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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我主要以南朝为中心，探索其政权的推移和制度的变迁。现在，我们转换一下舞台，往前追溯，研究北朝的君主及其统治下的汉人豪族。诚然，继承魏晋正统的是南朝，然而，与之平行的北方新兴势力，才是真正孕育出隋唐社会的直接原动力。
西晋灭亡之后，华北陷入混乱状态。乘着混乱之机侵入华北的是被称为“五胡”的异族。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贵族制度，和当时中国流行的贵族制不同。概言之，此等胡族的贵族制，远比中国的贵族制落后，是一种带有原始味道的氏族制性质的贵族制。也就是说，在胡族国家里，执政者是宗族的代表，国家不是执政者的私有财产，而是宗族全体成员的共有财产，这种思想意识根深蒂固。因此，对于国家政治，宗族拥有很大的发言权。这种状态，在宗族团结的时候，可以发挥超常的力量，倏忽之间占有大片领土，可是，一旦团结遭到破坏，宗族中有实力者各自为政，便招致分裂。慕容氏的燕国，就是很好的例子。中国的历史学家屡屡指出，胡族尊崇贵种。这意味着他们对于直接臣属的贵种主人，献身侍奉。要言之，存在着颇具封建制性质的君臣关系。而且，在同一个民族内部，存在着根据血统区分贵贱的秩序，而在不同民族之间，例如氐与鲜卑，就相互视对方为贱民，各不相让。这种氏族制性质的贵族主义，是造成华北动乱不已的原因。
在五胡统治阶级眼里，汉族也不过是异族之一，且为劣等种族。但是，汉族自古定居在华北这片土地上，拥有优秀的文化和绝对多数的人口，作为现实问题，其存在绝对不容轻视。他们主要交纳租税，有时也服军役，这些对于胡族国家是必不可少的。为了统治汉族，讨得他们的欢心，就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他们的自治。更具体地说，如果不能让汉人以州郡那么大的单位实行自治的话，那么就让他们以县或者乡村为单位，总之要给他们一定标准的范围，让他们实行自治。实际上，胡族政权采用的政策，是尽可能用大的团体单位来掌控汉族。也就是对于汉族有实力者，不仅将他们作为豪族，利用其经济实力和对乡村的统治能力，还要把他们当贵族对待，进而利用他们的声望，此为上策。当时的汉族贵族社会，无论北方或者南方，都十分重视婚姻关系。一流贵族与一流贵族联姻，二流贵族和二流贵族通婚。由于一流贵族数量很少，所以就存在着同远方的一流贵族通婚的可能性。而下层贵族就只能在狭小的地域范围内相互通婚了。从另一方面来说，一流贵族具有充当外交官的利用价值。他们在全国范围内拥有姻戚，可以不断拓展关系圈。而且，全国各地的情报可以迅速通过亲戚获得。在间谍机关不发达，又没有培育特殊外交官的时代，贵族正是天生的外交官和熟练的情报提供者。这同样可以适用于佛教僧侣。
当权者利用上述贵族充当外交官的做法，并不始于这个时期。我们不能忘记，蜀国刘备重用诸葛孔明，除了他才能出众外，还因为可以利用他所具有的贵族外交官的价值。尤其在群雄割据的年代，闻名天下的贵族，光是这一点，就如同至宝。在五胡十六国的混乱时代，各国对邻国丝毫不敢麻痹大意，对于国内豪族的动静同样也不敢放松警惕，因此，有谋略的君主首先要采取的政策，就是取得拥有广泛社会关系的国内贵族的欢心，一方面可以对内控制，另一方面则可以使之收买敌国贵族。当权者既然要把汉人当作贵族加以利用，就不能不满足他们的诉求。因此，必须允许他们在广大地域内实行自治，承认他们在该地区的名族地位。结果，胡族国家或多或少都不得不保持胡族自身的习惯和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制度，两种体制并存。概括地说，在中央组织中，胡族体制强有力地保留下来；而在地方制度上，则具有浓厚的汉族体制色彩。
五胡入侵以来，中原和江南的政治对立长期持续，尽管如此，在文化方面却相互影响。特别是南朝发达的新制度，越过国界，对北方产生影响，这是不能忽视的事实。其中，受到南朝流亡者影响的事例尤为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