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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许多年后看黄河、写黄河成为我职业生涯的一部分相比，第一次看见黄河简直显得非常狼狈和寒伧。那时候还不知道“体面”这个词，其实即使知道了也不知道该怎么用——圣人说，体面是吃饱喝足之后才能得到的体验。总体上说，上世纪 70 年代初仍是一个饥馑的年景，黄河两岸的人民大多衣衫暗淡，面容黧黑，神情惶恐。那样的姿态是挂不住体面的。
我们居住的那个小城距黄河有一百多公里。那一年我只有四五岁的年纪吧，不知道什么原因，父亲到豫北某地出差要带着我，或许那年月出一趟远差太让人激动了，特别是要过黄河，他希望能有人和他分享。这期望对我来说显然过于宏大，我父亲后来说，我细小而且轻省，可以坐在他的腿上不占地儿。我们坐的是那种老式吉普，我父亲所说的一车熟悉的人我自然是完全记不得了。车过黄河的时候很有可能我睡着了，反正没有任何记忆。那时候我和父亲关系甚好，他中年得女，视我为掌上明珠。有父母溺爱，让我的童年生活宽绰了许多。因此在很多事情上我是大意的、松懈的，也许可以奢侈地说是颓废的，比如看一条河，哪怕是黄河。一条河流对一个幼童来说，比一枝花骨朵、一只养在空罐头瓶子里的小鱼小蟹重要不到哪儿去。
我恍惚记得，那时候路上的汽车并不是很多，但是在归途中再过黄河桥的时候却被堵在河北岸，滞留了将近三个小时。我又冷又饿，有附近村庄的妇女叫卖烧饼和茶叶蛋。我吃了两个鸡蛋和半拉烧饼。开始父亲还逗我，安慰我，后来他自己也等得有点不耐烦了，点了一支烟夹在手上，木着脸看着车窗外。所以车子重新颠簸着走上黄河桥的时候，我已经蜷在父亲的怀里对外部世界失去了兴致。在半睡半醒之间，父亲摇着我说：“快看快看，我们过黄河大桥了！”我揉揉眼，扭过头去看窗外，在昏暗的天空下，瞧见那大平原一样安静的河道中，几支瘦弱得像快要断气了的水流。偶尔有大片的水鸟掠过，也不能在水里投下影子，那河水细弱得盛不住庞大的鸟儿。现在想来，橙黄的夕阳下，水面波光粼粼，那景致该是极美，可我的记忆里全是萧索。对于一个幼童来说，狭长的桥梁坚硬而无趣。大桥之上尚没交通管制，车辆可以靠边停下来看风景。风很大，父亲紧紧地拉住我的手，稍有疏忽，我就有可能飞出去。其实那时候我已经跟着父亲和哥哥们认识了很多很多字，因为要看黄河，父亲提前几天教我了几句顺口溜：“黄河绿水三三转，碧海青山六六湾。黄河浊水三三曲，青草流沙六六湾。千山红叶千山树，万里黄河万里沙。”很多年里我只以为是父亲编的词逗我玩儿，有一天发现这顺溜溜的言语，竟有着内政外交的很多故事。我估计也有杜撰的因素，而后人如何狗尾续貂，父亲又是从哪里得来又传给我，已不可考。反正不管如何，这个样子的黄河突然迎面而来，让我猝不及防，而且不知道它与我背的这些东西又有什么关联呢。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失望，抑或是完全不感兴趣。甚至，它远远没有我姥姥家门口的那条河看起来更像一条河。儿时记忆里的每一条河都是水草丰沛，河水清澈见底，大鱼小虾自由自在地穿梭其间。所以，等我回去见到满脸向往的两个哥哥，只赌气似的说了一句，黄河不好看！反正我就是觉得，河得有河的样子，何况是被父亲大肆渲染的黄河呢！
关于黄河的记忆与父亲，是我在写这篇文章时才突然想到的。因为第二次看黄河仍然是和父亲一起去的。那年我要去郑州读大学，报到的时候父亲母亲一起跟车送我。我第一次离开家到省城念书，还是让父亲有点郑重其事。办完入学手续，父亲说，郑州新黄河桥建好了，咱们一起去看看吧！我读书的那个学校，离新黄河桥倒也不甚远，只半个小时的车程。我急于摆脱他们，而且，想起幼年的记忆，我并不想跟着他们去。母亲不由分说把我拉上了车，对于她来说，省会的一切都是新鲜的。除了幼年逃荒，她是个没到过县城以外的女人，尽管说起来她亦是很早就投身革命。也许因为心情，也许因为天气，那次站在崭新的、刚刚通车的黄河桥上，我痛痛快快地看了一次黄河。真是出乎意料，眼前的黄河虽然河水并未如期望的那么多，但它那阔大的身躯、奔涌的气势和一望无际的辽阔，还真是让我感到了震撼。我母亲动情地说，黄河黄河，水真是黄的啊！父亲也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打破砂锅问到底，跳下黄河洗不清。”我有点替他害羞，哪儿和哪儿啊？多年之后查阅，竟然又是一副名人撰下的对联，我着实应该替自己的无知害羞。
不过父母亲之所以要说点什么，我觉得肯定跟看见黄河的满心激动有关。其实，当我再次面对黄河的时候，难道没有心潮澎湃吗？我觉得这才是黄河应该具有的模样和阵仗啊！
时光荏苒，在两次看黄河中间，我度过了十几年青少年时光。很多年之后，我觉得我最应该书写的就是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后来我也的确写了一些关于儿童记忆的文章，但每当我再读它们的时候，却感到异常的陌生。我不知道写的是谁，怎么看都不像我。我孤独而忧郁，清高而固执。我对自己历史的认知更多的是形而上的偏执，就像后来我与父亲的关系一样，几十年里都没打破那种内在的紧张，冰冷而坚硬。其实也未必真的如此，但没办法，在叛逆的内心里，我与世界横亘着一条大河。但那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的那段历史，还没开始述说就已经见底儿了。它怎么会那么短呢？无论如何它不该那么短啊！
可是，当我在讲述黄河、用百度搜索黄河时，看到这条有着一百多万年历史的母亲河的介绍，只有区区不足两万字时，才突然觉得自己的历史已经太长了。
有那么些年，我在豫中城市漯河生活。沙颍河的最大支流沙河自漯河穿城而过，与澧河交汇，故在此称为沙澧河。再往下走，至周口段，又与颍河交汇，改称沙颍河。有一年为了给这个城市写一部传记，我曾经沿着沙河溯流而上，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找到了它的源头。它藏在尧山的半山腰一个凹陷的洞穴里，是个看起来只有拳头粗细的泉眼。如果不是跟前立着一块一人高的牌子，我丝毫也不会觉得这条 600 多公里长的大河的源头竟出自这样一个不但谈不上体面，甚至还有点贫瘠的地方。
直到很多年后我参加走黄河采风团，一路走过了黄淮平原、关中平原，跨越了壶口和河套平原、银川平原、河湟谷地……走过了九曲十八道弯，在巴颜喀拉山上看到黄河的源头也不过只有碗口般粗细，心里方才有点释然。秦丞相李斯在《谏逐客书》里说，“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由此想来，古人之怀抱胸襟，竟是沿着尘埃细流而装得下高山大河的。
在中国的历史和文学史上，“颍水”是一个亲昵的名字，相传许由洗耳，便是发生在颍水之滨。不过，与沙颍河比起来，黄河的历史要长得多。在史前时期，一百多万年前就诞生成长。开始的时候，她的名字只有一个字，河。这是一个婴儿的名字，也是一个母亲的名字。要有怎样的温情和热爱才能这样轻轻地喊出来？她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自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到夏商周三代王朝，都是紧紧地抱着这条母亲河，把根基全部稳稳地扎进黄土里，甚至一直到宋，中国的历史大部分是沿着黄河筚路蓝缕一路走来的。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发源于大河，也几乎所有的民族都诞生在诗歌的摇篮里。在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有人说《蒹葭》就是写的黄河。“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此说颇有争议，反对者认为，这首诗只写到水，并没有写“河”。在先秦文学中，一般的河不称河，只有黄河才称河。也有一说此诗写的是甘肃天水。那么由此看来，《诗经》第一首《关雎》肯定就是写的黄河：“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因为这里的河，在当时只能指黄河。
而当我读到《卫风·河广》时，真真有一种五味杂陈的感觉。也许我不能与诗人强烈的思乡之情共情，但“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让我有一种与历史久别重逢的悲欣交集，我想起第一次跟随父亲跨越黄河，当时我眼里的黄河，岂不就是那么孱弱细小，间不容刀吗？
把黄河作为中华文明的图腾，怎么说都不为过。岂止如此呢？作为农耕文明的代表，我们先祖的历史就是一部治水史，而因为治水形成的集体主义观念，于今犹盛。黄河的清浊几乎就是国运和统治者德行的象征，人民“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的绝望，到庾信《哀江南赋》时，已经变成见惯不惊的平淡：“阿胶不能止黄河之浊。”而到了唐代罗隐的诗中，则成为一个死结：“才出昆仑便不清……三千年后知谁在？何必劳君报太平！”作为一代才子，罗隐一直怀才不遇，至京师十几年应进士试，十多次不第，最终还是铩羽而归，史称“十上不第”。他把自己的满腹牢骚和悲愤灌入黄河，也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惯常作为。黄河皆默默吞下，忍辱负重，以待“圣人出，黄河清”。
盛唐时期，黄河并未变清，可唐人的胸怀因为国门洞开，接受八面来风一变而阔大，因此，黄河也成为文人骚客寄托怀抱的最好载体。前有李白“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的豪迈，后有刘禹锡《九曲黄河万里沙》的浪漫。那种“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大唐气象，着实让后来者始终充满了文化自信：
九曲黄河万里沙，
浪淘风簸自天涯。
如今直上银河去，
同到牵牛织女家。
从小我就听大人念叨，黄河是面善心恶，长江是面恶心善。对长江我无从了解，虽然去过几次，也曾经自武汉乘船沿江去过重庆，但毕竟匆匆而过，不甚了了。因为工作后迁移至郑州，饮了这许多年的黄河水，对黄河就理解得相对深了些，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仅是物质的，同时也是文化的。
后来长大了我才明白，为什么打小时候周围的老人们说起黄河来，熟悉得好像是自己的玩伴似的。黄河虽然离父亲的家乡还有一段距离，但他们与她的关系太紧密了。我父亲的老家在周口西华县，这个县的整个西部就是黄泛区。其实，黄河迫近我们家族的历史，还是近几十年的事，也就是从有黄泛区的时候开始，他们才真正知道黄河的善恶吧。关于那一段历史，父亲因为亲历过，常常会给我们讲起。作为一个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他的讲解只是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教科书里所写的，蒋介石不抗日，为了逃跑方便，阻止日军的进攻，炸开了花园口，造成了近百万老百姓的死亡和一千多万人的流离失所。
2014 年，近百岁高龄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台湾前“行政院长”郝柏村来到大陆探访抗战遗迹。在郑州，当他谈到花园口决堤时，不假思索地面对镜头侃侃而谈：“如果不是黄河决口，以水代兵，徐州到西安一路都是平原，日军的重机部队，可一路长驱南下，另一路可直打到西安！”
对这段历史，郝柏村先生是有备而来还是念兹在兹，我们不得而知。他也不是亲历者，花园口被炸时他还远在湖南零陵炮兵学校读书。不过，后来他有在郑州驻防三年多的经历，对此事也许会有所用心吧。历史未必真的能够任人打扮，但真实的历史虽未走远，甚至即使见证人还在，只是因为解读的角度不一样，也还是让我们觉得有云泥之别。我们的母亲河虽然承受了如此之大的磨难和屈辱，但到最后她仍然需要担承到底是善还是恶的褒贬。说恶，她养育了中华五千年黄色文明；说善，因黄河泛滥而造成的灾祸不绝于书，据说大的灾祸将近两千次。发生在 1938 年的那次炸堤，按照当时国民政府的解读，如果不是 6 月 9 日中国军队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形成千里泽国，终于挡住了日军机械化兵团，为中国军队主力西撤赢得了时间，当时的中国军队主力在武汉地区会被日军合围歼灭，中国在短期之内就很难再组织大规模的武装抵抗。说白了，那就是亡国之祸。因此才不得不出此下策。其实这跟蒋介石开始就决意的焦土抗战是一脉相承的，中国政府也想以此举昭示天下，无论要付出多大的牺牲，中国都会把抗战进行到底。毒蛇噬其指，壮士断其腕，历史的生死抉择毕竟不是我们在键盘上拣选文字这么轻而易举。
然而，一将功成万骨枯。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个体的命运始终不能掌握在自己手里，总是被绑缚在国家的战车上，遭受着“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政治蹂躏，不能不引以为憾。
据说当时在炸堤之前，国民政府也曾经对花园口附近的百姓进行了疏散。但由于没有考虑后来的天气原因，疏散的范围很小。而花园口决堤前后，已经遭受持续的暴雨浸淫，所以决堤的洪水前后袭击了 44 个县区。由于上游洪水的不断侵袭，再加之战争的蹂躏，花园口决堤处再也难以堵上，对下游造成的伤害长达十年之久。黄水肆虐，污坑遍地，蚊子多，死尸多。难民们又经常露宿在外，遂致瘟疫流行，尤其是随后发生的霍乱，致使死亡者众多。造成约 1250 多万人受灾， 390 万人外逃， 89 万人死亡，经济损失折合银圆超过 10亿元。后来我想，身处重灾区的我父亲和我叔叔，以及他们的祖辈早年投身革命，肯定跟这次黄河决口有很大的关系。
上世纪 70 年代末，河南小说家李準先生创作《黄河东流去》就是以花园口事件为背景的。李準先生是一个高产作家，也是一个极为认真的作家。为了这部巨著的创作，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沿着黄河采访，又花了一年多时间搜集花园口决堤时河南逃荒难民的情况。在此之前，他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大河奔流》，根据剧本改编的电影《大河奔流》在全国上映后曾经引起不小的轰动。
与电影不同，在《黄河东流去》这部作品里，李準想表达的东西更多，也更深刻，而不仅仅是花园口决堤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据他自己坦言，他想通过这场灾难，表达中国文化以及中国人在灾难面前的态度，往更深处说，他思考的是如何从苦难里挖掘出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文化根脉，在生死攸关的历史事件中寻找民族的精神内核，以此寻找激活中国人民蓬勃旺盛生命力的动力之源，并为当下提供精神图腾和栖息之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作品具有不可替代的时代意义和文化价值。
李準对黄河以及黄河历史文化的思考也是非常深刻的，黄河也是他写作的内在驱动力，他认为那是他的文化血脉。1997 年在北京举办的《河南新文学大系》座谈会上，李準以《揭开河南作家群产生的秘密》为题作即席发言。他动情地说道：“河南过去那么穷，那么落后，但是作家却一群一群产生，为什么？我看，这同黄河大有关系。黄河，对河南害处很大，但我还要歌颂它。黄河带来了无数苦难，但却给了河南人乐观与大气……是黄河给了我们热烈的性格。谢天谢地！这是第一条。热烈的情感，是创作的基本条件。”
然后他振臂一挥，激动地说：“河南还要出大作家！”
十几年后，另一个出生在黄河故道的河南作家刘震云写出了《温故一九四二》。第一次读这部作品我就被震撼了，后来我在创作一部小说时，引用了其中的一些细节。那些细节就像深埋在地下的这段历史一样，被“自将磨洗认前朝”后，发出了闪闪的寒光。那光芒阴郁而持久，像一把达摩克里斯之剑，始终高悬在苦难的中华民族头上。不得不说，那是某种文化基因，并没有因为时间而改变。
其实发生在 1942 年，也就是老百姓口中民国三十一年的那场灾难，也与黄河有关，更与花园口被炸有关。花园口被炸后造成黄河改道，形成了一片长约 400 公里的黄泛区，致使河南东部平原的万顷良田变成了沙滩河汊。泛区内河淤沟塞，水系紊乱，芦苇丛生，无法耕种，成为水、旱、蝗等各种灾害的发源地。其中危害最大的除了水灾就是蝗灾。 1942年开始的大旱，使得黄泛区土地蝗虫大量滋生，大片大片的庄稼被吞噬。
当时的一个记者曾经这样痛心地写道：那些蝗虫看着是在吃庄稼，其实，是在吃人！
那一次走黄河，一口气走了 23 天，最长的一天坐了 15 个小时的汽车。我们自郑州出发，历经了安阳、开封、洛阳、西安、太原、银川、兰州、西宁……在历史上的“八大古都”中，由黄河哺育的古都有西安、洛阳、郑州、开封、安阳五座。除西安外，其余四座都在河南。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出现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等，曾经长久地烛照着中国古代史，让灿烂的中华文明更加丰腴饱满。从幼年形成的执念里，有个偏见一直延续到现在，那是一种文化霸道：黄河是我们的，黄河的儿女指的就是我们。可是，我后来竟发现还有那么多诗人在说，黄河是我们的呀！是啊，这条全长5400 多公里、流域总面积达近80 万平方公里的浩荡大河，涉及 9 个省、66 个地市、340 个县，总人口接近 2 亿。
河南诗人马新朝在他著名的长诗《幻河》中写道：
我在河源上站立成黑漆漆的村庄
黑漆漆的屋顶鸡鸣狗叫 沐浴着你的圣光
鹰翅 走兽 紫色的太阳 骨镞 西风
浇铸着我的姓氏 原始的背景 峨岩的信条
黑白相间的细节
在流水的深处马蹄声碎 使一个人沉默 战栗
像交错的根须
万里的血结在时间的树杈上
结在生殖上 水面上开出神秘的灯影 颂歌不绝
岸花撩人 地平线撤退到
时间与意识的外围 护身的香草的外围
高原扭动符号 众灵在走
十二座雪峰守口如瓶
万种音响在裸原的深处悄无声息
…………
我写下这些的此刻，英年早逝的马新朝先生已经离开我们五个年头了。那样一个平凡却又不凡的、温和而又自负的、朴素而又高傲的人，现在肯定在他时间的幻河里载浮载沉。我与他同事多年，我们谈及过家乡，谈及过贫瘠岁月村庄里的一棵桃树，谈及过他百吃不厌的白面馒头可以不就菜就津津有味，为什么从不曾与他谈谈黄河呢？新朝先生是南阳人，吃丹江水成长，受的应是楚文化滋润。而他对黄河炽热的情结，是来自何处？我未及问起这些，他终是实现了十二座雪峰守口如瓶的诺言。
2004 年随作家采风团去鄂尔多斯采风，十几个人在郊外的草原上喝地产酒，欢声笑语间大家都醉了。远离了灯光的天空迷人心窍，天很蓝很蓝，稠密的星星好像要坠落下来，低到伸手可及。子夜时分，有人借着酒意吵嚷着要去看黄河，响应者云集。越野车上了公路，却不知方向。散文家刘亮程下了车，很诡异地用鼻子嗅了嗅，指了一个方向。将信将疑地朝他手指的方向驶去，大约行了二十分钟，司机打开车窗听了听，说是到了，他听到了河的声音。哪里有河的声音？空旷寂寥的黑暗中，偶尔有一两声虫鸣。因此愕然，莫非那一晚我们都变成了神？大家打开车门纷纷跳下车去，在黑暗中向河的声音处摸去，就那样一个接一个上了河岸。黄河长什么样自然是看不清了，岸上、水里一片漆黑。那时是春天，河非常安静，水流像一个默默赶路的人那样，几乎没有一点声响。风吹过河滩，发出折纸般的沙沙响，因为是春天，并不显得凄凉。几位男士扎在一堆抽烟，女士则说些零星的闲话。我一个人顺着河岸向东走去，万籁俱寂，我的脑袋仿佛被微凉的空气彻底清空，思维里只剩下苍穹和大地。举目尽是荒凉，可那荒凉来得多么好，来得正是时候。我变成了一个完全自我的人，这天地都是我的，我与世界的种种关联清晰而冷冽。一时间我坚定而沉着，不再惧怕旷野和黑暗，若就这么一直走下去，我会走到一个叫郑州的中原都市，那里有我的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突然而至的眼泪纷纷跌落，就像那滚滚东去的大河之水，我对着深夜里大象希形的黄河啊啊啊地哭出声来，那是我几十载最彻底的一次宣泄，我的爱、我的恨、我的欢乐、我的悲切……那一瞬间，我与生命里的世事全部和解了。不管过去经历了多少，欢乐和悲苦，光荣和耻辱，在这个夜晚，在阔大的黄河之滨，一切都显得如此可笑和微不足道，尽管它可能成为我越热闹越孤独的灵魂的识别标记，但是，我不在乎了，真的不在乎了！
2004 年春天的那个夜晚，就在黄河岸边的那个夜晚，我突然开了天眼，即使我做不了我自己，我也已经看到了我该做怎样的自己。我宽容一切，包括苦难和恶毒。总之是，时间不是一切，但是时间决定一切。到了最后，在上帝的流水账上，时间终会把痛苦兑换成快乐。其实，幸福也好，痛苦也罢，都是我们这个庞大的人生布局的一部分，所有我们经历的一切，都是我们的人生配额，我们必须毫无理由地接受并完成它，就像这条宠辱不惊、忍辱负重的大河一样。不管过去生活曾经怎样逼仄和残酷，当你挣脱它之后，再回首用遥远的语气讨论它时，即使你痛心疾首，其实都不像是在谴责，而更像是赞美。
在远离家乡的地方，在他乡的黄河岸上，在几千年无休无止、一脉相承的水流里，我仿佛得到遥远的启示。
1997 年 6 月 1 日，香港回归前一个月，台湾特技演员柯受良成功驾车飞跃壶口瀑布，一时间整个中国都沸腾了，可谓举世瞩目。而早在五年前，柯受良已成功飞跃了金山岭长城烽火台，飞跃黄河是他生命的又一个宏大目标。许多知道内情的人都明白，壶口亦是虎口。面对汹涌险恶的水流和犬牙交错的岩石，稍有闪失便是粉身碎骨。柯受良从容淡定地面对十几亿关注者，他微笑着，执意将生命泼洒出去。心意已决，不飞黄河心不死，这是他人生的再一次跨越，更是对自己生命的一次超越。超越自己，是人类最原始的愿望，我们大多数人成就不了传奇，但我们可以成就自身。我家先生喜好摄影，常常挎个偌大的相机周游列国，拍到一张自己满意的照片就欣喜若狂。我有时讥讽他，网上随意一点，美景美图数不胜数，何劳你这般辛苦？他也回讽道，世上的好文章浩若烟海，读半辈子书，名著都未曾读完，你又何苦劳心劳力爬格子写作？我顿时无言，的确是这个道理，似乎再怎么写也写不过诸多前辈，更写不出一部世界名著。但我又为什么不自此放弃呢？我的努力或许真的微不足道，可我来过，我做过，我感受过，这才是真正的人生啊！
当年我站在陕西宜川壶口瀑布前思绪万千。黄河至此才一展雄姿，那闪跃腾挪的姿态令人百感交集。石壁鬼斧神工，瀑布惊心动魄，其奔腾雀跃的气势让人热泪盈眶，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的根脉在这里得到最好最畅快的诠释。
2016 年中国作家重走长征路，我们从四川成都出发，前往甘肃会宁。行至四川北部阿坝州若尔盖县唐克乡与甘肃省甘南州交界之处，初见黄河九曲十八弯，大家都被那巨月般的弯绕惊呆了。浩渺的水面并无浪花翻涌，平坦而宽阔的河水静静地流动。此时此地，她还是一个青春明媚的母亲，张开丰盈的怀抱拥抱世界和万物。她的广阔和华美的气派，她的温柔安静，使你无法大声呼吸，你只想扑进她温软的怀抱，与她无尽地亲热和缠绵。这是谁的黄河？是我的黄河吗？你又怎会想到，黄河从这里的第一弯开始，怎么突然就有了磅礴的气势？怎么形成了惊天动地的壶口瀑布？怎么就变得黄沙翻涌浊浪滔天？
我们无从了解黄河的性情，即使她不会瞬息万变，但也是率性而为。她一路奔走，一路歌吟，生发一万个故事，一万种想象，一万种可能。
前日观看河南剧作家陈涌泉先生的新剧《义薄云天》，该剧选取了关羽一生中的重大典型事件，紧扣“义”字，突出“情”字，热情讴歌了关羽“玉可碎不改其白，竹可焚不毁其节”的高贵品质。关羽大意失了荆州，在麦城弹尽粮绝被孙权俘获，孙权劝其归顺，关羽断然回绝：“要让我降，除非黄河倒流！”虽然故事并未发生在黄河岸边，但关公心里装的依然是黄河。他生于山西运城，葬于河南洛阳关林，生死不离黄河南北岸。生命中浸润着黄河文化的滋养，他的气节自然犹如黄河一样不屈不挠。
黄河不仅仅是黄河，更是一条怀抱历史的大河，也是一条孕育文明和文学的大河。
记得莫言曾经说过，文学使他胆大。他说初学写作时，为了寻找灵感，曾经多次深夜出门，沿着河堤，迎着月光，一直往前走。河水银光闪闪，万籁俱寂，让他突然感到占了很大的便宜。那时候他才知道一个文学家应该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人，许多文学家都曾经干过常人不敢干或者不愿意干的事。那么，他感到占了便宜，是因为一条大河吗？
我想是的。当你懂得了一条大河，你就懂得了世事和人生。河是哲学，也是宗教。
即使我们没有见过黄河，没有吟唱过黄河，但几乎每一个人都能够从灵魂上感觉到它。是的，不管如何，黄河就存在在那儿，不管是平静或者喧嚣，她都是一个巨大到超越河流本身的存在。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即使天倾西北，地陷东南，都不能改变这个巨大的存在。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里，黄河大的改道就有 26 次，但数千年来她依然奔腾不息。她所经见的历史，不管曾经如何辉煌，于她而言，只是一朵小小的浪花而已。浪花淘尽英雄。而我们个人，在历史的黄河中不过是漂流的沙砾。但即便如此，如果我们想通过平常人不敢干或者不愿意干的事而成为一个不同寻常的人，岂是顺流而下所能为？
1988 年，侯德健在中央电视台的春晚上演唱了他的代表作《龙的传人》。那是他十年前因为对美国与台湾断交而引发全岛上下的悲情的不满而创作的。之所以华人地区都喜欢这个歌曲，还是歌曲中“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它的名字就叫黄河/……/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拨动了我们心中隐秘的那根弦——龙代表黄色文明，龙形象的源头就是黄河，我们都是龙的传人，也是黄河的传人。
黄河是中国历史永不谢幕的舞台，其流域有着数不清的折戟沉沙。从炎黄时代开始这里就硝烟弥漫，“二十四史”在此轮番上演，英雄圣贤层出不穷。自先秦至北宋，共有 41个朝代建都于黄河流域。有人说，黄河构成北方人的血统。其实此说甚谬，所谓的南方人，绝大部分不都源于北方人南迁？所以林语堂认为，中国的历史不过是北方人的征服史：“所有伟大王朝的创业者都来自一个相当狭窄的山区，即陇海铁路周围，包括河南东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以及安徽北部。……如果我们以陇海铁路的某一点为中心画一个圆圈，那么圈内就是这些封建帝王的出生地。”
英雄创造历史的时代已经沉沉远去，“渐行渐远渐无书，水阔鱼沉何处问”。而黄河两岸人民的生活还在继续，与那些英雄圣贤比起来，他们的生活虽然说不上波澜壮阔，但也依然活色生香。这，也算是我计划写黄河故事系列的缘起吧。
看见最卑微的人的梦想之光，我觉得是一个作家的职责所在。往大里说，其实是一种使命。毕竟，如果没有足够的慈悲和耐心，那梦想之光是很难发现的。我斗胆说，那种光芒唯其卑微，才更纯粹更纯洁。我知道从逻辑上讲这种说法未免能够自洽，但这的确就是我写《黄河故事》的初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