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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宋革命之际，南方的贵族社会反倒欢迎这场革命。随着贵族社会逐渐固定下来，各支贵族基本上满足于维持既有地位，失去了强求更大利益的野心。另一方面，这种贵族社会的固定化，也意味着处于抑制下层贵族晋升的状态。要维持贵族社会的稳固，需要有来自强大君权的压力。军阀出身的刘裕，正是这种实力人物。如果他承认并保护贵族社会的规则，那么，由晋朝的天下变为宋朝的天下，对于贵族社会而言，并没有特别的损失。
除此之外，东晋贵族还有其他欢迎实力人物出场的理由，那就是流民迁入的问题。从汉代起，中国的人口就不断由北向南迁徙，而从西晋末年开始，由于中原地区发生“五胡之乱”，更进一步加强了这种趋势。流民的迁徙呈现出多种形态，有豪族统率家族有组织地南下，也有同乡团体推举临时领袖逐渐集聚起来的迁徙，还有三三两两去向不定的流浪者。他们中间，强者寻觅合适的地方定居，建立村落，从事耕垦；弱者则为土著豪族所收容，成为隶民。这些新来的人被称为侨民或新民，容易同原住民发生纠纷，成为治安上不容忽视的问题。
流民的南迁，开发了南方的资源，增强了南方的经济实力，使得豪族势力得到扩张。东晋政府原本也是流寓政权，所以，开始时对于南下的侨民采取颇为宽大的政策，对于比较集中的流民团体，按照他们原籍郡县名称，设立侨郡、侨县。侨郡侨县多数只有人民而无辖地，即使有领地也只是名义上的一小块而已。侨民对于郡县并无义务，只享受权利。其最大的权利是选举。他们可以按原籍地名义，或者取得望族资格，或者被推荐为秀才孝廉，担任官职。本地居民的户籍登录为黄籍，对郡县负有徭役的义务，而侨民的户籍登录在临时性的白籍，不用服郡县的徭役，因此造成课役不公平，屡屡招致非议。
针对这种情况，东晋不得不改变政策。原属流寓政权的东晋王朝，以及拥戴它的流寓贵族，播迁江南后经过相当长的岁月，已经完全土著化了。因此，对于后面源源不断南下的流民，就不像先前那样热情欢迎了，于是出现了土断政策，要求南渡的流民在现在的居住地上，取得与当地居民一样的本地户籍，并同当地居民一样向郡县承担义务。此方案作为讨论意见不容置疑，但是，在实行的时候，就招来种种不满。因此，如果不是强有力的人物，便难以实行。东晋末期实施过两次土断，第一次是在军阀政治家桓温任大司马而握有实权时，由于在兴宁二年（364）三月庚戌诏令实行，史称“庚戌之制”；第二次是在刘裕任太尉而掌握政权的义熙九年（413年）实施。通过土断，大大增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人民的统治力。刘裕敢于进行规模空前的北伐，其力量大概就源于实行土断。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次晋陵（后来的常州）被排除于土断范围之外。晋陵似乎是徐、兖、青三州有实力的流民寄居之地。刘裕避开了阻力强大的地区，在全国推行土断，因而足以赢得朝廷贵族的赞赏和信赖。
晋宋革命之际，代表贵族的意向，长袖善舞者，是一流大姓琅邪王氏的王弘。王弘原是刘裕对手会稽王道子的心腹，会稽王倒台后，他转而投入刘裕帷幄。在刘裕北伐立下大功时，他即刻劝请朝廷给予刘裕加九锡之殊礼，完成改朝革命的第一阶段。他和另一大姓出身的谢晦一道成为宋朝的开国佐命功臣。由此说来，王谢二氏在禅让革命中，扮演了罗马教皇为新帝王加冕的角色。
由此形成了军阀帝王和贵族合为一体的政治形态，并产生了皇室和一流贵族之间的联姻关系。从名族的感情来说，甚非所愿。但是，帝王拥有绝对的权力，贵族的地位同朝廷的官爵紧紧联系在一起，所以，贵族不得不改弦更张，反过来加以利用，通过接近朝廷，进一步强化自己的地位。事实上，贵族如果尚公主，马上就可以拜为六品驸马都尉，以后的官位晋升，亦多方便。宋代皇室与头号贵族王氏的联姻最为密切。然而，迎娶身带野性、尚未贵族化的公主为妻，因而遭受虐待饱尝苦头的情况，也并不少见。
王弘的弟弟王昙首，其孙王俭在后来的宋齐革命中，也巧妙地改换门庭。王昙首母亲是宋朝的武康公主，本人尚阳羡公主，从驸马都尉、秘书郎起家，异常迅速地晋升，堪称宋朝的柱石。可是，当他看见新兴军阀萧道成权威日盛，立即摇身一变，成为其心腹，在实施宋齐革命时扮演主要角色。在南朝一再发生的革命中，没有比这更过分之事；在贵族社会里，也没有比此评价更坏的革命了。次于王氏的名族谢氏出身的谢朏，身为侍中，理应将天子之玺献给齐帝，但他拒绝了。和王氏相比，谢氏缺乏柔软灵活的处世技巧，这是齐之后谢氏不振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