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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武帝的玄孙孝文帝，年幼登基，长大后亲政，立刻强力推行历史上有名的汉化政策，这当然事出有因。北魏起自今内蒙古的盛乐，在对外征伐的艰难时代，国家就是鲜卑。北魏朝廷正是依靠同族勇敢的鲜卑人，才得以保卫自己，挫败强敌。到了太武帝时代，统一了华北，征服事业告一段落，军事国家就不能不转变性质，成为经济国家。亦即北魏朝廷要通过和平地统治汉族，来保持双方繁荣。然而，鲜卑族和汉族民族相异，相互对立，要实现共存，现实上是有困难的。如果可能的话，让二者融合为一个民族最为理想。而此时要让文化先进的汉族被文化落后的鲜卑族同化，几乎是不可能的。相反，如果让鲜卑族同化于汉族，不但是可能的，而且，事实上已经在进行之中。通观历史，可知北方民族如果同汉族接触，就无法避免在不知不觉中被同化的命运。如果这是宿命的话，那么，与其被时势所迫，以丧失民族尊严的形式被同化，还不如保持本民族的自豪感，有意识地推进同化，更属上策。所谓保持本民族自豪感的同化，就是在自觉进行汉化的同时，把自己变为汉族的贵族。特别是帝室必须高踞于由此产生的新贵族之上，通过贵族，确确实实地控制整个汉民族。孝文帝的立场，与南朝的军阀帝王把自己贵族化的立场是相通的。
出于这种需要，孝文帝强有力地推动鲜卑族的汉化。这表现在孝文帝实施的律令政治，其精神也十分明显地反映在官制上。在《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中，记载了两种九品官制，第一种只记载孝文帝太和中所制定者，不言年代，恐怕是太和十七年颁布的官制，基本沿袭了崔浩时代的政令，未做多少改动。
看看根据孝文帝中期发布的太和前令所规定的第一种官制，百官分为九品，各品又分正从，正从更有上中下之分，故总计有五十四阶。观其内容，大体与魏晋制度相近。其根据在于此九品五十四阶涵盖甚广，甚至小官末吏，无不包罗，亦不排除勋品。但是，如果说它一点都没有受到江南的影响，也不正确。在六部中，特别重视吏部，以及把秘书丞同秘书郎分开，置于颇为上层的品阶，等等，无疑是来自江南流行的观念。这些内容原原本本地出现在孝文帝太和中期的官品制里，绝不是偶然的巧合。根据当时的令文，吏部尚书为从一品下，而其他列曹尚书却为正二品中；吏部郎中为从四品上，而其他尚书郎中则止于正五品上；秘书丞为正四品下，而秘书郎则为从五品上。在此之后，太和十九年应该又发布了新的官制，但今已亡佚，无法见到。
孝文帝晚年，再度改革官品制，其颁布时间推测在太和二十二年。由于第二年孝文帝就逝世了，所以，实际实行要等到下一代的宣武帝时才开始。根据这个太和后令颁布的第三种官制，记载于《魏书·官氏志》和《通典》卷三八。这次制度改革，似乎受到两位来自南朝的流亡者的影响。孝文帝即位初期，南朝发生了宋齐革命，宋皇室的刘昶和琅邪王氏家族支脉的王肃，相继逃亡到北魏。他们两人受到北魏的热情欢迎，都获得了尚公主的厚待，作为政治顾问，参与朝政。如上所述，北魏早在孝文帝之前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推动着采取汉化政策，最初是强有力地复活魏晋制度，此后则不免稍微受到南朝制度的影响。孝文帝获得南朝投奔的最高级别贵族人物刘昶和王肃之后，了解到当时南朝存在着发达的贵族制度，出乎意料，不啻往他推行汉化的热情上火上浇油。
在孝文帝晚年，亦即太和二十二年发布的九品官制中，从一品到三品只分正从，合为六阶；从四品到九品分正从，各品再分上下，合为二十四阶，总共有三十阶。这个九品新官制，并不只是精简以前的九品五十四阶。实际上，是将以前九品中大约七品以下者除去，将六品以上的三十六阶重新改为九品三十阶。其做法，和稍后出现的南朝梁新官制几乎相同。而且，被剔除的七品以下官变成流外，流外官设七等，这点也和梁朝制度的流外七班若合符节。与梁朝九品官制比较，孝文帝的新九品官制要早十年左右。而且，将七品以下划为流外的做法，孝文帝比较温和，梁武帝则要严厉得多。然而，我们并不能就因此认为梁朝模仿北魏，而应该说，南朝宋齐之际流行的流品思想，一为孝文帝所采用，成为北魏的新制；一为梁朝所继承，成为南朝的新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