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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浙东学术》中说：
整辑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
意思是：史料的整理、史实的考证等，都不是史学的目的。
不知何故，章学诚的这句名言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诚然，我们十分清楚这些工作不是史学的最终目的，但每天仍然花费很多时间，埋头于整理史料和考证史实。尽管有些人用稍带轻视或敬而远之的态度称之为“考证史学”“客观史学”或者“实证史学”，但我们并不以为苦，反倒感到满足，甚至引以为豪。
这些年来，我接受文部省科学研究费的资助，着手整理《中国制度史语汇》。然而，一旦开始工作，我就体会到这项工作并不容易。每一个词语的意思，都不能单独抽出来作解释，不从整个体系上去理解，就无法彻底把握住局部。对于历史悠久的中国制度，是不能用一个朝代的情况去推论其他朝代的。即使名称相同，但只要时代不同，其内容和意义就相差甚远。宋以后和汉以前的历史，由于经常被选作研究的对象，所以还能推知其大概。最感困惑的是其间的六朝，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无论是用关于汉代的知识，还是运用对宋代以后的历史感觉，都无法读懂。
大学毕业后不久，我曾经试读过六朝史，后来也不时打算回过头来重新做研究，并在《史林》发表了《清谈》
一文。以前的学者完全从思想和超世的意义阐释魏晋清谈，而我这篇小文章则认为清谈里其实混杂着非常功利、世俗的动机，也就是把清谈当作选举的工具。这不啻与人唱反调。当我以犹如初次接触般的心情重新面对六朝正史时，依然像从前那样坚持惹人嫌恶的立场，审视六朝贵族制度。
本来，在文献上是不会记载当时人极其清楚的事情的。然而，某个时代再明白不过的事情，到了下一个时代就不见得那么清楚了，由于没有留下记录，现在反而成为最难理解的事情。而且，某个时代众所周知的事情，正是理解那个时代的关键。不能弄清楚它，就无法理解那个时代。若强作解，则会造成误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六朝是最容易产生误解的时代。
关于古典的考证，如果以为清朝的考据学已经发展到顶峰，那就大错特错。清代考据学有几个重要的规则，其中之一是：
无征不信（没有书面记载则不予置信）。
这种坚实的方法，使得考证的结果不可动摇。然而，其长处同时也就是短处，显现出考据学的一大限度。清代考据学始终限于一个一个局部的考证，无法建立起积极的系统，而这正是上述考据态度的必然结果。
考证到一定的程度，就要求有一个飞跃。必须不光依赖记载，还要复原没有记录的部分。这部分必须用自己的哲学和观念来填补。归根结底必须用事实来说明并复原事件的面目，延续史实。
为了掌握六朝时期的制度体系，我首先摸索着从区分官和吏开始研究。接着，我就感到必须彻底了解九品官人法的真实形态，为此还必须进一步探明从三国时代的魏国开始实行的九品官制。进行此项研究的时候最有用的参考书是什么呢？那就是清朝考据学者中仅属于二流的嘉庆年间的学者洪饴孙所编纂的《三国职官表》。这部看上去显得枯燥无味的著作，一旦根据我们的需要加以利用，就能起到很好的效果。这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发现。史料的整理或者史实的考证，终究还是需要有人来做的。
弄清楚九品官制的轮廓，就可以推测连接九品官制和中正乡品的是起家之制。在现实中规定贵族门地高下的，除此起家之制外，别无其他。这在当时的社会里，大概是大家都十分清楚而无须特别指出的情况。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它变得最为模糊不清。其模糊程度不仅仅对于我们这些外国人，就是对中国人来说，似乎也完全一样。这一点可以从以下情况得到印证：如果我没有看漏的话，那就是在中国人的六朝贵族制度研究中，以往的固不待言，迄今为止的出版物中，几乎看不到有指出起家制意义的论著。
用过去考据学家的家法来看，我在这项研究中所采用的方法，存在着一个跳跃。反过来说，倘若站在过去那种处处皆须考证的立场进行批评的话，则我的研究便显得漏洞百出，可以轻而易举地推翻我提出的结论。但是，在这之后要重新建立一个新的体系，恐怕就没有那么容易了。也许我跨越了考据的界限，但是，我从一开始就不曾无视考证、回避考证，也不会为迎合某种公式而歪曲考证。我把一切都按照其存在的形态，恢复其自然的面貌，进行观察研究，在这个过程中，或许会因为不周到而出现过错，但扪心自问，绝没有故意的犯罪。
一项学术成果是否正确，如果在特定场所使用多数表决的办法来裁定，我表示反对。不管在多么民主的社会，这都是不能苟同的做法。而且，用是否迎合某种公式来进行评判，我也予以拒绝。那种在书本旁边使用计算器按键计算的方法，会使得研究工作万马齐喑。社会能否接受，完全是另外的问题。历史学既不是苦酒，也不是甘露，更不是激素或者兴奋剂。历史学的研究成果是不能用历史学以外的任何东西来衡量其价值的。能够决定研究真正价值的，只能是后继的研究者。正确的研究只有一个方向，后续的研究者若是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前进，就有可能前途无量，无限接近历史的真实。就此而言，研究者不仅是研究的实践者，也是对未来研究的预言家。出于上述见解，我对自己身旁有许多令我尊敬的前辈而感到十分幸福，满怀感激，并希望在此传统中添砖加瓦，流传后世。
本书的目的是研究六朝贵族制度。但是，如果以此作为本书的书名，则由于经济方面研究阙如而感到为难。虽然也可以命名为“流品的研究”，但流品的思路一直延续到宋代以后。而且，本书以九品官制和起家制度为研究中心，所以题为《九品官人法研究》恐怕是最为自然的。本书与十年前的旧作《科举》
内容相衔接，故而加上《科举前史》的副标题，印刷字体的大小和版式，也尽量遵循旧著。
本项研究是在文部省科学研究费多年资助下进行的，更在昭和三十年
获得文部省的出版赞助而付诸刊行。出版过程中，得到东洋史研究会和中村印刷株式会社的关照；佐伯富副教授和铃木千惠子小姐帮助制作索引；书名题签出自拙笔，那是为了能够用上藤枝晃副教授所治篆印而为，特记于此，并对相关诸位的厚意深致谢忱。
著者 宫崎市定
昭和三十一年
三月于京都大学文学部东洋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