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吞并北齐的北周，四年之后被外戚杨坚篡夺政权，隋王朝由此诞生（581年）。隋高祖文帝首先灭亡在江陵保持半独立状态的后梁，进而讨伐陈朝，俘虏其末代君主陈后主，使得自五胡进入中原以来南北分裂近三百年的中国，再度迎来强大的统一政权（589年）。
隋朝完成统一的原因，在于继承了北周统一华北的衣钵顺势而为。如前所述，北周和北齐都向南方扩张领土，北周占据蜀地，北齐夺取长江北侧。北周吞并北齐之后，国力远远比南朝的陈强大。因此，以前北魏做不到的事情，隋朝实现了，这绝非不可思议。
进而言之，华北由五胡之乱而治，秩序得到恢复之后，商业逐渐活跃起来。特别是南朝领地已经超脱汉代的殖民地式状态，蓬勃发展起独特的制造业。南北贸易日趋繁盛，边境贸易充满活力，商品流通先于政治，从经济方面首先将南北结合起来，起到了加速大国吞并小国的作用。隋朝统一天下之后，开凿担负连接南北使命的大运河，绝非偶然。
隋文帝即位之初，废除北周六官制度，恢复北魏旧制。于是，九命制度改为正从九品，正四品以下，正从更分上下阶，如同北魏，合为三十阶。但是，北周的流外九秩恐怕仅改其名而存其实，最上面的第九秩称为流外勋一品，最下面的第一秩称为流外勋九品，具有九阶，合前共三十九阶。
北周和隋朝官制中不能忽视的特点，是出现了勋官。其名称很容易同以往的勋品相混，但其实质迥然不同，倒是和南朝梁的将军号具有共通的性质。如前所述，北周排斥贵族制度，但是，像后世的官僚制那般完备的、能够取而代之的制度尚未形成。结果，北周实行的制度属于以功绩为本的官僚制度。所谓功绩，由于当时同北齐不断进行战争，故功绩评定直接沦为军功优先。只要建立勋功，就能够相应地升迁为另一系统的官员，级别皆依军队的军官序列：
大都督—帅都督—都督—别将—统军—军主—幢主
此名称当然出现于北魏时代，属于职务名称，而不是品官名称，但是，从北周时代起，如大都督为八命、统军为正五命所表明的，演变为品官名称。其他的品官多为没有实职仅有空名的散员，而此序列皆属实职。因此，实际地位的高下是由此序列决定的。后世称此序列的官员为勋官，北周时代尚无定称，或称为“戎秩”等。大都督以上者，则借用其他序列的官称，有柱国、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等名称。到了隋朝，此系列称为散实官，柱国也加入此序列，结果产生上柱国、柱国以下十几等的一个序列。最初，此序列的官员都兼带实职，故最具价值而受重视，如柱国为世所难得的尊官。然而，其后军功膨胀，以致勋官不一定兼带实职，而与以往的散官大同小异，其价值也逐渐降低。隋朝的散实官为唐朝所继承，柱国以下十一等成为勋官而保存下来，但已无法获得世人的尊敬，查阅唐中期的敦煌户籍，甚至可以见到贫民被授予柱国头衔的记载。
这里要研究的是北魏的中正到北周和隋代发生了什么变化。之所以要提出此问题，是因为在这两个时代有关中正的记载甚少，最后甚至废除。如果九品官人法原本是同九品官制相对，让官吏候补者从某一官品起家，根据资格提升官品的制度，那么，中正的存在就不一定是必需的，只是在历史的现实中，九品官人法是同中正制度相结合，同时并起的。伴随着贵族制的兴盛，谱牒为尚书所掌握，故铨选的权力也归入尚书手中，使得中正逐渐与九品官人法疏远。南朝时代已经显著表现出这一倾向，而北魏确定名族门地时，中正的存在也越来越不重要。只是北齐残留对北魏制定望族家格不满的尾巴，多生纷扰，而对此纷争具有发言权的是中正，因此，中正屡屡成为贵族争夺的对象。
北周政权排斥贵族式的流品思想，力图使官制完全按照官僚方式运作。北周改变前代官称，恢复久违的公卿、大夫、士等古名，是因为此前的官称受到流品思想的熏染而具有官分清浊之余绪，所以要将此残余一扫而光。相当于吏部尚书的是吏部大夫，吏部郎则为吏部士，中央人事概由吏部掌握。地方上的州，分为管理民事的州，以及管理军事的府，两者重复，州刺史同时兼任军府的都督诸军事，军府的属僚由中央任命，州的属僚由州刺史辟召。这时，州中正成为刺史的顾问，似乎只拥有若干发言权而已。
北周统治的地区，是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之地，曾经在秦汉时代孕育出绚丽的文化。但是，自五胡入侵以来，外族割据蹂躏，旧貌已是难寻。北周与南朝相比固不待言，即使与山东的北齐相比，在文化上亦逊色甚多。故北周武帝灭亡北齐而据有其领土时，就不断将山东先进地区的文化输入北周旧地。
隋朝篡周而立，宣言悉废先朝六官古名，复汉魏之旧。然而，所谓复汉魏之旧，实际上是采用北齐名称。在北齐，中正职务已渐蜕变，有名无实。中正最后残存的职责，亦即对任用地方州郡属僚的发言权，也被剥夺，改由中央铨选任命州郡属僚。满脑子中央集权、天子专制的隋文帝，绝没有不利用这一新倾向的道理。
隋文帝在开皇三年对地方制度进行了划时代的重大改革。改变以往地方制度上州—郡—县三级统辖关系，废除中间的郡，由州直接管辖县。南北朝以来，州郡数过度增加，造成州的面积过小，故此改革是时势的必然。文帝初期，隋朝尚未灭南朝而仅拥有华北之地，却有州三百一十、郡五百零八，故废去冗杂无用的郡一级区划，进行人事整顿，堪称切合时宜。
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后的州属僚的官称，并不用以前的州郡官名，而以军府属僚官名相称。也就是说，自汉代以来，虽然多少有变化，但州官名称为别驾从事史、治中从事史、西曹书佐等，可以称为从事、书佐；郡官名称则为五官掾、功曹史之类，称作掾、史。在隋朝新制里，州刺史之下为长史、司马、录事参军、诸曹参军，乃从前都督军府属僚的官名。这些官名的确定，迟于开皇三年，为隋朝讨平南朝一统天下后的开皇十二年之事。
州官改用府官名称，目的在于从最初上任的新的州官起，皆非刺史辟召，而由中央任命，一如军府属官。中央任命新的州官，以往由刺史辟召的旧州官则一时皆失业。但是，政府并没有直接将他们免职，而是给予优待，准其享受品官待遇，只是不让他们参与实际事务，称之为乡官。这类乡官也在开皇十五年废除。毋庸赘言，县的属僚也同上述州郡属僚命运相同。
在此大变革之际，不可能仅是中正成为例外。中央的人事权既已归吏部，地方州县官人事又为中央所夺，则中正的存在失去了意义。史籍虽然特地记载隋朝废除三国魏以来一直沿袭设置的中正职位，却未见明确记载其年代。当然，此事应发生在进行州郡机构改革的开皇三年，如果成为乡官的中正名称其后还残存的话，那么，它也应该在开皇十五年同其他乡官职位一道终结。
如上所述，隋文帝依靠专制权力，断然实行机构改革，以使官制能够按照中央集权方式运作。但是，他握有权力，并不见得万事皆能操纵如意。在某些方面，他的理想可谓是忠实继承了北周的政策。官不分清浊是本来的原则，然而，官称既然恢复故旧，接着又吸纳北齐官僚，最后还大量收容后梁和陈朝的降人，便使得区别贵族流品的思想再度抬头。这种思潮的代表人物是卢恺、薛道衡和陆彦师等，此与北周以来传统的天子专制原则不符。无论如何，天子不希望出现位居官僚之上的贵族。天子所给的官位是绝对的，官阶的高低本身就反映了身份的高下，而不应再有天子不能干预的官僚清浊和家格高下的区别。因此，文帝对卢恺等人随意评骘门阀、甄别士庶的做法感到愤怒，夺其官职，黜为庶人，他要全力推行的是天子专制的官僚政治。
但是，必须认识到卢恺触怒天子的门阀思想，只是同天子的门阀思想不相容而已，并非天子完全没有门阀观念。北周以来，官场重视军功，军勋的作用绝不仅限于一代人，其余泽惠及一族子孙。在此意义上的贵族，可置于官僚制的延长线上，于国立有大功的官僚，其子孙亦可作为贵族而享有特权，国家对此予以承认。就现实而言，北周就有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等名门，形成军阀贵族集团。隋室杨氏就是其中的十二大将军之一，而后来的唐室李氏也是八柱国之一。卢恺等恐怕是想贬低此等新兴贵族，而把魏晋以来旧的家世评判标准带入朝廷的人事之中。卢恺等人的想法，恰恰反映了当时一般汉人对贵族社会的感情。这两种相异的门阀主张，也就是在争论门阀的历史应仅限于当朝，还是要追溯到无比久远的魏晋乃至汉代，此争论在北齐时代业已存在，并将延续到下一代的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