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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译完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是2007年5月24日。这么巧，这一天正是宫崎市定先生的忌日，也是他的老师桑原骘藏的忌日。1995年，宫崎市定以九十五岁高龄辞世，其代表作《九品官人法研究》至今也已经出版五十一年了。一本学术著作经过半个世纪之后，不但依然广为流传，甚至还超过出版当初，历久弥新，备受瞩目，成为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必读之作，这在学术界并不多见，自然引起人们对于宫崎市定及这部堪称经典之著很大的兴趣。
宫崎市定（1901-1995），1901年8月20日出生于日本长野县下水内郡秋津村（现饭山市）静间304番地，兄弟三人，父亲是饭山小学的教师。宫崎市定七岁的时候，母亲去世，抚养孩子的事情就由祖母承担。幼年丧亲对宫崎市定应该有相当的影响，养成他喜欢深思求索的习惯，以及独立面世的个性。
宫崎市定喜欢文学，中学时代曾热衷于创作日本式的诗歌——和歌，和同学一起创办杂志，还向期刊投稿。对文学的兴趣与宫崎终生相随，他非常注重文字，再艰难的学术问题，到他笔下都写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一环扣一环，妙趣横生，才华横溢，让人折服。文学性叙事成为宫崎史学的风格。
宫崎市定的兴趣非常广泛，高中时代，他利用课余时间，向天主教会的神父学习法语。自从美国的炮舰敲开日本幕府锁国的大门之后，日本狂热地向西洋学习。日本近代化的精神领袖福泽谕吉公开提出“脱亚入欧”，向西方学习就不仅是时尚，而且成为日本浴火重生的出路。宫崎市定在这种背景下学习西文，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在课后自己再学习一门语言，对于不擅长外语的日本人而言，需要很大的决心和毅力。宫崎市定的志向不小，了解欧洲，是为了当一名政治家。这种政治情怀也与宫崎市定终生相随，尽管后来成为纯粹的学者，他仍然一直关心着政治，学术上研究古代政治史，生活中关注当代政治进程，以今察古，古为今用，“通古今之变”是他孜孜以求的目标和学术特点。
1922年，宫崎市定从松本高中毕业，在学长的鼓励下慕名投考京都大学“东洋史”。
日本的近代历史学是在德国兰克史学的巨大影响下建立起来的。1887年，东京大学聘请德国人李斯（Ludwig Riess，1861—1928）担任教授，讲授西方史学及其方法，此乃日本近代史学的开端。李斯毕业于柏林大学，服膺兰克史学。东京大学史学科首届学生中，培养出了白鸟库吉这样一位兰克史学的东方传人，奠定了东京大学史学研究的风格。1907年，京都大学首次设立东洋史学科，聘请桑原骘藏和内藤湖南等人主持。桑原骘藏曾经留学清朝，在东京大学专攻“汉学科”，师从日本旧时学者那珂通世（1851—1908）。
从求学经历来看，桑原骘藏似乎受东方传统史学的影响较深，其实不然，桑原骘藏倾心于西方史学的研究方法，他关注东西方交流史，用西方理性的实证方法进行研究，成为日本“东洋史”的奠基人。而在为数不多的硕学名师中，内藤湖南的名字尤为醒目。他是一位著名的记者，却能够跻身日本最高学术殿堂之一的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科教授之列，确实可以看出京都大学力排众议，“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勇气和决心。内藤湖南经历丰富，游历中国许多地区，在日本以西学为尊的世道里，他依然坚持清朝朴学的实事求是方法，兼收西学之长，自成一格。
日本学术受中国影响巨深，士人兴趣修养与中国大同小异，学问上皆以经史为根基，汉文诗词，琴棋书画，修身儒雅。故研习汉文经史，称作“汉学”。近代西学随西洋火枪与坚船利炮而至，洋文西装，顿成时髦，弄潮儿忙于搬来西洋名词理论，把东方社会的事项对号入座，便成新学说，鹦鹉学舌，招摇过市。虽然那时候西洋人对东方历史文化不甚了了，故各种学说如西风落叶，纷纷扰扰，令人目不暇接，然而，新名词层出泛滥，却也让“汉学”立马成为冥顽迂腐的古董，所以，“汉学”的改名已是救亡图存之大计。恰好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在英国等支持下，大获全胜。这在日本成了惊天动地的事情，乃东方战胜西方的空前例证，仿佛世界在一夜之间天翻地覆了。宫崎市定曾对此评论道：“在背后援助的英国等国如果听到日本那套自我吹嘘的话，也许要笑得喷出饭来。”
可怕的是日本国民被军部彻底愚弄，竟天真地相信了。于是，日本终于媳妇熬成了婆，可以粉墨登台和列强平分天下了，“汉学”也找到了改名的理据。世界不仅是西洋人的，而是分为东洋和西洋，“汉学”成为“东洋学”。倡导东洋和西洋两分法者，是桑原骘藏。1898年，他出版了《中等东洋史》，所以，他是京都大学“东洋史”的开山鼻祖。
学术上的“东洋学”和政治上的“大东亚”是有区别的。在西方列强笼罩的屈辱时代，“东洋学”具有文化上的自觉与自尊的意义。因此，“东洋学”不是区域史意义上的“东洋”，而是同“西洋”对峙的文化概念，在研究对象上，包括东方各国、各民族的各种文化。由于日本本身单列，所以，“东洋学”不包括日本，其研究方法强调对于文化现象的综合性研究。当时有人主张在学科分类上改变历史、文学和哲学的划分法，改为日本学、中国学、印度学，桑原骘藏坚决反对，大概与他主张从世界的视野研究东方有关。
然而，主张区域史方法的学者也大有人在。东洋学实际上以中国为主，对中国文化尤为着迷的内藤湖南，以及狩野直喜等著名教授，身体力行全方位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狩野直喜研究中国哲学，与罗振玉、王国维等中国学者交往甚密，在戏曲史、小说史等领域也取得了开创性成果。内藤湖南主要研究中国史，兴趣极为广泛，古籍文书、书画文物，收集涉猎甚广，人文地研究中国，是内藤湖南文化论的基础。从文化演进考察中国历史，内藤湖南提出了独特的中国古代史分期，分为三个时期，其间插入两个过渡时期，亦即：
第一期 上古 从上古到东汉中期（上古—100），是中国形成独立文化并向外扩张的时期。
第一过渡期，从东汉中叶到西晋（100—316），是中国文化停止向外扩张时期。
第二期 中世 从五胡十六国到唐中叶（317—820），是外部异民族势力压迫中国，外来文化例如佛教等流行的时代。另一方面，在中国内部贵族得势，中国文化因贵族而得以维系。
第二过渡期，从唐末至五代（821—959），是外来势力鼎盛时期。
第三期 近世 从宋以后到清代（960—1911），是中国固有文化复活并取得新进展的时代。前代的贵族没落，政权归于专制君主，文化归于庶民。其间虽然出现蒙古族的元朝和满族的清朝，但是，他们都没有阻碍中国文化的发达。
内藤湖南的分期理论构成其学说的基础，对日本的中国史研究影响至为深远，其研究方法亦与“东洋史”颇不相同，被称作“支那史学派”
，内藤湖南和狩野直喜为其开山祖师。
从京都大学的“东洋史”和“支那史”，可以看出其中国史研究的基本风格。一所大学，一位学者，其风气尤为重要，熏染之效，于有才智的求学者，远甚于知识的填灌。宫崎市定在京都大学亲炙名师，在他身上可以看出桑原骘藏和内藤湖南的深刻影响。
在今日，内藤湖南的影响远远超过桑原骘藏，故一般人以为宫崎市定是内藤湖南的嫡传。其实，从师承来看，他乃“东洋史”桑原骘藏的传人。受桑原的影响，宫崎一直坚持从世界史的宏观角度考察局部的、具体的历史过程，他认为：“历史应有的面貌，只能是世界史。”
本着联系、交流和相互影响的历史观，宫崎曾经力图研究民族问题，对世界史特别是西亚史下苦功研究，他的毕业论文就是研究北方民族与汉族关系的《南宋末的宰相贾似道》，而最初发表的作品是抄译George Jacob而成的《东方对西方的影响》。在宫崎看来，“人类缔造的庞大的社会里，不可能有那种和其他区截然不同的特殊性，更不会有那种特殊发展的道路”
。各个区域、各种文化交相影响，所以，东方和西方，以及夹在其中的伊斯兰文明，只不过是有时落后些，有时领先些罢了。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从希腊城邦国家出发，同中国古代帝国进行比较，认为中国古代同样存在着由城市国家向领土帝国的演变，并以此来解释周秦汉的社会变迁。
1925年，宫崎市定大学毕业之后，留校当教务助理，旋入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并应征入伍，经过一段时间的军训之后，转为预备役，回校继续读书。1927年后，他先后担任第六高等学校讲师、教授，
龙谷大学文学部讲师，第三高等学校教授。1930年，从京都大学研究生院退学，同年与小西松枝女士结婚，翌年担任京都大学文学部讲师。1932年，日本入侵上海，宫崎应征前往上海，3月抵达，其时战事已经基本结束，故宫崎于4月回国。次年担任京都大学文学部副教授。1935年，宫崎市定获得到法国留学的机会，从1936年2月到1938年8月，他留法两年半，一路游历中东和欧洲诸国。通过考察，他更加深了对中亚文明的认识，故曾经努力学习阿拉伯语，试图真正研究沟通东西方的阿拉伯世界。在日本风靡欧美文化的世道，愿意学习阿拉伯语者真可谓凤毛麟角，由此可以看出宫崎市定的性格，其学术道路是基于他对文明的领悟而自己选择的，并不追赶时髦，附庸风雅。学术研究不但是一条寂寞的道路，而且是对研究者毅力、心智与品格的考验，没有坚强的毅力和睿智且有个性的领悟，是走不下去，也出不了成就的。对研究者的激励，是宽容，是理解，是默默地关注，让他们能够自由发挥才智踏出条条不同的攀登之路来。
桑原骘藏终生关注东西文化交流，然而，其著作中使用的阿拉伯史料是通过法语转译而来的。宫崎市定受桑原骘藏的影响而关注西亚，大概也想弥补桑原的不足而立志学习阿拉伯语，成为当时日本的东洋史学界第一位学习阿拉伯语的学者。因此，他有机会参加1937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国际人类学史前考古学会，是第一位出席此国际学会的日本代表。宫崎市定把他对西亚的热情，倾注在1939年撰写的论文《条支、大秦和西海》中，考证条支、大秦和西海分别为叙利亚、罗马和地中海，力图推翻从德国学术权威到白鸟库吉的观点。这篇论文让宫崎本人终生珍惜，直到晚年，他在评价自己的学术成就时还说道：“如果世人认为我写的东西里也有优秀的作品，那么，从我的角度，我愿意以此作为一生的杰作。”
从他对这篇论文的偏爱也可以想象当年他对西亚的热情，那份学术向往伴随他一生。
虽然宫崎市定对东西交流在东亚历史上的重要意义有深刻的领悟，然而，他似乎并不是研究这一领域的特别合适的人选，至少在语言方面似乎不是特别有天赋，他自己也说学习阿拉伯语无果而终。所以，宫崎市定还是回到了他最为熟悉的中国史领域。
如前所述，京都大学的中国史研究受内藤湖南时代分期学说影响巨大，特别是关于第二期、第三期的划分，几乎成为京都学派的理论标志。然而，内藤湖南自有局限性，他的优势同时也是命门所在。内藤强调从文化史的角度理解古代中国，却在社会经济和法律制度的考察上暴露出薄弱环节。东京大学的中国史研究以严格的文献学批判方法为基础，十分注重对社会经济基础和法律制度的严密分析，微观深入，宏观完整，和文化史的结论相比，显得更加坚实，可以把握。因此，从社会经济及法制的角度批判内藤湖南的时代划分学说，确实击中痛处。领悟力极高的宫崎市定自然看出要害所在，他有意识地尝试进行社会经济方面的研究，以弥补京都学派之不足。1935年，他发表了重要的论文《关于晋武帝的户调式》，试图把北魏隋唐的均田制同西晋的占田课田制度联系起来，阐述中国古代土地制度的源流。这一时期，他还写了一系列中国古代经济史的论文。这些文章可以看出他对经济史的研究依然是基于文化史的角度展开的，同时，也表现出他对于制度的重视。
在军国主义时代，学术必定受到政治的干扰。日本为了征服和统治中国，曾经组织了许多专题性的研究，尤其注重外来民族如何统治中国，企图获得历史经验。1939年1月，宫崎市定受日本国策调查机构东亚研究所委托，承担“清朝官制与官吏铨选制度”研究项目。为政治目的而进行的研究，并不适合学者来完成，宫崎的研究报告学究气太重，不符合项目的要求，只能压在匣底。然而，这项研究与宫崎内心对中国古代政治进程的一些想法有相通之处，激发了他的研究热情。
1944年，宫崎市定44岁，升任京都大学文学部教授。此时，日本败象毕露，形势日紧，连宫崎这般年龄的教授也须应征上战场。宫崎开始做最后的准备，他把匣底的书稿取出来，日夜赶写《科举》这部后来成为名著的作品，终于在开赴前线之前交到出版社。这时日本正经受着美军的空袭，到处是一片火海，出版社也被兵燹吞没。然而，宫崎确实幸运，他所在部队还没从国内开拔出来，就听到天皇的投降广播，得以免做冤魂。而他的书稿竟然在空袭中保存下来，使他复员后得以马上校对出版。战争期间，他基本上坚持学术活动，所以在战后美国占领军的审查中顺利过关，重新回到教坛，被委任为京都大学评议员，1947年以论文《五代宋初的通货问题》获得博士学位。1950年担任京都大学文学部长，1955年起出任东洋史学会会长。
《科举》的研究，对于宫崎市定的学术道路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这项研究，他刨根究底，探寻科举以前的铨选形态，而对制度的分析也让他感到中国古代制度运作的特点，亦即必须把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的官僚，同上下其手具体操办的胥吏区分开来，只有彻底了解这二者，才能洞悉制度的光鲜外表与运作的暗里，从而透过政治的表象深入到内部，把政治社会真实的一面及其真谛揭示出来。宫崎立志考察胥吏。他依旧以自己的风格从制度着手，这就不能不追溯胥吏的由来、清浊官员的分途、科举制度以前的铨选，等等。一路追踪下去，宫崎市定写出了一部自己当初意料不到的著作，这就是摆在读者面前的《九品官人法研究》，而胥吏早已被搁置一边。然而，仔细读完这本书，应该说胥吏的形成史获得了深刻的阐释。这部著作也给宫崎市定带来意想不到的荣誉，奠定了他崇高的学术地位。本书出版后才过了两年，亦即1958年，便获得了日本最高的学术大奖“学士院奖”，在宫崎市定的全部著作中，这本书拥有最多的读者，不但是历史学家案头必备的研究专著，而且被选印成面向大众读者的文库本，一版又一版，屡屡脱销，供不应求。
在这部著作里面，宫崎市定从制度的层面，十分精彩地讲述了魏晋南北朝时代贵族门阀的形成历程，以及在汉族社会发育成熟的贵族制度如何成功地移植至北方民族统治的北方社会，胡汉合流，出现南北朝的士族门阀政治局面。实际上，这是一部通过一个具体的“九品中正制度”揭示魏晋南北朝的政治进程与社会形态演变的鸿篇巨制，强有力地支持了内藤湖南的时代划分理论，当之无愧地成为京都学派的学术里程碑，而宫崎市定本人也成为公认的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的新一代领袖。他对于中国史研究的成就超过了东西交流史的建树，以至于一般人甚至不清楚他同桑原骘藏的师承关系，将他视为内藤湖南的衣钵传人。
魏晋是中国社会发生巨变的时代，汉帝国崩溃，标志着一种制度、一种秩序乃至一种意识形态的瓦解，这是继春秋战国之后最大的变局，各种思潮风起云涌。当此之际，曹操、曹丕父子变汉立魏，引领潮流，建立九品中正制度，为新政权树立新的组织制度。
设置中正官，以九品评判人物，作为中央选官的依据，一般认为这套办法的出现主要有两方面的依据，一是在乱世流移之际令士人土断，恢复乡闾在官员选拔中的举荐作用；二是顺乎清议，扬清激浊
。这些见解注意的是新建立的魏国人事，而宫崎市定则以为，这套办法是为了在汉魏嬗替之际吸收汉朝旧官僚进入新的魏王朝，为新旧王朝的人事交替服务。魏朝建立之后，九品中正制度转而为新王朝服务，逐渐固定下来，成为官吏铨选的制度。由此可以看出，宫崎市定非常注意制度的前后衔接与微妙的变化，他始终动态地把握制度在每一个具体历史时期的细微变化，从而显示出他的研究与众多其他研究的不同。
当九品中正制度建立起来后，研究者的注意力被制度的实际形态所吸引，倾注心力试图探明其具体的环节。众多研究者把九品中正制度抽取出来，作为一项铨选制度来研究，产生了许多成果。最初的系统性研究是杨筠如《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发表于1930年，可谓九品中正制度的奠基之作。学者跟进研究，到1955年唐长孺《九品中正制度试释》（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发表，基本规定了中国学界研究的方向，亦即围绕九品中正制度的具体内容展开，讨论诸如九品中正制度创立的时间、原因，中正的设置及其职权，中正品第与入仕途径的关系，九品中正制度的作用及其评价，等等，讨论的问题颇为局限，而且多围绕魏晋时代展开，在评价此项制度时，往往以魏晋九品中正制度覆盖整个南北朝时代，忽视了它在历朝历代的变化，因而有将它固定化的倾向。
宫崎市定的着眼点与上述研究者有着明显的不同。首先，他反对将此制度称作“九品中正制”，而提出应该按照当时的记载称为“九品官人法”。对于这一点，宫崎市定十分坚持，也给予高度的评价，认为所谓的“九品中正制”，“是用九品选人为官的法规的意思，指的是设置九品标准，据以选用人才的制度”。“从三国的魏开始到晋代，中正的活动为世人所重，却于其后的南北朝时代寂寂无声，到隋朝突然被废除，人们不能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因此，用“九品中正制”一称“不足以表现此项制度的全貌”，而必须回归其原貌，称之为“九品官人法”。他认为这一改名是至关重要的，“阐明这一点之后，我的研究就生动而顺利地取得进展”
。仔细阅读《九品官人法研究》后，可以明白这不是简单的改名而已，它决定了作者的研究方向，不仅仅是因为中正在晋以后越来越不重要而要将它从名称上剔除，还由于作者欲以九品铨选为线索揭示魏晋南北朝的政治进程，说到底，作者不愿局限于制度史，而是把制度作为政治社会变化的反映，论证社会形态的演变。宫崎市定与同期中国学者研究路数的最大区别就在于此，是解释学与考据学的殊途。
宫崎市定注意到，中正的设置随时代的变迁而变化，而且，其职权也发生重要转变。设置中正之初，中正直接隶属于司徒府，在统辖关系上要高于尚书，中正对于欲入仕者拥有很大的发言权。以后，尚书权力日重，中正首先失去对中央铨选的左右力量；再往后，中正只能在地方选官上有一些发言权，从属于封疆大吏；最后，到隋代废地方官辟召的僚属时，一起被废为“乡官”，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因此，九品官人法固然与魏晋南北朝如影随形，但是，中正的职权不断发生重要变化，所以，不宜把魏晋时代的中正固定化，一概而论，这样便失去了其真实面目。动态、具体地分析把握，在以下分析中一再显示其重要性。
其次，秦汉是中央集权体制建立时代，官吏尚无清浊之分。到魏晋以后，士人起家，对于官职颇有讲究，能够出头露面，耍耍嘴皮，不劳动手的官职，最受世家子弟向往，这应该也受到玄谈的影响。那些辛劳的职务逐渐为士人所轻，特别是品级低且事务繁杂的官职尤其受人鄙视。官分清浊是一大变化。清官为高门子弟垄断，始登捷径，步步高升；浊官为贫寒出身者的归宿，没有多少升迁空间，一生辛劳，也只能止步于低级官职。在此过程中，中正扮演着士族政治维护者的角色。认为中正品第人物唯才是举，这是误解，切莫被政客高喊“求贤”口号所迷惑，只是最初个人才干确实和家世并重，尚有一席之地。不久之后，中正也无力扭转士族势力，不如与之同流，共谋膏粱。于是，人物品第完全依据门地，官分清浊，品依门地，士族（宫崎市定先生更喜欢使用“贵族”一词）门阀政治日益成型得势，此乃魏晋南北朝社会具有根本意义之一大变。
再次，官分清浊，品有高下，浊者下者为士人所耻，南朝遂在制度上作相应的调整，特别是梁武帝的官制改革，把原来的九品官留下前六品，重新分为九品，作为士族担任的官职；切下来的七品以下官，也重新细分，作为出身寒微者担任的官职；再设置蕴位和勋位，作为庶人就任之官。经过这番改革，士族的品官，寒族的流外官和庶人的蕴位、勋位截然分途，各得其所，“贵族制”获得制度性的肯定，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也就是内藤湖南所提出的作为第二个时期的中世，其标志就是贵族得势，控制政治，这一局面直到宋代才被君主官僚体制取代，演变为第三个时期——近世，亦即中国历史学界常常有人提起的“唐宋变革”。以这一系列的细致分析，宫崎市定通过九品官人法解剖魏晋南北朝中国政治社会的演变，给予内藤湖南时代区分论以强有力的实证支持，让假说成为有历史事实支持的理论。可以说，这才是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一书的精华所在，其他的所有具体考证都只是从属于此的枝叶。或有人以为全书大篇幅考证的乡品与官品的对应关系为宫崎市定最大的成就，实在是一叶障目。如果没有宫崎市定的这部著作，内藤湖南奠基的京都学派恐怕难以在战后日本历史学界依然旌旗高扬，号召力不减。
复次，上述演变仅发生在汉族社会，拓跋族控制的中原社会情况如何呢？显而易见，如果北魏没有完成由部落制向士族政治的演变，那么，所谓的“贵族政治”时代依然不能成立。对于北魏受汉族传统社会影响问题，早有先贤关注。其中，陈寅恪发表于1944年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已经注意到南齐头等士族琅邪王肃北奔对孝文帝改革的影响，备受研究者注目。宫崎市定显然也受到启发，对北魏政权“贵族化”作了更加细致的考察，他注意到北魏社会里汉人士族的存在形态。
在北魏早期，汉人士族并不以担任北魏中央官为荣，他们更愿意出任地方僚佐，左右地方。此时，刺史、郡守和县令由中央委任军功武将担任，这些武夫必须借重当地汉族大姓才能控制地方，故汉族士人可以应其辟召出任僚佐，并垄断这些职位，结果出现了州属僚是清官，而刺史倒未必是清官的奇怪现象，属僚比刺史更受人尊重。至于县令，则因为大多由中央最低级的武将担任而为人所耻。汉士族已经把官职的清浊概念不知不觉地渗透进北魏职官体制中。
把汉士族阶层全面吸收到体制内，尤其是吸收到中央朝廷中，是北魏政权从武功转向文治的重要举措，关系到北魏的长治久安，故朝廷开办学校，恢复儒学，铨选举士，一步一步向传统靠拢。这时候，南朝的政治体制成为北魏学习的样本。先是宋文帝之子刘昶流亡到北魏，接着是南齐士族王肃来投，孝文帝听他们介绍南朝的制度，决意改变北魏军国体制，他先后三次颁布法令，特别是后两次诏令实行新的官制，采取了士人的品官和“小人”的流外官的制度。确立清浊之分，标志着贵族门阀政治占了上风。和南朝不同的是，北魏贵族政治不是贵族社会成熟的结果，而是通过政治权力自上而下树立起来的。当然，拓跋族上层的贵族化及其同汉族大姓的通婚，造成了北魏权贵采纳士族门阀制度的趋势。所以，北魏国家虽然在孝文帝死后不久瓦解，但是，贵族政治的精神却被北方新的统治者继承发扬，确立下来。
《魏书》卷五九《刘昶传》记载，北魏孝文帝新官制规定：“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这与梁武帝官制中的流外七班极为相似。然而，因此得出孝文帝新制模仿了梁武帝官制的结论，则不免武断，其中有一个常被研究者忽视的时间差问题，也就是北魏太和十九年（495）比梁天监七年（508）要早十三年。从时间上看，反倒应该是梁武帝模仿了北魏孝文帝的制度。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如何解释这个问题呢？宫崎市定推测道：“至少在南齐就已经存在流外七班了，大概相当于七职之类，王肃将它带到北魏，变成孝文帝的流外七等，另一方面，直接继承南齐的是梁武帝的流外七班。”这当然是合理的。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出北朝已经存在着贵族政治的基础，并获得国家的强力支持。
北魏立国之后，在离散部落的同时，也在努力确保上层酋长的既得利益。这种努力获得汉地社会传统的支持，在集权体制下，最容易演变成将既得利益固定化的士族门阀制度，南朝的做法给了北魏统治者启示，结果北魏孝文帝和梁武帝想到了一块儿，虽然时间有先后，却都采取了士庶分途的官制，殊途同归。
最后，还应该指出，宫崎市定注重大局的把握，《九品官人法研究》实际上是一部魏晋南北朝政治史，然而，他并没有疏忽对于细节的考证，从制度史的角度来看，本书也十分精彩。宫崎并不满足于条文规定的制度的法令形态，而是进一步发掘实例，力图再现制度贯彻的实际形态。从他关注胥吏可以看出，他很早就注意到中国的法律和制度在纸面上同现实中有着很大的差距。因此，研究政治过程一定要研究官和吏的不同层面，研究法律和制度更需要把大量精力投向其实施的状态。就九品官人法的研究而言，宫崎市定首先提出了“乡品”的概念，然后，通过收集分散于史籍本传中的实例，努力找出乡品与官品之间的对应关系。这种研究最是耗费时间，往往几句简单的叙述，掩盖了背后皓首穷经般的收集、分类、统计等工作。经过一番整理，宫崎认为乡品和官品之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中正对士人的品第，将反映在其起家官职上。这一点，已经被同期及后来的研究者所证明。
宫崎尚不满足，他还想解开对应关系的规律，最后，他提出了乡品和官品之间大致相差四级的结论。也就是乡品一品自五品官起家，乡品二品自六品官起家，依此类推。乡品一品仅授予宗室王公子弟，故一般高官子弟限于乡品二品，乡品二品为一等士族专有，成为门地的象征。研究士族子弟起家官职，确实存在着许多从六、七品官起家的现象，门地较低的姓族，以及地方大姓子弟，起家官职则要更低。所以，可以原则上认同宫崎的判断。至于是否严格按照相差四级授官，恐怕就未必了，这样的例证不难找到，毕竟那是一个人治的社会，左右的因素颇多。但是，因为执行上的浮动而欲彻底否定乡品和官品之间的大致对应关系，把具体操作上困难重重的人事完全理解为随心所欲的长官意志，那就偏差太远了。有制度就有规矩，一定的准则实际上有利于官府的具体执行，却限制不了特权阶层的法外运作。准则和特权反映为常例和破例的情况，两者并存，并不是非此即彼或者相互否定的关系。
宫崎还想进一步追踪下去，他认为乡品不仅具有起家的意义，而且还具有最终规定性的意义，也就是说，乡品不但决定起家官品，而且还决定了这个人一生所能晋升的限度，例如乡品二品规定此人自六品官起家，同时还规定他最高只能晋升到二品官。那么，如果突破这个限定怎么办呢？宫崎找到了一些事例，表明需要请中正修正当初授予的乡品，例如乡品三品者，后来飞黄腾达，官欲升二品，那就需要找来中正重新授予他乡品二品，从而解决了官品突破乡品的问题。然而，宫崎找到的只是个别的例子，如果中正真能慧眼洞察数十年的前程，那么，他的工作就更像是占卜了。宫崎的这番推测，却反映了出身低微的浊官的某种现实，他们勉强从九品官起家，后来沦为从流外官起家，终生辛勤，也就只能晋升一、二品级，或者挤入流内末端，便可以告老还乡了。所以，当初中正品评的乡品，对于这部分低微者还真如鬼魅附身。等级制、身份制以及对个人发展的限定性，都是专制社会赖以维持的法宝，只不过任何规则从来都限制不了特权阶层的张牙舞爪。宫崎既然把问题提出来了，赞成也罢，否定也好，都应该拿出实例和实证来，谁都无法空口一句便成结论，否则我们还真成了中正官。
宫崎市定是颇具魅力的学者，他的书个性鲜明，气势浩大。他的文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没有卖弄学问的学究气，再艰深的学术问题，他总想解释得让所有的人都能明白，从不用枯燥的文字、莫名其妙的舶来名词糊弄人。而且，他喜欢打比喻，机智而幽默，在会心一笑中，为他的才气所折服。对我来说，其魅力不仅表现在论析精湛，鞭辟入里，还往往表现在他敢讲，甚至有些武断地讲错，但即使讲错也给人启发，引起深思，哪怕想去反驳他，也是有益的。从这点讲，他是一个勇于试错的人。
他敢讲，有时显得突兀，但仔细一想，还真不是乱讲。他的话往往建立在对众多史料分析研究的基础之上，长年的学术训练，造就他锐利的学术眼光，能够迅速发现问题所在。一个优秀的学者，难能可贵的是把所有的学养变成敏锐的学术直觉。宫崎的可爱，在于他绝不拘泥于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有时候他还想多说两句。如果是文学作品那倒无所谓，偏偏他做的是历史，有许多问题，经验丰富的学者心里明知应该是怎么回事，却苦于没有证据而不敢轻言，以避免把历史变成说书。在大家都不敢说的时候，宫崎站了出来，不但说出心中所想，而且还说得很大声，引来一片议论，或许这就是他的目的，招引众人去关注这个问题。在这里，他已经突破清代考据学的框框，引入了解释学的方法。
京都大学的中国史研究路数有其特色，注重在大量拥有史料基础上，去理解史料背后所隐藏的东西，把它揭示出来。所有的分析批判都是为了去理解，去领悟，这绝不是主观的浮想联翩，随思想火花遨游苍穹。我以为必须是设身处地再现往日的场景，置身其中，再超然其上，进出观察，把握全局，考察细部，以研究者的全部心智，平等地感悟先贤逝者，达到今日与过去的沟通。历史绝不是过去遗物的博物陈列，而是跨越时空的心灵感悟，其研究成果同时也是研究者人格、心智和境界的展示。
这种心智的创造，不是先入为主的理论所能导引的。历史从来都不是实验科学，因时、因地、因人的情智所做出的决定，都不可能完全重复，这就规定了历史研究没有套路可循，每一项优秀的研究，都是研究者踏访出来的路径。因此，历史的理论不是从外部强加在他身上的，而必须由其内部总结出来。宫崎市定说道：
我也很快就觉得所谓历史哲学对于历史学的研究几乎无所裨益而断念了。历史哲学并不是历史学，它毕竟是哲学，用哲学处理的历史和历史学，只是抽象化了的历史和历史学，而不是历史自身、历史学自身。我认为历史学的问题，永远应该在历史学内部解决，历史学的任何部分都不应该由哲学来代替。
这并不表示宫崎市定反对历史的思考。其实，没有一个历史学家没有理论，只不过得其神者化于历史研究之中，取其皮毛者四处招摇炫耀，把一串串名词像羽毛一般贴得浑身皆是，看起来犹如山鸡。
从历史过程总结历史经验，发现各国的历史特点和带有规律性的因素，这项重要的工作必须在史实基础上进行，切不可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误导，“最初抱着任何种预想来从事研究的话，结果都会发生很大的差异，这是必然的”
。史观毕竟是史观，而不是史实。所以，宫崎强调要客观地考察事物，要彻底地读通史料。对于热衷搬弄术语的人，恐怕还得加上一句，要彻底读懂哪怕一种理论，而不是急于按图索骥，“从事研究工作的人，所应具备的并不是昂扬的斗志，而必须是寂静的心情”
。
要揭示历史表象背后的内在要素，宫崎市定主张使用比较的方法。如前所述，他反对存在完全与世隔绝的特异地区或者特异民族，认为各地各民族都在或多或少的交流中相互启发，相互影响。因此，他们之间不仅可以比较，而且必须通过比较才能显现各自的特点。不进行比较而自称的特点，是不成立的。“只有在经过比较之后进行分析，分析之后再进行比较，最后留下来的才够得上称为个性。我们的理想在于把类似的事物进行比较，从其中找出不同的东西，把不同的现象进行比较，从其中分析剔出相同的东西。”
日本史学得益于比较之处甚多，这是因为日本不是文化的发源地，而是文化的接受地，其发展同大陆密不可分，无法隔断。因此，日本史学研究形成了同外部世界联系的、比较的研究传统，同文化自成体系的地区相比，其特点更为明显。
因此，后进地区也有其特点，最可怕的是自我封闭和故步自封。日本一直努力吸收来自大陆的文明，到近代，从南洋传来的西方文明，日渐超过了中国。鸦片战争之后，日本看着中国被西方列强打败，断了同列强抗争的念头，转而不加抵抗地开放门户，一门心思学习西方。同欧美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相比较，宫崎市定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资本主义表面上一帆风顺，实际上是“强大的外力操纵之下完成的革命，但对于内部却是实行独裁的专制”
。这种体制的先天缺陷，使它迅速地滑向军国主义。回过头来，宫崎再拿日本同中国作比较，中国一次次失败的反抗固然招致惨重的损失，却也不是毫无所获，不能一概抹杀，它激起了民族的觉醒，打破了专制主义的牢笼，“结局是中国的自发的最近世史的开始”。
宫崎市定这一代的日本历史学家，亲身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宫崎本人甚至有一个月应征驻扎上海。他们曾经接受军国主义宣传，支持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然而，日本投降之后，他们的旧史观彻底破灭，触动他们在战争的废墟上深刻反省，寻找这段痛苦历史的根源，宫崎认为：
日本过于轻易地顺应了最近世文化的结果，致使它疏忽了必须从内部清除旧时代的渣滓一事，而原封不动地任其存在下来，同时又过分急于追求表面的繁荣，缺乏内省，忘掉了应负领导东亚民众的义务，反而做出了压迫东亚民众的蠢事。
既然采取了资本主义体制，就不能不与先进的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协调起来，把邻近的亚洲各国当作了牺牲品。……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以军事力量为爪牙的，而军事力量又是以资本主义为背景而取得的。
认识日本近代走错路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要懂得清除体制内部那些旧时代的渣滓，以史为鉴。日本近代化起步较早，近一百年领先于中国，然而，宫崎市定并不以此为喜，他不无担忧地说道：“当回想到不久前我国还存在过以倒退到神代日本为理想的趋势的时候，实在应该说这是中国和日本掉换了位置。”
日本战后从废墟中爬起来的历史学家，在反思中抛弃了“皇国史观”，以谦虚的态度研究东亚历史，激荡的时局，多难的人生，丰富的阅历和痛苦的反思，使得他们对历史的领悟更加深刻，更愿意去理解历史，比较古今，探赜索隐，产生了一批思想深邃、影响深远的历史著作，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杰作，他提出的许多问题，对中国史学界颇具参考与借鉴的学术价值。
1982年，我留学日本的时候，就仔细阅读了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这部名著，受到很大的震动，想把它介绍到中国来，却一直没能成为现实。2001年，我到日本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在宫崎市定先生的高足藤善真澄所长的热情帮助下，进行学术研究，翻译《九品官人法研究》一事又提上日程。
藤善真澄教授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和支持，赠送了许多图书给我，有宫崎市定弟子们回忆老师的集子，有内藤湖南等学者的文集等，还带我走访研究机构和京都名胜，介绍当地学者。我以前总在东京求学访问，这次能够在关西地区实地感悟京都学者的研究，实在是机会难得。
我拜访了旧交砺波护先生，一次次地交谈，商量翻译的计划，讨论必须做的各种准备，砺波护先生的周到帮助，远出我的想象之外，他赠送我《宫崎市定全集》和各种版本的《九品官人法研究》，还有他撰写的《京洛学风》《京大东洋学百年》等书，帮助我了解京都大学中国史学的风格。宫崎市定先生晚年，让砺波护教授负责编集《宫崎市定全集》。宫崎去世之后，他远在美国的女儿宫崎一枝把宫崎市定著作的整理出版权都授予砺波护教授，砺波护教授又将宫崎市定著作的中文翻译和出版权无偿地授给我，并提供了他校对的《九品官人法研究》最新最精良的本子，供我翻译。
为了让中国读者更多了解宫崎市定，我还从宫崎市定《自跋集——东洋史七十年》中选取《九品官人法研究·跋》，从中公文库本选取砺波护教授撰写的《新版解说》，从《宫崎市定全集》第二十四卷选取“宫崎市定著作年表”，重新编辑成这本更加完备的《九品官人法研究》。本书由刘建英和我共同翻译，最后由我总校，修改定稿。
《九品官人法研究》在日本先后有四个出版社出版过，每一次出版，均纠正了一些错误，宫崎市定先生也增添了补注，不断吸收学术界研究的新成果。本次翻译，为了确保质量，译者核对了每一条引文，又校出不少讹误，均作了改正，并出译注。书中有一些日本特有的术语词汇，译者也在译注中作了必要的解释。至于中日两国对古文的不同断句法，在意思可通的情况下，尽量保持原貌，否则便改用中国式的断句标点。宫崎市定晚年所写的五十八条补注，原著附于书后，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本次翻译时均插入相应的页下。
《九品官人法研究》给宫崎市定先生带来巨大的荣誉，出版两年，就获得日本学士院奖。之后，又因为对于东洋史研究的杰出成就，宫崎市定先生于1967年当选英国伦敦大学AA研究院院外会员，1978年，法兰西文学院授予他儒莲奖，1989年，日本政府又授予他文化功劳者勋章。这本书出版之初，宫崎市定先生颇为郑重，亲手写了书名，而其高足藤枝晃教授篆刻印章，逐本钤盖，足可纪念，故我特地挑选初版扉页，还选了一张宫崎市定晚年的照片作为本书插页。
回想我随池田温先生读书的时候，他多次推荐宫崎市定，说宫崎市定的著作代表着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东京和京都的学者常有观点的交锋，但是，他们对于学术的虔诚和追求却是共同的。我们要吸收和借鉴日本的中国学成果，同时，也应该明白中国史在日本属于外国史，与中国的中国史颇有不同，一些术语背后反映出研究者的知识背景和研究出发点，例如京都学者喜欢使用“豪族”，是借用日本史的现象来描述中国，与中国历史文献的含义差异颇大，这也反映出日本学者从日本的角度考察中国的立场，目的在于促进日本对中国的理解。日语由于使用汉字，故这样的词汇常常不做翻译，或者不加解释地直接搬过来，这就容易忽视这些字同而意异的词汇背后的微妙差别，读者也随手使用，甚至成为时髦，这些年“豪族”一词日渐泛滥，造成很多歧义和迷惑。说到底，翻译毕竟是翻译，虽然我竭尽驽钝想使译文信而达，但有许多涉及知识背景的词语和叙述，最好还是读者自己去咀嚼原文。
本书翻译历时数年，凝聚了中日两国众多学者的心血和热情，以及出版者的大力支持，还有许多被我随手抓到的日本教授，临时充当“翻译辞典”，历历译事，实在数不过来，道不完的感谢，发自肺腑，寄托真情，相信大家的贡献都是为着让这本书能够对中国读者有所裨益。
2007年5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