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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成为长久制度的魏朝九品官人法，最初立法的旨趣，并不拘泥于根据个人的才德给予乡品，然后再根据乡品任用为官的官僚精神，在其实施层面，从一开始就具有贵族色彩。亦即高官的子弟无论其才德如何，都能获得高的乡品，并因高品而跻身高官之列。关于乡品与官品，历来的研究大多认为两者之间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以为乡品的等级与初任官，也就是起家官品之间，有一定的规律。如乡品一品对应起家官品五品，乡品二品对应起家官品六品，比乡品低四等的官品，为起家时所任之官（增补：“起家”也称作“释褐”或“出身”）。换言之，存在着起家官品晋升四级以后，官品就同乡品一致的规则。
那么，汉代以来的秀才、孝廉选拔制度出现了什么变化呢？它们都原封不动地保存在九品官人法里。秀才、孝廉从州郡中选拔出来后，在中央接受考试，考试成绩获得中正的承认后，获得乡品。大体上成绩甲等转换为乡品二品，乙等为三品，丙等为四品。然而，实际上秀才、孝廉罕见获得优秀的成绩，一般为丙等，故基本控制在乡品四品的范围内。他们经过艰难的考试，好不容易才获得乡品四品。而另一方面，势家子弟因清谈而活跃于社交界，唾手便获得乡品二品。结果，秀才孝廉制度被包括于九品官人法之中，与其说是选拔人才，不如说是压抑人才，成为只有下层士人参加的选举。这样，九品官人法成为贵族运作的、只对现有贵族阶级有利的制度。只要贵族阶级没有发生大变动，九品官人法即使出现弊端，也不会轻易更改废除。
更何况官吏在起家之前获得的乡品是一种资质，获得乡品二品不啻得到资格证明，表明他最初从六品官起家，经过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可以成为二品官。但是，实际上大多数官僚尚未实现这个梦想。因此，倘若废除九品官人法，他们就会失去将来得到晋升的保证。所以，虽然有一部分人指出九品官人法的弊端，要求予以废除，但是，大多数的官僚还是不愿意交出自己好不容易得到的资质，从而葬送了废除九品官人法的呼吁。
魏文帝曹丕之后，传位明帝曹叡，接着是齐王芳即位，因为年幼，由大将军曹爽和太尉司马懿两人辅政，在此前后，九品官人法出现了一点变化，亦即在评定乡品的郡中正之上，设置了州大中正。至于在郡以下的县也设置中正一说，值得怀疑。以上变化，是中央政府加大了对乡品发言权的结果。因为郡和州虽然都属于行政区划单位，但是，郡带有浓厚的地方自治体色彩，而州则是中央的派出机构。在此之前，司马懿被曹爽用计捧为太傅，一时丧失实权，朝廷成为曹爽的个人舞台，他重用同党何晏、丁谧等人，掌握朝政，在相当程度上根据自己的爱憎来决定人事。和曹操一道崛起于民间的新贵族，到这个时期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了，他们失去了祖辈的野性，追逐宫城的风流，转变为文人。在他们的社交圈内，开始流行起清谈风气。其领袖人物就是何晏。所谓清谈，要言之，就是充满贵族情调的沙龙谈论技巧。
这时，业已隐退的司马懿突然发动了政变，诛除曹爽及其同党，夷三族。代表曹氏家族辅助少年天子的曹爽败亡，这必然导致魏朝衰落。魏朝不像汉朝那样拥有四百年的历史，而且由于猜疑同族而不将权力分给他们，因此，一旦走向没落，就没有人有挺身而出匡扶朝廷的热情。就这样，朝廷的实权落入司马氏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