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韓愈詩文風格的總評價,一般歸結爲“雄奇”、“奇偉”、“奇詭”等等,甚至説“奇者極於韓”(翁方綱《石州詩話》卷四録朱彝尊語)。
早自韓愈的同時代人已注意到他的這一風格特徵。王建評論他:
序述異篇經揔核,鞭驅險句物先投。(《寄上韓愈侍郎》,《文苑英華》卷二五四)
柳宗元讀《毛穎傳》,説他“怪於文”,認爲其作品可救治“模擬竄竊,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柳河東集》卷二一)的疲軟雕琢文風。皇浦湜説他的作品“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灝灝,不可窺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韓文公墓銘》,《皇甫持正文集》卷六)。稍後李肇指出:
元和已後,爲文筆則學奇詭於韓愈……(《唐國史補》卷下)
司空圖論詩與創作實踐都是主藴藉含蓄的,但他這樣稱贊韓詩:
愚嘗覽韓吏部歌詩數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扶電,撑抉於天地之間,物狀奇怪,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題〈柳柳州集〉後》,《司空表聖文集》卷二)
關於韓愈尚奇的原因,趙翼這樣解釋:
李、杜之前,未有李、杜,故二公才氣横恣,各開生面,遂獨有千古。至昌黎時,李、杜已在前,縱極力變化,終不能再闢一徑。惟少陵奇險處,尚有可推擴,故一眼覷定,欲從此闢山開道,自成一家。(《甌北詩話》卷三)
這只是强調韓愈主觀上争奇鬬勝的一面。但還應看到客觀因素的一面,即韓愈“尚奇”風格的形成與他的遭遇、性格和思想變化直接相關。
如果綜觀韓愈創作風格的演變就會發現,無論是詩還是文,早期作品平正古樸者居多,“尚奇”特色並不顯著。雄奇變怪的追求是在貶陽山之後才明顯起來的。而到了晚年,隨着境遇心情的轉變,詩文風格又漸趨平緩。特别表現在詩作上,元和十年以後雄肆奇古的長篇古詩很少寫作了,而多寫清新藴藉的小詩。這個事實表明,韓愈尚奇,首先決定於他的心境。坎坷不平的人生經歷鬱結下的憤懣之氣無可發洩,加上他又具有争奇好勝、不安凡庸的個性,這都促使他在創作中形成奇崛不凡的美學特徵。
這樣,韓愈詩文的奇,就不僅如前已指出的奇在字句等形式方面,更主要的是奇在内容,奇在境界。這就與形式主義地在詞句上求險怪不同。他的詩給人感受最深的是奇情、奇境、其感受與表現現實的奇特角度與方式。那掀天的巨浪(《洞庭湖阻風》)、燎原的大火(《陸渾山火》)、苦寒(《苦寒》)、酷暑(《鄭羣贈簟》),還有那如火傘的柿葉(《遊青龍寺》),如雪堆的李花(《李花二首》),以至嶙峋神秘的高山(《岣嶁山》)、荒寂無人的古刹(《山石》),在如此不平凡的景象裏,在在都流露出詩人不平静的心聲。韓愈的文章也是一樣。如《伯夷頌》的開端: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之士、信道篤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
這一雄肆磊落的長句,千迴百轉,自胸中鬱積而來,奇文正有奇情爲依托。如《進學解》、《送窮文》、《南海神廟碑》、《柳州羅池廟碑》以及王適、張署、馬繼祖、柳宗元、張徹等人的墓誌銘等一系列奇文,都各有豐厚而獨特的思想積藴,奇突不凡的藝術表現正有相應的思想感情爲基礎。
韓愈“尚奇”表現在藝術上又是豐富的、多樣化的,並不是單純的、偏枯的險怪。張耒説:“韓退之窮文之變,每不循軌轍。”(《明道雜志》)劉大櫆説:“文貴變……一集之中篇篇變,一篇之中段段變,一段之中句句變,神變、氣變、境變、音節變、字句變,惟昌黎能之。”(《論文偶記》)豐富多樣的奇變造成雄肆不羈的藝術風貌。例如寫山,有“孤橕有巉絶”、“巖巒雖嵂崒”(《南山詩》)的山;有“出入高下窮烟霏”、“山紅澗碧紛爛熳”(《山石》)的山;又有“江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送桂州嚴大夫》)的山,都同樣工於描畫,景象都很新奇,但寫法却很不相同。同是寫孟東野,《醉留東野》與《薦士》不同;《送孟東野序》與《貞曜先生墓誌銘》迥異。紀念柳宗元的三篇文章:墓誌銘、祭文、神廟碑,從取材到用語也絶不相襲。另外,他的不少詩文是專求艱奥硬澀的,但也有的文章如《祭十二郎文》瑣瑣如道家常,有的詩如《寄盧仝》、《瀧吏》則多用口語、方言。這種淺白實際也是出奇的一種途徑。
韓愈詩文之奇還表現爲一種氣勢。他發展了傳統的養氣理論與文氣説,提出:
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書》)
古代一些人論文氣談得多飄渺恍惚,而韓愈在這裏把它與文章的外在表現直接聯繫起來。對韓愈來説,養根才能竢實,本深才能末茂,具有對仁義之道的深切領會與堅定信心才能形成雄肆豪放之氣。這種氣質也正反映在他自己的詩文從構思立意到遣詞造語之中。他在《送無本師歸范陽》詩中説“無本於爲文,身大不及胆”,《東都遇春》詩中説“文章倚豪横”,這也正是他的自身寫照。有人作譬喻説,就像蓋房子,柳宗元先要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侵占别人田地;韓愈則惟意所適,横斜曲直,肆意而成,不問是誰的地方。這很生動地説明了韓愈的氣魄和他與柳宗元的不同。有了這種氣魄就會勇於打破常規,出奇而生新。因而,飽滿充溢、雄肆不凡的文氣是“尚奇”的基礎。韓愈有些文章論理並不那麽嚴正,邏輯也欠細密,但由於有一種“霸氣”,却也能造成强悍的藝術效果。
以上,簡單地就韓愈思想與創作的幾個問題寫出選注者的粗淺看法。
本選集的選篇力求兼顧作家思想、藝術的各方面,因此,既選了那些思想性、藝術性俱佳、長期被人們傳誦的名篇,也選了在内容上或表現方法上有一定特色的作品(如《南山詩》、《平淮西碑》);有些作品思想局限較大,但確實代表了作家思想的重要方面(如《永貞行》、《潮州刺史謝上表》)也被入選;又所輯諸家評論,亦兼採褒貶不同看法。選注者希望能够給讀者提供一部比較全面地瞭解韓愈全貌的選本。
本選集全部選篇出自《昌黎先生集》正集四十卷之内。該集爲李漢原編。《順宗實録》作爲史書不選。《外集》未選,主要因爲無可選之作。對於《外集》,歷來多有人主張不可盡信。選注者認爲應具體分析論定。如《明水賦》、《通解》、《上考功崔虞部書》、《河南同官記》等已具見趙德《文録》,不必致疑;《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答劉秀才論史書》等,證之韓愈生平亦合。《與大顛書》三首,自宋以來,聚訟紛紜,特别有歐陽修、朱熹斷言不僞,增强了肯定意見的力量,值得慎重對待。但即使認爲出於僧徒附會,也不能動摇韓愈與大顛結交論道的事實及其意義。
本選集按詩、文、賦三類,依寫作年代排列(寫作年代難於確考者,根據内容判斷置相應處),庶利於讀者認識韓愈思想、藝術的發展脈絡。
韓集版本多,異文多,校勘成果亦多。本選集以東雅堂本爲底本,參照諸本作了校勘。東雅堂本曾受譏評,但校訂文字在諸本中向稱精審,且最爲通行並被多數選家遵用,以此選爲底本。校勘時還使用了臺灣故宫博物院一九八二年影刊宋淳熙元年臨安本,該本大陸學者罕見利用,彌足珍貴。爲避免繁瑣,謹在注文中列出重要參校結果,分兩種情況:一種是對底本作了校改的,在該校改文句注解解釋字句前先予注出;再一種是或異文可供參考、或可以兩存、或推想原文應有訛誤的,在有關文句注解後面注出。參校中較多汲取了方崧卿(《韓集舉正》,簡稱“方《正》”)、朱熹(《韓文考異》,簡稱“朱《考》”)、魏仲舉(《五百家注昌黎文集》,簡稱“魏《集》”)、陳景雲(《韓文點勘》,簡稱“陳《勘》”)、馬其昶(《韓昌黎文集校注》,簡稱“馬《校》”)、錢仲聯(《韓昌黎詩繫年集釋》,簡稱“錢《釋》”)、童第德(《韓集校詮》,簡稱“童《詮》”)、陳邇冬(《韓愈詩選》,簡稱“陳《選》”)等人的成果,必要處一一注明,不敢掠美。
本選集注釋包括作品寫作年代、背景的考證和詞語的注釋與文句的疏通。引證力求詳悉,並標明出處,以利讀者覆案。
本選集於每篇之後附有評箋。所集録者不僅有正面的肯定意見,亦有批評意見,這是遵照章學誠箋注應“醇駁兼收,虚實互致”(《東雅堂校刻韓文書後》,《校讎通義·外篇》)的意思,讀者可比較參考。選注者也加有一些按語,往往是就某個問題的一得之愚,供讀者討論、批評。
孫昌武
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