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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夏天我和母亲在樊岙的有限日子里，去过五里开外的小村枫树脚塘。那是我爷爷奶奶的家，就在从樊岙到鹤浦的路上。我爷爷曾经是乡里首富，该村又称“蔡万仓”，这个俗名今天仍为岛上的人所熟知，虽说蔡家六十多年前便已迁回温岭。不过，枫树脚塘在地图上的名字叫南五村，这或许与它和鹤浦的距离有关。“土改”时爷爷被划为地主，五个儿女作鸟兽散。最远的是小姑，她到了北京，最近的便是三门的小叔。
多年以后，堂兄光宇告诉我，爷爷在温岭的土地并不多，出租部分未超过全村人均土地的一倍，“土改”时成分被定为“小土地”，允许保留土地。没料小姑知道后竟写了检举信，说自己家在南田有很多农田（已充公，原本也是响应政府号召上岛拓荒），结果祖父被划为地主。这一改变对小姑（在中央政府机关工作的进步青年）和她的家人，对我的父亲母亲，对光宇、未名等人后来的人生轨迹，对于我的童年和少年，其影响力均是难以估量的。
说起爷爷奶奶，他们的年纪和外公相仿，我出生时均已过世。多年以后，我奉台湾舅舅的指令，陪江苏来的四姨去南田给外祖父母扫墓，也到过蔡万仓。两行枫树加上一座两层楼房，对我来说却是一块圣地，因为我的双亲就是在那里成婚的。在乡邻的指点下，我们还找到爷爷当年开设的米厂遗址。可惜那一泓池水被一条溪流代替了。
那次旅行，母亲似乎了解我的心愿，归途没有走回头路，而是选择了不同的路线。我们先从鹤浦坐渡船到对岸的石浦镇，在那里和四姨告别。她和表弟换乘汽车北上，我和母亲则继续坐客轮去海门，即今天的台州市府所在地——椒江，当时它只是隶属黄岩县的一个镇。
算起来，那该是我第一次见到真正的大海，途中还可以眺望隶属海门的一江山岛和大陈岛。前者因为解放战争的一场海战著称，后者是“知识青年”最早插队落户的地方。值得一提的是，多年以后，我有机会进行世界之旅时，也努力遵循这一原则，即刻意走成一个个圆圈。当然，那些圆圈的周长要多出几十倍甚至几百倍。
让我始终难以想象的是外婆到鹤浦码头送别两个女儿的情景，那是母女间的最后一面。四十多年以后，当卧床已久的母亲认不出人时，我迟疑地去做一次短暂却期盼已久的异国之旅，方才切身感受到那种难以名状的离别之痛。那会儿，空守闺房十多年的舅母用箩筐挑着我和表弟，从未见过亲生父亲的表哥紧随其后，他即将随四姨去苏北念中学。显而易见，假如他留在地主婆的奶奶身边必然会辍学，他当然也不知道这是他与奶奶的永别。
外婆老宅荒芜的园子和风景。作者摄
我这位表哥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小舅谭守杰，是外婆唯一亲生的儿子，最为外婆疼爱。当年她亲自送小舅到江苏江阴，就读海军军政部电雷学校二期航海专业
，民国二十七年（1938）三月毕业后加入了国民党军队，后来流落到台湾，从此天各一方。无疑，舅母和舅舅是那个年代最值得同情的人，两个相爱的人在青春年华里永别了，而他们在随后的几十年里都不知道那是永别。
有关外婆的最感人的故事是舅舅告诉我的。20世纪末的一个冬天，我到台湾中部的彰化参加一个数学会议，在游览过日月潭以后，急切地到台北文昌街看望他老人家，并在他家中逗留了一个星期（其间在台大做了一场学术报告）。这是我们舅甥之间唯一一次相处，舅舅只是偶尔和我谈及往事。他送给我一部《操船学》，那是港台航海界的一部名著，汇集了他毕生的学识和经验。
《操船学》一书系舅舅在香港船长公会讲习班讲授操船学时撰写的讲义，共分九章，包括离靠码头、海上施救、油轮操船、荒天操船、抛锚作业、系靠缆绳等，书中有百余幅他亲手绘制的插图，如纽约港抛锚掉头运转图。同样值得一提的是，舅舅因为遭遇一次沉船事故时沉着应对，获得过英国交通部的嘉奖，不料却被自小受“晚娘”虐待的柏杨先生
无端指责。
舅舅的著作《操船学》，浙大校友许邦友题写扉页
我离开后，小舅写信给两个妹妹说：“天上掉下来一个小外甥。”舅舅到台湾不久，便从军队转业到了招商局的民用船队。两年以后，他思乡之情甚切，便搭船到仍未解放的渔山列岛
，向往着从那里返回故乡与母亲妻儿团聚。但政治的阻隔迅速中断了他的回乡之路，一位出身不好的少年同伴回来后被就地正法了。亏得外婆闻讯后雇一条小机帆船闯来，与舅舅见了最后一面。
那必定是人世间最凄凉的一个夜晚，母子俩在岛上唯一一家小旅店里同床共眠，分享着生命中最后的亲情。那种生离死别是常人难以体会的，那座岛屿也成为我的梦中之岛。直到新千年的一个夏日，我终于乘坐一艘大功率的客船艰难地抵达，一路上呕吐不止，似乎是完成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由于受传统伦理道德的熏陶和影响，舅舅对自己母亲的歉疚一直多于对妻儿的。他怨恨舅母在“土改”和“文革”初期没有更好地照顾母亲。这一点作为外甥的我不能完全认同。在我的记忆里，舅母外表秀丽端庄，她从二十五岁开始守活寡，等到外婆去世很久以后、舅舅无望归来，才不得已改嫁一位中学同学，那时她已经年过半百。而对舅舅来说，渔山列岛上的那个夜晚像幽灵一样始终缠绕着他，直到半个多世纪以后，他在台北的一间“非典”病房里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