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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思想史上，韓愈是儒學由漢學向宋學轉變的重要人物，是一位卓有建樹的思想家；而同時他又是中國文學史上屈指可數的偉大的文學家之一，他作爲詩人與古文家的聲望往往蓋過了他儒學家的名聲。實際上他在文學上的成就，又成爲發揚他的儒學的最主要的手段。他以承繼儒道爲職志，而又能在文學上取得衆多創獲，與他對文、道關係的獨特的、較爲辯證的處理直接相關。
主張文要以儒道爲内容，反對空洞浮靡的文風，不自韓愈始。這可以説是儒家文學觀念在邏輯上的應有之義。但韓愈倡導“文以明道”，却注意到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主張文要明道，因此就要反對形成爲“程式”的“繡繪雕琢”之文、“妖淫諛佞譸張之説”（《上宰相書》），韓愈把這些斥之爲“類於俳優者之辭”（《答崔立之書》）。另一方面則爲明道而重文，提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答尉遲生書》）。這樣，他的觀點就不同歷史上各種“文以載道”、“道勝言文”，以至“因文害道”等片面强調儒道的主張，而强調文的獨立價值和它對於道的特殊意義。因此招致理學家的朱熹指責他“裂道與文以爲兩物”（朱熹《讀唐志》，《朱文公全集》卷七〇）。
韓愈雖自負“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但在實際上他更熱心作個“文人”。王守仁説：“退之，文人之雄耳。”（《傳習録》上，《王文成公全書》卷一）韓愈自叙説：
愈也，布衣之士也。生七歲而讀書，十三而能文，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以文名於四方。（《與鳳翔邢尚書書》）
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上宰相書》）
這表明，社會地位決定了他作爲“文人”的生涯。他對文章又確有特嗜，他説：
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久。（《上襄陽于相公書》）
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説，沈潛乎義訓，反復乎句讀，礱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上兵部李侍郎書》）
他的一些文章，如《答李翊書》、《進學解》等更詳細記述了自己長期刻苦研習文章的體會。後來許多人的批評也集矢於韓愈對文的畸重。程頤説他“倒學”，是“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二程語録》卷一一《遺書伊川先生語》）。楊時説：
若唐之韓愈，蓋嘗謂“世無仲尼，不當在弟子之列”，則亦不可謂無其志也。及觀其所學，則不過欲乎雕章鏤句，取名譽而止耳。（《與陳傳道序》，《楊龜山集》卷四）
朱熹指出：韓、柳用力處“只是要作好文章”，“用了許多歲月，費了許多精神，甚可惜也”。（朱熹《滄州精舍諭學者》、《朱文公文集》卷七四）。這些是道學家的批評。如從强調儒道的角度看，韓愈確實流於過度重文的偏頗。後來人也有類似看法，如程廷祚：
退之以道自命，則當直接古聖賢之傳，三代可四、而六經可七矣。乃志在於沉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戛戛乎去陳言而造新語以自標置，其所操亦末矣。（《復家魚門論古文書》，《青溪集》卷十）
陳衍：
昌黎長處，在聚精會神，用功數十年，所讀古書，在在擷其菁華，在在效法，在在求脱化其面目。然天資不高，俗見頗重，自負見道，而於堯、舜、孔、孟之道，實模糊出入。故其自命因文見道之作，皆非其文之至者。（《石遺室論文》卷四）
這類相當普遍的批評，確也反映了韓愈的實際。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韓愈對古代文章廣取博采的繼承中，他又特别注重文學傳統，而不是儒學傳統。北齊高湝致楊遵彦書中説：“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雕蟲小技，殆相如、子雲之輩。”（《隋書》卷四二《李德林傳》）在唐人的觀念中，經學家、政治家、文學家的不同文章類型已區别得很清楚。但韓愈所重不在董仲舒和晁、賈的經術政論文章，而在兩司馬、揚雄等文人創作。他説：
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答劉正夫書》）
在《送孟東野序》裏提到的歷代“善鳴”、“能鳴”者中，漢代人中提到的也是司馬遷、相如、揚雄；唐代則提出了陳子昂以下到張籍九位，都是文學家。他批評當世科舉之文：
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答崔立之書》）
因此柳宗元也指出：“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柳宗元《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柳河東集》卷三四）近人陳衍則説：“昌黎雖倡言復古，起八代駢儷之衰，然實不欲空疏固陋，文以艱深。注意於相如、子雲，是其本旨。”（《石遺室論文》卷四）而且，韓愈對儒經也多注意其文學價值，並把它們與司馬相如等人文章相並列，如《進學解》談到學文：
沉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録，子雲、相如，同工異曲……（《進學解》）
這顯然是從文學表現上表揚儒典的價值的。
對於韓愈的這種傾向，後代人有各種評論。如王鏊説：
嘗怪昌黎論文，於漢獨取司馬遷、相如、揚雄，而賈誼、仲舒、劉向不之及。蓋昌黎爲文主於奇，馬遷之變怪、相如之閎放、揚雄之刻深，皆善出奇；董、賈、向之平正，非其好也。（《震澤長語》卷下）
這是從風格論着眼的。方東樹説：
退之論文，屢稱揚子，而不及董子。蓋文以奇爲貴，而董子病於儒。余聞之劉先生（大櫆）説如此。然竊以爲退之所好揚子文，亦謂其賦及他雜文耳。若《法言》、《太玄》，理淺而詞艱，節短而氣促，非文之工者也。退之所好不在此。（《書〈法言〉後》，《儀衛軒文集》卷六）
這是從文之工拙着眼的。方孝孺則批判説：
漢儒之文有益於世、得聖人之意者，惟董仲舒、賈誼；攻浮靡綺麗之辭、不根據於道理者，莫陋於司馬相如。退之屢稱古之聖賢文章之盛，相如必在其中，而董、賈不一與焉。其去取之謬如此，而不識其何説也。（《答王秀才》，《遜志齋集》卷一一）
這則是從更根本的儒學角度來批評韓愈重文的傾向的。
這樣，韓愈在實踐中重視與發揚的主要不是古代著述的傳統，而是文學創作的傳統。他説：“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纖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雷霆風雨，奇辭奥旨，靡不通達。”（《上兵部李侍郎書》）這表明他之所重在“奇辭奥旨”。他没有留下系統的創作理論，但詩文中的片言隻語却能反映他的文學創作觀念。例如他提倡文章“務出於奇，以不同俗爲主”（《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要求“文麗而思深”（《與祠部陸給事書》），“海含地負，放恣横從”（《南陽樊紹述墓誌銘》）；主張“文章語言，與事相侔。憚赫若雷霆，浩瀚若河漢，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豐而不餘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上襄陽于相公書》）這些體會有得之言，涉及文章風格、語言、表現方法、聲韻等多方面，也透露出韓愈本人在創作藝術方面的努力。
唐代當時人也特别肯定韓愈“文章”方面的成就。如李翺《行狀》説他“深於文章，每以爲自揚雄之後，作者不出。其所爲文，未嘗效前人之言，而固與之並”（《李文公集》卷一一）。李漢更稱贊他“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唐吏部侍郎昌黎先生韓愈文集序》，《全唐文》卷七四四）。到了明胡震亨説得更爲絶對：
余曰：退之亦文士雄耳。近被腐老生因其闢李、釋，硬推入孔家廡下，翻令一步那動不得。（《唐音癸籤》卷二五）
當然，韓愈實際上在儒學上的貢獻是不可忽視的。這一點已如上述，這裏祇從文學史的角度講，指出他文、道並重，爲明道而重文，促使他對文學創作做出多方面的巨大努力，從而取得詩文寫作的巨大成就，在文學史上建立起不朽的功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