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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后我才明白，父亲和母亲的关系，正如西方和东方的关系。一个学识渊博、举止优雅，另一个勤劳聪慧、朴实无华。他们唯一的共同之处在于，双方都是极有主见的人，再加上历次政治运动的无情冲击，使得他们日后长期分居两地。
1940年，十七岁的母亲出嫁，其时初中毕业的父亲在故乡——东海中的南田岛（今属宁波象山县）上的一所小学教书。那年，存在了二十八年的南田县治被撤销，成为新成立的三门县（隶属台州）的一个区。撮合他们的媒人是爷爷家的一个长工，这位长工从前经常光顾邻村樊岙（原为南田县府所在）我外祖父的小商铺，对谭家三女儿印象不错。但据母亲回忆，举行婚礼的那天晚上，突然刮进来一阵大风，吹灭了堂屋里的一支大红蜡烛，那似乎是个不祥的预兆。
地理书上说，南田是宁波第一大岛，在浙江也仅次于舟山、玉环和岱山（分别为市府和县府所在地）诸岛，加上岛上土性肥沃，因此得以在民国元年置县，管辖附近的几座岛屿和列岛。可是，历史上它却有五百多年无人居住。原因在于，明代朱元璋称帝不久，为防范沿海军阀余党、海盗残余和私人出海从事海外贸易，厉行海禁，南田被列为“封禁之地”，不准百姓进岛垦荒。1479年，甚至保存在岛上的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记录也被彻底销毁。
明末清初，浙江沿海出现了以张苍水为首的抵抗运动。张苍水本是宁波鄞县人，曾官至兵部尚书，南田是其活动据点之一，附近的小岛花岙是他最后被清兵捉拿之地。故当沿海诸岛于康熙年间陆续解禁时，南田仍为禁域，直到光绪元年（1875），经浙江巡抚杨昌浚
奏请，始获准开禁。
我的祖父母是民国初年从老家温岭横峰移居南田的。温岭南接温州乐清，它与北边的黄岩共同组成的温黄平原是台州的粮仓，其面积在浙江仅次于杭嘉湖和宁绍两大平原，今天仍是浙东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南田解禁之初，百姓仍不愿移民岛上。祖父是个勇敢的人，他响应政府的号令，率先雇人在岛上开荒种地。待拥有一定数量的农田后，再全家迁入岛上。
而我的外祖父原先在老家黄岩城内的千年古巷——东禅巷口开一家南北货店，日子过得也算可以。偏偏发生了一场大火，家产付之一炬；与此同时，与他人合雇的一艘开往上海的茶叶船遇到台风沉没了。为躲避债主讨债，外公携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和新婚的外婆逃亡到了南田，他们在岛上可以说是白手起家、重操旧业，依靠的是勤劳和过去年代积累起来的商业经验。
我的母亲出生在南田，父亲虽出生在温岭，但在襁褓之中，便被奶奶抱着随家人迁至南田，我的小叔和小姑是在岛上出生的。父亲仪表堂堂，在我的记忆里，唯有电影演员赵丹可以与之相比。这一点从留下来的照片里也可以看出，在他和同学于北大红楼前的诸多合影中，他总是处在中心位置。相比之下，母亲并非天生丽质，脸上还有些许雀斑，但她聪明善良，个性鲜明。
母亲上小学四年级时，岛上有个富家女孩被送到大陆念书，不久那女孩放假回家，因为打扮入时引得乡邻议论纷纷。于是外婆就认为女孩子书念多了不好，让母亲辍了学，帮着家里开店。父亲和母亲婚后有过一段幸福的生活，直到父亲在母亲的鼓励下到临海读高中，仍鸿雁传书（母亲因此练就了一手清秀的毛笔字）。后来，父亲沿陆路徒步走到福建西部的古城长汀，考取了厦门大学，却放弃了。
之后，父亲继续向西，穿过江西和湖南，到达贵州时生了一场病，幸好得到在遵义就读浙江大学外文系的二伯父的照料。病愈之后，父亲在伯父的引荐下，在浙大外文系图书馆做了大半年的助理，因此也可以说和我是浙大校友。或许，父亲后来能熟练阅读英文名著，是在那个时期修炼的功底。
第二年，父亲继续向西南行进，到达昆明后考取了西南联合大学。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父亲才转到北京大学。我一直不能明白，祖父一辈子务农，又是在偏僻的海岛上，何以能有两个儿子考取名校的人文专业？多年以后，我在温岭见到大伯父的儿子、年长我二十多岁的堂兄光宇，提出了这个问题。
光宇是师范学校的毕业生，做了一辈子中学语文老师。他告诉我，晚年的祖母曾不无夸口地告诉他，蔡家的文脉源自于她。祖母娘家在祖父温岭老家的邻村，她的父亲比我祖父更早派人上南田岛开荒，因此可以说是“富二代”。据光宇回忆，祖母年轻时不仅相貌出众，且擅长交际，虽不曾念书，听人诵经时常常过耳不忘。而祖父的特点是勤劳和仁慈。光宇告诉我两则故事：其一，有位长工活干得好，祖父便在自己的土地上为他盖新房娶媳妇；其二，家中老黄牛干不动活儿后，通常农民会宰杀或卖掉，祖父却养它终老并葬之。
我的母亲自信（八十多岁时仍喜欢指指点点）、能干（续弦的外婆的长女）、果断（那使她失去很多）。据光宇回忆，1948年，蔡家迁回温岭以后，南田的土地和庄稼就交给她打理。另一方面，由于读书太少，又造成她压抑、多疑和不服输的复杂心态。她的粗心使得比我早十九年出生的姐姐幼时夭折，同时也为我来到世上提供了理由。而母亲的坚强则是一笔无形资产，始终激励并保护着我。
言归正传。我降生那天恰好是三月三日，连日阴雨的天气突然放晴。当天父亲便从杜甫的诗作《丽人行》中获得灵感，为我取了“天新”这个名字，那首约作于753年的七言古诗开头一句是这样写的：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长大以后我才了解，杜甫的诗歌大多是忧国忧民的，《丽人行》也是一首批判诗，开头几行应该算是例外了。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的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访问。有一天，我从《北京晚报》的中缝广告栏上得知，东城区有家影院在放映一部名为《丽人行》的老电影，便大老远换乘好几辆公交车赶过去，结果却被告知临时换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