本可以肯定是战国至东汉这一段时间的，它亦非成于某一人之手。凡七十余篇，主要是用竹简、帛书或刻在木板上等方式，传抄流传，原貌已不可睹。任应秋老师在《中国医籍提要》中谓：“《黄帝内经太素》是第一部对《内经》全文进行分类的典籍。同时，它又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内经》注本。为隋唐杨上善在公元605～616年任太医侍御时所著。”任老在《内经十讲》中谓：“杨上善的《太素》，实为《素问》《灵枢》的混合改编本。”杨氏将《素问》《灵枢》各篇全部拆散，按其不同内容的性质共分作十九大类。”
王冰，号启玄子（公元710—804年），唐代宝应年间曾任太仆令，先后用了十二年的时间整理和注释《素问》。任老在《中国医籍提要》中谓：“《黄帝内经素问》为王冰重新编次并注释《素问》之作，书凡二十四卷，计八十一篇。”
任应秋老师在《内经十讲》中谓：“《内经》这书，单从《素问》来说在唐代就已经是错乱不堪了。”
王冰自序中说：“世本纰缪，篇目重叠，前后不伦，文义悬隔，施行不易，披会亦难，岁月既淹，袭以成弊。或一篇重出，而别立二名；或两论并吞，而都为一目。或问答未已，别树篇题；或脱简不书，而云世缺。重《经合》而冠《针服》，并《方宜》而为《咳篇》，隔《虚实》而为《逆从》，合《经络》而为《论要》。节《皮部》为《经络》，退《至教》以《先针》，诸如此流，不可胜数。”
王冰是怎样下校勘功夫的呢？其在自序中云：“其中简脱文断，义不相接者，搜其经论所有，迁移以补其处。篇目坠缺，指事不明者，量其意趣，加字以昭其义。篇论吞并，义不相涉，缺漏名目者，区分事类，别目以冠篇首。君臣请问，礼仪乖失者，考核尊卑，增益以光其意。错简碎文，前后重叠者，详其指趣，削去繁杂，以存其要。”
《素问》的第二部分，主要指《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气交变大论》《五常政大论》《六元正纪大论》《至真要大论》七篇，还有《六节藏象论》前面一段。全是王冰所增补，通称“七大论”。
钱超尘教授在《伤寒论文献通考》（学苑出版社，北京，1993）一书中指出：“王冰《素问》注本，以南朝齐梁间人全元起的《注黄帝素问》八卷（约70余篇已亡佚）为底本，而加以校注和重新编次。王冰本之“七大论”不是《素问》原书所有，而是王冰不明言该篇的来源与流传，硬指派它就是久已失亡的《素问》第七卷，失之孟浪。林亿对此卷详加考证，证明此卷是汉代古医经《阴阳大论》，但绝非是《素问》第七卷之原文。林亿所考，坚不可摧，已成定论，有功医林。”
《内经》的主要内容是脏腑经络、病机、诊法、治则四大学说。又论伏羲知天，黄帝知人，神农知地，并讲草木、果实、虫畜、鬼邪，可谓“中国古代医学论文之大全”。洋洋162篇，约15万字，唯独缺少治病的方剂。所载13个方剂：四乌贼骨一藘茹丸和泽泻术散为验方；小金丹方为炼丹防疫之药（辰砂、雄黄、雌黄均有大毒），并非《外科全生集》治骨疽、瘰疬的小金丹，鸡矢醴方在《金匮》叫鸡屎白散；泽泻术散在《金匮》叫泽泻汤，但二者的主治有明显不同。其余9张方剂，只能说它是食疗偏方。
中医治病没有草药不行。《素问》理论庞大，下笔千言，离药万里，所载药物乌贼骨、茜草、泽泻、白术、紫苏、生铁落、雄黄、雌黄、辰砂、鸡屎、醴等10味，只有泽泻和白术来自《神农本草经》。成书年代比《内经》要早的《五十二病方》，虽看不到阴阳五行的痕迹，却载药方近300个，使用药物247味。《五十二病方》讲“不见于《神农本草经》和《名医别录》两书的草药，接近一半”。说明写作此书的人见到了《神农本草经》。同样是在唐代，《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的著者孙思邈（公元581—682年），《外台秘要》（简称《外台》）的作者王焘（公元670—755年），均见到了《神农本草经》和《伤寒杂病论》的部分内容，并加注说明。唯独上千年形成的《素问》改来改去，算上王冰，却没有见到“开天辟地”的两大中医经典古籍，这不能不使人感到疑惑。
《素问》的第一部分，从文字结构来看，说明出于先秦，是一部医学论文集，从未有人见到过。张仲景也未曾见到，因《伤寒杂病论》书中无《素问》的实质内容。《张仲景原序》谈到《素问》，为王叔和所加入，已成定论。一直到了南朝齐梁年间才有了全元起所注的《黄帝素问》八卷，又叫《素问训解》，约七十余篇，只有王冰和林亿见到了此书，全氏本亡佚于南宋。《素问》的第二部分，为王冰所加入的“七大论”和《六节藏象论》的前面一段，经考证实属汉代古医经《阴阳大论》。此“七大论”，主要讲“五运六气”，为王冰的侈言图钤之玄奥，给成无己以五运六气释《伤寒论》开足了先河。
《素问》的成书时间，从战国晚期，一直到唐代中期王冰校勘整理，重新编次，已逾千年。基本上是“论医不言方药”，可谓“不讲六经与八纲，绞尽脑汁做文章。写天写地说灵气，哪里还知仲景方？”
刘渡舟老师谓：“《伤寒论》是中医之魂。倘若没有《伤寒论》，中医将黯然失色。而没有王叔和，也没有《伤寒论》，所以说王叔和是仲景学说的功臣，是中医的功臣。”钱超尘教授谓：“《伤寒论》在中医学上的价值，无论给它怎样高的评价，也不过分。”
皇甫谧（公元215—282年）45岁时写《针灸甲乙经·序》谓：“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汉张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数十卷，用之多验。近代太医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遗论甚精，指事施用。”北宋高保衡、孙奇、林亿校订《伤寒论序》谓：“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
我们现在看到的《伤寒论》是398条，113方（缺禹余粮丸），《金匮要略》是608条，44个病证，226方，另有附方28首。两书减去重复方和缺失方，实有方剂253首。两书减去重复药物，实有共用药物166种，其中近90%皆载于《神农本草经》，非《神农本草经》所记载的药物只有17种。
钱超尘教授对《伤寒杂病论》的由来在《伤寒论文献通考》有如下的考证：
“印刷术”肇始于隋，稍行于唐，扩大于五代，精卓于宋。汉代著作，除少数写于绢帛者外，其他大多写于竹简或木简。仲景《伤寒杂病论》，必用竹简。仲景著作撰于任长沙太守时，即建安七八年至建安二十二三年之间（公元202～218年），这16～17年间，《伤寒杂病论十六卷》是完整的。
仲景卒于建安之末（公元219年），仲景著作散乱于他逝世后3～5年，原貌已不能复睹，但没有丢失。实因魏太医令王叔和（公元210—280年），加以整理撰次。仲景未逝，叔和已生，二人未曾见面，亦必相知无疑。叔和年龄较皇甫谧为长。叔和见到了自己的山西同乡，仲景的学生卫汛，而卫汛则直呼王氏之名“煕”，故知二人乡谊颇深，这对整理仲景遗著大有帮助。
《张仲景原序》中的《伤寒杂病论十六卷》，是最原始整理之本，为王叔和在仲景逝后的3～5年开始，到公元235间完成整理的，书名为《张仲景方十五卷》，它保留着《伤寒杂病论》的全部内容或主要内容。因此书实用性极强和雕版印刷术的广泛使用，故一直流传至唐末犹存，曾录于《隋志》《旧唐志》《新唐志》，这一时期的书名为《张仲景药方》或《伤寒卒病论十卷》等。《仲景十六卷》较《叔和十五卷》并非遗失一卷，实因传抄时分并方法不同所致。传至北宋，《张仲景方十五卷》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即《伤寒论十卷》，《金匮玉函经》是《伤寒论》的“同体而别名”之作；第二部分即《伤寒杂病论》中之“杂病”，又称《金匮玉函要略方论》（今称《金匮要略方论三卷》）。二书为何均称“玉函”？因为六朝之人极为珍爱仲景书，而有“见宝爱之”意。以上足以证明，《伤寒论》《金匮要略方论》，原为《张仲景药方》的组成部分，为叔和亲撰次者，最接近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原貌，此乃生民之大幸也。
唐初孙思邈（公元581—682年）耗费几十年精力，终于把这个《伤寒论》传本寻觅出来，加以标注，编进《千金翼方》卷九、卷十中（成书于公元682年），称唐本《伤寒论》，到现在已经一千三百多年了，是个极为重要的《伤寒论》传本。从条文顺序来看，与现在通行的《伤寒论》编排次序大不相同；但从内容来看，却与王叔和《伤寒论》无多大出入。对于校勘宋本《伤寒论》，补充宋本《伤寒论》的阙文，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北宋国力昌盛，印刷术发达，人才济济，整理校订了多种重要医学典籍。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孙奇、林亿校订的“张仲景《伤寒论》十卷”（称白文本），即《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伤寒杂病论》十卷。据传统说法，张仲景《伤寒论》中的十卷属于伤寒，六卷论述为杂病，有史可证。北宋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伤寒论》小字本问世，称宋本《伤寒论》，印数不多。明代万历年间（公元1599年），在宋本一发垂绝之际，藏书家、刻书家赵开美（江苏常熟人也），从名医沈南昉处得到了宋小字本《伤寒论》。遂复刻之，功莫大焉。传至今日只有五本，为尊重赵氏之功，大家均称其为“宋本《伤寒论》”，良可叹也。
以上节选于钱超尘教授的《伤寒论文献通考》。
金代成无己（公元1144年）见到《内经》《难经》，又见到王叔和的《伤寒论》，好像发现了“新大陆”，凭空臆想，把两个毫无关联的“经方”“医经”理论体系合二为一，引据《内》《难》来解释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撰为《注解伤寒论》（简称《注本》）。到了明代晚期，赵开美将成氏本与宋本《伤寒论》小字本（又称“白文本”）同时刻印，成氏《注本》发行量比“白文本”要大得多，影响中医界四百多年，后世医家称其为“以经释论”的典范。成氏在《注本》卷首，大论“南北政脉应，运气加临汗差、棺墓、补泻病证诸图”“五运六气加临转移图”，并强调说“五运六气主病，阴阳虚实，无越此图”。对调胃承气汤、四逆汤的注释，引用《素问·至真要大论》中的经文进行方解。细标空谈，使人摸不着头脑，无法指导临床诊病处方。实际上，五运六气与古代历法、气候、气象有关。
南朝梁人陶弘景（公元456—536年），抄写于帛书上的《汤液经法》360首方剂中的60首，书名为《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1988年在河北威县被发现，中医界2000年来的最大疑惑，终大白于天下。冯世纶教授考证：“从《辅行诀》可以看到，张仲景从《汤液经法》的60首方剂中，选出36首方证，收入《伤寒论》，约占三分之二。证明‘汉张仲景论广汤液为十数卷’确为事实。”
从叔和至治平二年，八百年间，《伤寒论》十卷之流传，历历可数，脉络清晰，基本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