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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寿裳，浙江绍兴人，生于1883年。在他110周年诞辰时，绍兴举行纪念他的一系列活动，把他和蔡元培、鲁迅并称为绍兴近现代史上的“越中三杰”，出版了《许寿裳纪念集》和《许寿裳诗集》。自古以来，人杰地灵的稽山鉴湖名士辈出，近代就有为国洒热血的响当当英雄——“辛亥三杰”徐锡麟、秋瑾、陶成章，而蔡元培、鲁迅和许寿裳跟他们颇有关系。他们都是光复会成员，不过，后三者对革命的贡献，重在开创并坚守文化教育事业。比许寿裳年长15岁的蔡元培乃是他少年时就读的绍郡中西学堂的创始人，也是他从事教育工作的指路人，他的一生与这位享誉中华的学界泰斗息息相关。而年长他3岁的鲁迅则是他青年时代留学日本的同窗好友。凡了解鲁迅生平者，对这位鲁迅终生的挚友不会陌生；他所写的《我所认识的鲁迅》《亡友鲁迅印象记》等回忆文字，已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考验，被公认为极具史料价值，真实可信；他为研究一代文豪鲁迅，也为中国近现代的革命史、教育史乃至留学日本史，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感性材料。同样，他写其师长、革命元勋的《章炳麟传》和清末国学大师的《俞樾传》都是极具历史和文学价值的“传记文学”作品。许寿裳的声誉虽不及他的师长和好友，但自有他可骄傲的人生，其贡献岂能被国人所忘却？
许寿裳可谓中国近代教育的先觉者、先行者，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是蔡元培推行新教育的得力助手和真诚的实践者。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在南京成立，他即受教育总长蔡元培召唤，任教育部部员，并推荐鲁迅来部共事；5月南北议和告成，同迁北京办公。他作为教育部普通教育司第一科主任，受总长委托草拟《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和《新教育意见》，以部令颁行全国。
早在民国元年1912年1月19日，蔡元培总长就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并主持、制定了中国第一个《大学令》和《中学令》，强调要把中学和大学建造成健全国民的学校，主张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废止祀孔读经，实行男女同校等改革措施。许寿裳以蔡元培所提出的“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五育并举思想为指导，制定教育宗旨为：“中华民国之教育，根据三民主义：以充实人民生活，扶植社会生存，发展国民生计，延续民族生命为目的，务期民族独立，民权普遍，民生发展，以促进世界大同。”附有八点实施方针，旨在强国，力求使民国人的发展符合民族共和精神。这正确地体现了蔡元培的社会教育思想，认为教育旨在立人，人立则国强。“人类所最需要者，即在恪守尽种种责任之能力无可疑。由是教育家之任务，即在为受教育者，养成此种能力，使能尽完全责任，亦无可疑也。”所以教育部不仅设立社会教育司，10月又设“读音统一会”。
1913年，许寿裳参与“读音统一会”的工作，与朱希祖、马幼渔、鲁迅等六人联名提议并通过以章太炎先生所制定的元、辅音字体为蓝本，创制国语注音字母的议案，为推广国语，发展白话文，普及文化教育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许寿裳对蔡元培思想的认同，乃建立在他们对民族振兴问题的共同认识上。这也是他与鲁迅友谊的基础。许寿裳曾回忆说，1902年在日本弘文学院他和鲁迅结识后，见面时每谈中国民族性的缺点，以为“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后来许寿裳和鲁迅兄弟俩在河南留学生办的《河南》月刊上联手发表以“立人”为主题的文章。他们放眼世界，看到了西方18世纪以来的“物质文明”和“立宪国会”派生的偏颇，即吸取欧美之强，根底在“人”的经验，分别从各个角度阐明这一兴国的战略方针。鲁迅在该刊第7期署名迅行的论文《文化偏至论》中说：“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事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许寿裳则在第4、7期发表的未完文章《兴国精神之史曜》中，开宗明义：“兴国不在政府而在国民，不在法令而在自觉，非然者虽有政府，而民与国未尝有毫发系焉。”该文署名旒其，据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八一）》中说，这是经鲁迅提议而取的笔名，是俄文Люди的音译，是“人”的意思。他们心目中的“人”，乃富有自觉精神的国民。而诚和爱，恰是人的自觉精神的根底，所以他们后来在文化教育和为人处世上力求唤醒人心的诚和爱。
但是在清王朝乃至民国后的北洋政府和国民党统治下，他们都难以实现自己的追求。当年他们同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执教时，因大刀阔斧地进行教育改革，遭到尊王尊经的新任监督夏震武的训斥，便团结一致掀起驱逐“夏木瓜”的斗争；最后胜利了，但清廷又委派了另一个思想顽固的监督。作为教务长的许寿裳及鲁迅等有新思想的教师只得相继辞职。民国后，许寿裳亲自参与制定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尽管其中的教育改革方案很多以议案的形式在国会表决通过，但在实行时受到种种阻碍，蔡元培也因不少阁员无所作为而愤慨，力辞教育总长之职。许寿裳在教育部曾以自己的工作能力很快被提拔为参事，4年后却被外放江西，也是出于守旧派的排斥。许寿裳和鲁迅对教育部的腐败现象多有不满，但在当时情况下，他们无力改变全局，只得在自身的权力范围内，开拓社会教育，提倡美育；同时在学校兼课，以新的思想传授学术。如许寿裳在出任江西省教育厅厅长和江苏义务教育委员会委员期间，大力开发社会教育，设立地方博物馆、通俗图书馆，培养义务教育的师资，为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而殚精竭虑。
许寿裳和蔡元培、鲁迅一样，认为教育者本人首先应有诚和爱，才能培养出富有诚爱之心的国民。许寿裳曾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中山大学、台湾大学等10余所高等院校任教，以深博的学术根底讲授佛学、教育学、心理学、文字学、西洋史、中国史学名著、传记研究、中国小说史等多种课程。当他有机会执掌学校时，便力求革新。如1922—1924年担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时，他不仅在生活中关怀学生，不惜借债为学生宿舍安装热水汀，而且多方延聘学者专家来校讲课，云集了众多的北大教授，包括请鲁迅讲授中国小说史。由此大大提高了女高师的教育质量，不久升格为女子师范大学，成为我国最早的女子最高学府，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女性人才。许寿裳却因支持北大校长蔡元培所发表的《不合作宣言》，抵制复古的教育总长彭允彝，对立方即鼓动某些职员和学生散布谣言，许寿裳与蔡元培一样，守真抱朴，以辞职洁身引退。继任的新校长杨荫榆竟全盘推翻新的措施，甚至阴谋阻止学生参加纪念“五七”国耻和追悼孙中山的活动，已萌发觉悟和勇气的女师大学生因此爆发了愈来愈激烈的“驱杨风潮”。起初，许寿裳为避嫌而未表态，后见杨荫榆联络教育部官员、“正人君子”乃至各式打手对学生大施压迫，不由得愤起发表宣言，反对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章士钊解散女师大、非法罢免鲁迅在教育部的职位。他虽因此也被免职，却更加义无反顾地支持学生组织临时学校，义务身兼校长、教务长、教员数职，直至胜利复校。由于许寿裳坚决站在反对北洋政府的立场上，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又不顾个人安危，亲自为死难学生料理丧事，成为被通缉的50名“暴徒”之首领，不得不离开北京。
在许寿裳的执教生涯中，始终面临两方面压力：一是与执掌教育权的守旧派的较量，二是面对各式学生风潮。前者只需把握自己的立场和斗志，后者则存在不尽相同的复杂情况，需慎重行事。如1937年许寿裳出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校长时，也曾遇到学生罢考的风潮。当他在会上提议开除一个学习成绩甚好的学生时，眼泪直流下来，口中连连说：“我实在不愿意开除她，可是不能不开除她。”学生们知道内情后大受感动，情愿考试，而那个学生也未被开除。对学生中的不良现象，诚需严格管理，包括必要的处分，但不能使阴手段，因为根本的目的是在教育人。他挺身支持女师大学生斗争的原因之一，也在于章、杨等人身为教育者，竟“秘密行事，如纵横家”，与他所追求的诚爱原则背道而驰。
1927—1934年，他作为国民政府大学院的秘书长，及后来的中央研究院干事兼文书处主任，常驻南京，为住在上海的蔡元培院长和杨诠总干事处理日常院务，主要是支持我国学术文化的开发工作。如蔡先生倡议大学院设特约著作员，“聘国内在学术上有贡献而不兼有职者充之，听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补助费”。鲁迅也在受聘之列，每月300元的补贴，是当年鲁迅能定居上海从事写作的重要经济基础，而受益者又岂止鲁迅一人。
许寿裳的诚和爱，已化为对教育事业终身不移的信念。“七七”事变发生后，许寿裳离别家人，与学生一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赴西安，入汉中，后又奔波于川滇之间，对教学工作，始终孜孜不倦。正如他的学生所说，在那外侮与内争并烈的年代，“许师是一座进步与自由的灯塔，使在暗夜海上的船舶有所归往，不致泊没于风涛”。 （引自袁珂《悼忆许寿裳师》，载于陈漱渝主编《现代贤儒——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台海出版社1998年版）
许寿裳虽为同盟会元老、国民党党员，但不愿与弄权者同流合污，又坚持宣传鲁迅的思想，积极参加救亡座谈会，因此深受排挤。抗战时，西北联合大学已任命他兼任法商学院院长，教育部长陈立夫却密令“主法商院长须超然而接近中央者”，指定亲信担任；后来甚至猖狂到不准聘请许寿裳在公立乃至私立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已是64岁高龄的许寿裳，决意接受老友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的邀请，独身飞赴刚回到祖国怀抱的宝岛，协同宣扬中华民族的传统和新文化，肃清日本殖民文化的遗毒。
他被任命为台湾编译馆馆长后，即广招台湾本省和大陆的人才，在馆内设置台湾研究组、学校教本组、社会读物组、名著翻译组等。鉴于台湾民众在长达半个世纪中，被强迫使用日语，许寿裳亲自编著了《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一书，努力推广国语。然而未及半年，因陈仪被撤，编译馆停办，许寿裳无奈地“坐看前功付陆沉”。当他被聘为台湾大学教授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后，一如既往，经常在比较开明的《台湾文化》上发表宣传“五四”历史和论述新文化的文章，反动报刊《正气》《中华日报》《平言》因此大肆攻击他，并连带诬蔑他的子女。
1948年2月18日夜，一生仁厚慈祥的许寿裳竟在睡梦中被刀斧砍杀。台湾警方起初阴谋栽赃于他女儿的男友；事败后，又指称是小偷“图财害命”，凶手则是时常受到许先生接济的原编译馆的青年电工高万伡，其实清贫的许先生家中仅有1000台币。在作案现场发现的包凶器的报纸，却是在台湾买不到的军方出版物——武汉《和平日报》。从事发前后的种种迹象来看，高万伡是被台湾省警务处和台北市警察局特务利用的愚民，最后他被五花大绑，口塞棉花，匆匆地送上了刑场。而“凶手”诉说的作案时的帮凶，竟不为法院和警方所查缉。
一个毕生致力于开发民智的教育家竟为愚民所杀，令人疾痛，至有无言的悲哀；而被反动政客所利用的愚民也无声地死在他的谋主所制定的法律下，人们恨其不争时，当再思许寿裳早年的警言：“有国家而无国民，有法令而无自觉，人道无光，性灵悉死，兽界耶？枯骨耶？”
1982年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罗慧生撰写的《鲁迅与许寿裳》，1986年文学史家林辰编的《许寿裳文录》，得到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赏识而被推出。1993年在他的家乡绍兴举行纪念他110周年诞辰的活动，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也刊行了《许寿裳日记》（1946年8月1日—1948年2月18日），并举行了发行座谈会。在台湾，许寿裳惨遭奇祸，沉冤难白，冷寂了36年后，他对台湾文化建设的贡献及他的道德文章，又激起了人们深深的赞赏和怀念。1982年台湾各界人士纪念许寿裳的九九冥诞，曾排斥许寿裳的陈立夫，在历经种种变迁后，也醒悟似地写下了对许先生的颂词：“名垂庠序，亮节高风，典型永式，德音靡穷。”1998年是许先生在台湾遇害50周年，台海出版社刊印了由陈漱渝主编的《现代贤儒——鲁迅的挚友许寿裳》一书，较完备地收录了许寿裳的生平行状和有关的回忆文章。同时在3月26日—27日，由鲁迅博物馆和台盟联合举行了怀念许寿裳的纪念会和学术讨论会。亲朋、学生、研究者的回忆、感念和评论，再现了一个栩栩如生的许寿裳。
（写于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