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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革命是进驻型革命。由于革命受到社会的欢迎，所以，武帝地位稳固。而且，他不是一介武夫，而是优秀的文化士人，所以他能够独断推行自己构思的政策。他统治的时期，是南朝文化发展的一个新时代，九品官制也在他的手里进行了重大改革。以往的做法是将九品官制中的七品以下划出去，作为流外；前面六品留下，作为流内。现在，武帝将此六品以上官重新分成九品，并进一步分出正、从二等，合为十八等，又称为十八班。以前的七品以下官则细分为不登二品七班、三品蕴位和勋位四等。武官全部从九品分出来，另成系统。
仅从以上的介绍来看，武帝的新官制是非常贵族化的官制。亦即在此时期，截然区分出名流贵族担任的流内十八班官，寒士以下担任的流外官，以及根据军功任用的武官三个系列。但是，武帝绝不是贵族制度的盲从者。作为务实的政治家，最重要的就是洞察现状。从魏晋以来日益繁盛的贵族制，已经经历了三百年的历史，成为中国的传统而奠定了坚固的基础。这个贵族制度，并非一无可取。如果基本上根据家格来决定官位的铨叙，就可以防止无限制的自由竞争——有时甚至发展成为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乃至暴力手段的竞争，造成社会动乱。而且，从总体上看，贵族阶层出身的人，比起庶民阶层，在教养和德性方面更胜一筹，这在当时是难以否认的事实。既然如此，不如基本肯定贵族制度，进而将自己融入其中，表明拥护的态度，这对于武帝而言，是十分有利的政策。然而，问题也因此产生。
仅仅因为是贵族子弟，就可以坐登高官上品，这只不过是盛行的习惯而已，没有任何的法律根据，是非常不公平的制度。中国的天子拥有制定万民必须依从的法律的权力，同时，这也是他的义务。如果要在基本肯定贵族制度存在的基础上，建立公正的法律，其结果，就不能不改革以往的贵族制度。
如上所述，最初制定九品官人法的目的，在于审查品评个人的才能德行，但它后来逐渐贵族化、门阀化了。如果要改革贵族制度，就必须回到九品官人法建立之初的目的，朝着比家格更加重视个人才德的方向。九品官人法最初掌握在地方中正手里，后来渐渐地收归中央吏部。武帝可以采取的方法有二：一是恢复已经变质走样的中正制度，注入活力；二是另外建立新的制度。事实上，这两种方法，武帝都尝试过，而且意外地有效，引起贵族制度崩溃者，发轫于后面一种方法。
武帝在首都设五所学馆，置五经博士五人，各掌一馆，教授学生。学生要进行考试，合格者录用为官。这五所学馆是专门为培养出身寒微的人而设立的，至于贵族子弟的教育则另有国子学。这种考试制度的最大收获，就是营造出一种新风气，使得出自一流名族的人也以不靠门地，而是参加考试，凭个人才能进入官场为荣。可以说，这就是隋唐时代盛行的科举制度的直接渊源。
不管如何评说，梁武帝都是南朝第一流的人物。他布衣起家而位登天子，既是军人又是文士，不但儒学造诣很深，而且还皈依了佛教。他心胸开阔，既承认贵族制度又对其进行改革。在此方面，贵族阶层不得不遵从他的新政策。然而，开阔而复杂的性格，又使他对于外交军事政策优柔寡断，他晚年的政治纰漏就是因此而产生的。在是否接纳北齐叛将侯景投降的问题上，梁武帝模棱两可的态度，招致侯景的反噬，而面对危机时战和不定的心态，又使他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最终无法逃避受囚台城终被饿死的悲剧。他所创立的梁王朝，事实上只维持他这一代就灭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