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爲詩

韓愈詩奇崛高古，獨創新境，“山立霆碎，自成一法”（蔡絛《西清詩話》轉引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三），與孟郊詩一起創中唐詩壇的韓孟詩派；而從詩歌史的發展看，“唐之少陵、昌黎、香山、東野，實唐人之開宋調者”（錢鍾書《談藝録》第二頁，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補訂本，北京），則韓愈又是詩歌史上轉變風氣的、極富獨創性的關鍵人物。

後人概括韓詩特點爲“以文爲詩”。這當初本是一種貶抑性的評語，據傳出於陳師道：

退之以文爲詩，子瞻以詩爲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

釋惠洪有記載説：

沈存中、吕惠卿吉甫、王存正仲、李常公擇，治平中在館中，夜談詩。存中曰：“退之詩，押韻之文耳，雖健美富贍，然終不是詩。”吉甫曰：“詩正當如是。吾謂詩人亦未有如退之者。”正仲是存中，公擇是吉甫，於是四人者相交攻，久不決……予嘗熟味退之詩，真出自然，其用事深密，高出老杜之上……（《冷齋夜話》卷二）

惠洪記述的評價是截然對立的，但諸人認爲韓愈“以文爲詩”的看法却是一致的。全面評論韓詩，用這一簡單的概括當然不够，但它確能反映韓詩藝術的主要特徵。而自宋人即開始的有關這一問題的争論，則又關係到對唐、宋詩不同藝術風格的看法。沈存中等人的辯論，表明由韓愈等開創、並由宋人發展的新詩風，當時尚未被人們普遍承認。

唐詩重意興情韻，宋詩主筋骨思理；重意興情韻則多用興象，講究韻味深長；主筋骨思理則多用議論，講究思致細密。這樣，宋人“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嚴羽《滄浪詩話·詩辨》），概括起來就是“以文爲詩”，韓愈實開此風氣的先河。這應該説是對以前的詩的規範的突破，是詩歌藝術的創獲，是把中國古典詩歌發展推向了新階段。從這個意義上，是應當充分肯定韓詩的貢獻的。

韓詩“以文爲詩”的直接表現是詩的“散文化”。趙秉文説他“以古文之渾灝，溢而爲詩，然後古今之變盡”（《與李孟英書》，《閑閑老人滏水文集》卷一九）。方東樹論七古説：“觀韓、歐、蘇三家，章法剪裁，純以古文之法行之，所以獨步千古。”（《昭昧詹言》卷一一）。這實際也是杜甫“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元稹《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并序》，《元氏長慶集》卷五六）的技巧的發展。如韓愈早年的《此日足可惜》一詩，記述離亂經過，瑣細生動，仿佛杜甫《北征》；《赴江陵途中寄三學士》詩，也同樣使用了散文的叙事、描摹技巧。陳沆又曾批評説：“《謝自然》，送靈、惠，則《原道》之支瀾；《薦孟郊》、《調張籍》，乃譚詩之標幟，以此屬詞，不如作論。”（《詩比興箋》卷四）實際如此以論爲詩，也是詩境的開拓。陳寅恪謂韓詩“既有詩之優美，復具文之流暢，韻散同體，詩文合一，不僅空前，恐亦絶後”（《論韓愈》，見前）。就其善於把古文之法用之於詩一點而言，這一評價是相當準確的。

韓愈“以文爲詩”，又使詩的内容也大爲擴大了，即把一般作爲文的内容納入到了詩裏。歐陽修説：

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爲文章末事。故其詩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也。然其資談笑，助諧謔，叙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六一詩話》）

確實，韓詩容入許多奇特的、難以入詩的題材。例如《陸渾山火》寫野火，《叉魚》寫捕魚，都盡力鋪排描摹，把景象形容得淋漓盡致；《永貞行》寫政治事變，《寄盧仝》寫訟案，都鋪陳原委，叙事清晰；又如《石鼓歌》描寫石刻，《岣嶁山》叙説訪古，都是前人詩中不多見的内容。韓愈更把不是詩的内容納入詩，如鼾睡、落齒、瘧病等都被他寫成了詩。後人指出他是“以醜爲美”（劉熙載《藝概》卷二《詩概》），或評論他寫非詩之詩。這使他真正做到了“胸中牢籠萬象，筆下鎔鑄百家”（李重華《貞一齋詩説》）。

韓詩“以文爲詩”的特點還表現在詩中多用“賦”。他改變了先秦以來詩歌多用比興的傳統，在創作中又不重掩抑收斂，少用省略含蓄，而且不避瑣細，極力鋪排。趙翼曾指出：

自沈、宋創爲律詩後，詩格已無不備。至昌黎又斬新開闢，務爲前人所未有。如《南山》詩内，舖列春夏秋冬四時之景；《月蝕》詩内，舖列東西南北四方之神；《譴瘧鬼》詩内，歷數醫師灸師詛師符師是也。又如《南山詩》，連用數十“或”字；《雙鳥》詩，連用“不停兩鳥鳴”四句；《雜詩四首》内，一首連用五“鳴”字；《贈别元十八》詩，連用四“何”字，皆有意出奇，另增一格。（《甌北詩話》卷三）

多用舖陳則易於造成淺露冗長，使得詩的内在情韻不足。但韓愈却善於用表達的繁簡詳略、構思的移步换形、結構的波瀾起伏等等加以補救，造成强烈的藝術效果。例如有名的《南山詩》，大幅地舖排山間四時景致，瑣細地叙述自己遊山經過，特别是五十一個“或”字組成的排比形容，把賦的舖陳技法發揚到了極點，也確實寫出了南山的偉麗壯觀。另一首寫遊山的詩《山石》，篇幅比《南山詩》短得多，則一步步叙寫自己登山、入寺、進食、留宿直到清晨出山的過程，好像不施剪裁，寸步不遺；但由於其高超的描寫技巧，獨特的捕捉細節的本領以及内含的飽滿的情致，使這篇作品成爲意境鮮明、情致豐富的好詩。又如《洞庭湖阻風》寫湖上風浪，《陸渾山火》寫野火焚燒，由於極力舖張而造成了驚心動魄的效果。這種多用賦的技法，創造出與講究“味外味”、“韻外深致”的一類詩全然不同的風格。

“以文爲詩”還體現在詩的句法聲韻上。中國古典詩發展到唐代，不但古、今各種詩體皆備，而且詩句的内部結構如對偶、音節、押韻的方式也已形成了規範。韓愈打破這些規範，採取與已定型的詩的格式不同的表達方式。這種突破也可以看作是把更爲自由的文的寫法活用於詩。在對偶方面，他往往自創新格，有的五言長古如《縣齋有懷》通首皆對；有的五律如《答張徹》則包括起結句句作對，且全用拗體，這都因難見巧，令人轉覺生峭；而在另一些詩中他又力避偶對，或在五言詩中用十字長句，以散漫形古奥。中國詩的節奏一般取兩個音節一個音步的形式，韓愈常常有意改變這種習慣的格式，例如五言句中使用“一四”、“三二”的意義節奏，以顯出一種生梗古樸的聲韻效果。他還精心推敲用韻，如歐陽修説：

余獨愛其工於用韻也，蓋其得韻寬則波瀾横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出入迴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窄韻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聖俞論此，以謂譬如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横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螘封，疾徐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六一詩話》）

韓愈如此突破定格，是尋求表達上的“自由”，但從一定意義上説又是有意造成“不自由”。突破定格並不是不要格式，而是在創造新格。“以文爲詩”不是把詩寫成散文，而是寫出融入散文技法的新型的詩。在格律方面的努力，正是爲達到這一目標。

中國傳統詩還積累了一整套詩的語彙，形成了詩語的一般構造方式。韓愈在這方面也勇於突破。他好用奇字新語，如袁枚所説：

昌黎尤好生造字句，正難其自我作古，吐詞爲經，他人學之便覺不妥耳。（《隨園詩話》卷三）

韓愈在詩語上往往是探幽索微，千錘百鍊，自鑄奇語；他還主張“横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薦士》），即把精心結撰的奇詞硬語平熨妥帖地運用於作品中。趙翼指出：

盤空硬語，須有精思結撰。若徒撏摭奇字，詰曲其詞，務爲不可讀以駭人耳目，此非真警策也……其實《石鼓歌》等傑作，何嘗有一語奥澁，而磊落豪横，自然挫籠萬有。（《甌北詩話》卷三）

又例如《赴江陵途中寄贈三學士》、《岳陽樓别竇司直》、《薦士》、《送無本師歸范陽》等名篇，遣詞造語都戛戛生新，詼詭奇崛，造成了獨特的藝術效果。韓愈也有時故意撏摭奇字以嘩衆駭俗，如《南山詩》的“突起莫閒簉”、“堛塞生怐愗”、“達枿壯復奏”，《陸渾山火》的“ 池波風肉陵屯”、“電光殲磹頳目暖”，《征蜀》詩的“投奅鬧 ”、“填隍 傄”等等，眩耀奇字險語，務爲不可讀，則是大才欺人，不可爲法了。

總之，可以概括爲“以文爲詩”的韓愈詩，富於矜創，成績卓卓，在盛唐李、杜等諸大家之後，發展了詩的藝術技巧，並給未來詩的發展開拓出一個新生面。但韓愈的詩有時刻意求奇，流於險怪，這前面已經指出；又往往用遊戲筆墨，矜其餖飣之巧；而更主要的是如沈德潛所説：“昌黎豪傑自命，欲以學問才力跨越李、杜之上，然恢張處多，變化處少，力有餘而巧不足也。”（沈德潛《説詩晬語》卷上）因而韓詩雖然恢宏奥衍，却不足於李、杜那種自然精美、變化萬千的氣象。至於“以文爲詩”造成某些作品興象情韻之不足，也是不争的事實。但這已是中國詩史上風格論的應另行研究的課題了。 BIJtd/lJTsOGhrozlCVWTQNdaUYN1I6gDbdaKgVlS7nbTDL201sIo0njQB+f8UL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