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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在創作上的主要成就是詩歌。他的許多詩歌，和李白、杜甫同樣真實地反映了所處的歷史時代，深刻地揭露了當時的社會矛盾，強烈地表達了人民的呼聲與抗議。在思想内容和創作方法上，對當時和後代，國内和國外，都發生過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同時，他又是一個卓越的文藝理論家，别具風格的散文作者。他所留給後輩的這份珍貴遺産，至今仍值得我們借鑑。
白居易（七七二—八四六），字樂天，晚號醉吟先生，又稱香山居士。先世太原人，至曾祖温，移家下邽（今陝西渭南縣東北）；祖鍠，又移居新鄭（今河南新鄭縣），他就出生於新鄭縣的東郭宅。因他父親季庚曾在徐州作官，因此他的家屬又曾有一個時期僑寓在徐州符離縣（在今安徽宿縣符離集）。
他出生於一個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對於接受封建時代的文化教養有較好的條件。同時因爲“時難年荒世業空”，迫使他不得不從童年開始，就流轉四方。南而蘇、杭、宣、饒、襄樊，北而邯鄲、太行，西而洛陽、長安，都曾印下他的足迹。這種生活，雖然較苦，但對詩人却是一種很好的鍛煉：擴大了他的視野，密切了他和廣大勞動人民思想感情的聯繫，爲爾後寫出大量反映民間疾苦的詩文打下了廣泛的社會生活基礎。
約與早年流浪同時，詩人生活的另一内容，是努力讀書寫作，準備參加科舉考試，同當時的士大夫子弟一樣，他想通過科舉，登上仕宦途徑，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從二十八歲開始參加鄉貢考試，到二十九歲進士及第，以及三十歲、三十五歲連中户部和尚書省兩次特科考試，一共花去七八年的寶貴時光，從此算是勉強踏上了仕宦途徑。起初作校書郎，後來又作盩厔（今作周至）縣尉，授翰林學士，作左拾遺，當諫官。詩人的政治生活開始了，詩人的創作生活也開始了，而且很快就達到了旺盛時期。
在創作過程中，由於白氏的筆鋒舌劍，真正刺着了當權者的痛處，使他們“變色”、“扼腕”與“切齒”。因此立即受到對方一系列的排擠與打擊。三年左拾遺任滿，他不能繼續在朝廷立足，只能作一名京兆户曹參軍（爲京兆府掌户口簿籍、催徵租税的官佐），從此詩人離開了可言的諫職，心中的憤慨是不言而喻的。
母喪休官（當時叫“丁憂”），退居渭上，使他進一步脱離政治生活，置身田園，接近了勞動農民，而且親嘗到封建統治者掠奪老百姓的况味，内心的感觸，是情見乎辭的。
休官期滿，雖然又算是回到朝廷，可是被任命爲太子左贊善大夫這樣一個閑冷職位，這本來已經够使他失意了，不料，還有更大的挫折在等待着他。
元和十年，盜殺宰相武元衡，傷御史中丞裴度，白氏首先上書請求追捕凶犯，當權者以其“越職言事”，懷恨在心，便藉了一個口實，把他趕出朝廷，遠去江州作一名有職無權的司馬。這是統治階級當權派對白氏最沉重的一次打擊，同時也是白氏所經歷的最嚴峻的一次考驗。
貶江州後，白氏在政治態度上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這不能不明顯地反映到他的作品中來。政治鬭争的勇氣銳減，逃避現實的思想上升。佛道兩教成了他的遯世津梁，泉石雲林成了他的寄情樂土。此時的創作，雖仍時露不平之氣，可是往往爲一種沉鬱感傷的情調所籠罩。“閒適”、“感傷”的作品在數量上突然增加，“諷諭詩”在數量上則顯著減少。他的詩作第一次結集於這一年的冬天，總結歷史上和他自己的現實主義創作傳統和經驗的《與元九書》也寫在這一年的冬天，看來都不是偶然的。江州之貶是白氏前後期創作的轉折點。
元和十三年（八一八）十二月二十日，江州司馬任滿，白氏奉詔改官忠州刺史，於次年三月到任。忠州在當時是個偏僻的山區，生産落後，税役繁重，人民生活困苦。他開始整頓地方行政，寬刑均税，奬勵生産，積極想辦法使人民生活過得好一點。没等任滿，朝廷又調他回京。這時憲宗李純已死，繼位的是穆宗李恒。李恒是個荒淫昏憒的皇帝。面對當時官僚黨争，愈演愈烈；藩鎮叛亂，又若當年；他不是束手無策，就是處置乖方。這次詩人回京，雖然一連幾任京官，也照例上了一些奏摺，對軍國大政陳述了自己的意見，但很少被朝廷採納。於是在長慶二年（八二二）請求外調，至七月十四日，詩人又由中書舍人轉任杭州刺史。
詩人在杭州，“鰥惸心所念，簡牘手自操”；並注意興修西湖水利，疏浚李泌六井；充分利用地方官的有限職權興利除弊，爲人民做些好事。長慶四年（八二四）五月任滿，以太子左庶子被詔回京。可是先於是年正月，穆宗李恒死去，敬宗李湛嗣位，年僅一十六歲。愚蠢貪玩，不理政事，朝政完全被一些貪暴官吏所把持。因此白氏不願入京，到洛陽就停了下來。
敬宗寶曆元年（八二五）三月，白氏又解除庶子分司職務，出任蘇州刺史，以是年五月五日到任。白氏這回再次出任地方官，也和從前在忠、杭兩州一樣，爲人民做了一些好事。因此當他第二年離任的時候，“蘇州十萬户，盡作小兒啼”（劉禹錫《白太守行》），老百姓對他戀戀不捨。
白氏北上途中，敬宗李湛爲宦官所殺；文宗李昂繼位。從此以後，白氏雖又連續受任西京長安、東都洛陽幾次官職，但均非愜意，政治生活可以説是基本結束。倒是他在武宗李瀍的會昌二年（八四二）以刑部尚書致仕（退休）以後，特意施散家財，協助當地人民，開鑿洛陽龍門八節灘以利漕運，可以算是詩人晚年差足引以自慰的一樁義舉。
會昌六年（八四六）八月，詩人病逝，終年七十五歲。遺命葬於洛陽龍門山，李商隱爲作墓碑。
白居易生於大詩人杜甫死（七七〇）後二年，卒於王仙芝、黄巢等農民大起義（八七四—八七五）前近三十年，他的主要創作活動時期正處於這兩者之間。這正是唐朝自從“安史之亂”以後，社會諸矛盾繼續深入、擴大，全國規模的農民大起義正在醖釀、成長的時代。這一歷史時代的特點是：社會上的各種矛盾進一步激化，由統治階級内部分化出來的部分人士所發起的“永貞革新”（順宗）和“甘露之變”（文宗），一次比一次失敗得快，一次比一次失敗得慘。這一時期的歷史情景，正如許渾的著名詩句“溪雲初起日沉閣，山雨欲來風滿樓”那樣，怕人的死寂，窒息的低壓，不諧和地結合在一起，在在預示暴風雨的即將來臨。但另一面，貞元、元和之際，唐代文化又出現一個豐富多彩的繁榮局面：小説有傳奇的興起，詩歌有詞體的創始，古文有韓柳的提倡。這些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都是了不起的大事。而白氏適逢其會，他既爲時代風氣所薰陶，又以自己傑出的創作，引導着當時的詩壇，把他們納入“裨補時闕（缺）”的軌道，這就是一般人所説的白氏所領導的“新樂府運動”的實質。前乎白氏，“新樂府”作者代不乏人，但目的並不一定都在“裨補時闕”；有的詩人雖然作到這點，但是還没有來得及把創作經驗加以總結，使它上升爲理論。白氏則不僅僅有相當豐碩的創作成果，而且有比較完整的創作綱領和創作理論，分别系統地闡明在他的名著《與元九書》以及其他一些散文當中，而且也直接標舉在詩歌的正文和序引裏面。
作者在《與元九書》裏，對作家創作明確地提出了“救濟人病，裨補時闕”的戰鬥任務，十分具體地提出了“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的響亮口號。這是一個現實主義的理論綱領，是從我國古代詩歌創作正反兩方面的經驗總結出來的。這個綱領，這種理論，既批判了六朝以來逃避現實的“田園派”、“山水派”的陶、謝詩風，也突破了三代以下詩人藉口“言志”而搞自我吹噓自我陶醉的狹隘傳統。過去《文心雕龍》、《詩品》反對江左頽風，但很不徹底；陳子昂、元結思革六朝餘習，而語焉不詳。白居易比起他的前輩，則顯然向前大大跨進了一步。所以對於這些論述應當給以足够的重視。
白居易特别關懷勞動人民，在他的筆下，勞動人民不僅是辛勤的生活資料生産者（如《觀刈麥》的丁壯，《賣炭翁》的老翁），而且是古代世界最高水平的手工業技藝的熟練的掌握者（如《繚綾》和《紅綫毯》的紡織女工）。因此，他對當時勞動人民寄以深厚的同情，對他們所受的剥削，進行了深刻的揭露，表示了強烈的抗議（如《杜陵叟》：“虐人害物即虎狼，何必鈎爪鋸牙食人肉？”《紅綫毯》：“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奪人衣作地衣！”）。更加可貴的是：白氏還經常把勞動人民和剥削階級相對比，顯示兩個階級對客觀事物有着截然不同的感情和愛憎：如在《秦中吟·買花》裏，上面寫長安城裏的有閑階級，對於牡丹迷戀成俗；而下面忽然一轉：“有一田舍翁，偶來買花處；低頭獨長嘆，此嘆無人諭：一叢深色花，十户中人賦！”就是很能説明問題的例子。最後，白氏還有極其難能可貴的一點，就是他雖身爲官吏，但並不認爲自己高人一等；倒是在農民辛勤勞動面前，想到自己不事農桑而坐食厚禄，不勝慚愧；如大家所極爲熟悉的《觀刈麥》就是這樣。這實際是出身剥削階級的作家的自我批判。這種自我批判的精神，竟能出現於九世紀的作家，應當説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在同情勞動人民的同時，白詩有不少篇章（不限於“諷諭詩”），都接觸到婦女問題。
在封建社會裏，由於男子在家庭中處於絶對支配地位，由於一夫多妻制度的合法存在，即使是貴族婦女，她們絶大多數也無法擺脱年貌盛時被玩弄、衰時被遺棄的悲慘命運。因此在白氏筆下，她們也每是任憑命運擺布的受侮辱、受損害的人。例如《新樂府》裏的《上陽人》、《陵園妾》、《太行路》、《母别子》以及不屬於《新樂府》的《後宫辭》等，就都具有這種性質。但這裏需要附帶説明一下的是：白氏在描寫這些婦女的不幸遭遇時，大多數情况下只是借題發揮，而真正的意圖則在反映朝官的内部傾軋和進步勢力的受打擊和排擠。試看《太行路》的小序是“借夫婦以諷君臣之不終”，《陵園妾》的小序是“託幽閉喻被讒遭黜”，《母别子》的小序是“刺新間舊”，（按“新間舊”，見柳宗元的《六逆論》，是當時統治集團内部新舊黨争的政治口號，詳解請參考原詩注釋。）都屬於這一類，其中只有《上陽人》等少數篇章是例外。但客觀上儘管如此，我們仍然不妨這樣認爲：白氏既同情被朝廷放逐的政治革新派，又同情那些因遭嫉而被打入冷宫的不幸婦女，現集中有《請揀放後宫人狀》一篇，就是明證。因之上述這些詩篇，所借用的婦女問題的題材本身，就同時具有副主題的性質。
宫女的身份是奴隸，且有不少人是來自下層人民；因此對她們的不幸遭遇，就不能一律以宫廷貴族婦女的特殊遭遇來看待；而這就是《上陽人》等篇章，也仍然能够吸引廣大讀者同情的原因所在（開元末年，唐明皇李隆基派遣花鳥使從民間選拔宫女，吕向作《美人賦》以諷諫，作者在篇末特别點明這一點，值得注意）。
白詩寫婦女的名篇是《井底引銀瓶》和《琵琶行》。《井底引銀瓶》塑造一個“感君松柏化爲心，暗合雙鬟逐君去”的大膽少女形象。這個少女不爲封建家庭所容，與封建禮法格格不入，在當時説來，是具有叛逆性格的婦女形象。《琵琶行》的女主人公是一個有高度藝術才能和造詣的女性。她具有特殊的生活經歷，獨立的生活觀點，是屬於市民階層的婦女典型，也是天涯淪落的詩人的藝術化身。
白氏也没有忘記爲數更多的貧家女。她們雖然没有被打入冷宫的幽閉之苦，却有老大獨居之恨，這在《秦中吟·議婚》一篇中有所反映。
《婦人苦》這首詩，體現了白氏當時對婦女問題的總認識。其中有兩句是這樣説的：“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這兩句話道盡了封建時代廣大婦女人格上處於依附地位的黑暗社會生活現實。
此外，白氏還描繪了一些出身寒族的知識分子，如唐衢、張籍等，他們大多數是有成就的詩人，在創作上和白居易的觀點相近，因之這些詩篇，往往體現着作者自己的創作觀點，對硏究白氏的文藝思想，有一定的參考價值。還有一些在藝術上有特殊造詣的人，如善於畫竹的蕭悅，善吹觱篥的薛童陽陶，也都在他筆下寫得栩栩如生，令人崇敬。這些作品，往往是在描繪藝術家卓越成就的同時，也闡發了詩人對某種藝術創作理論的獨特見解，能給予藝術家們以啓發和指導。
如上所述，廣大的農民、手工業工人、被壓迫婦女、出身地主階級較低層的詩人以及各種藝術家，是白氏同情、聲援以至歌頌的對象。另一方面，壓在這些人們頭上的是龐大的封建統治集團當權派及其爪牙，上自皇帝、大宦官、宰相、節度使、州刺史、縣令，下至鄉吏、里胥，則都是白氏揭露、批判和鞭撻的對象。皇帝是封建社會最大的剥削者和壓迫者，是廣大勞動人民飢寒交迫的總根源。用白氏的話説，就是：“人之困窮，由君之奢欲。”（《策林》二一標題）在他的眼裏，當時的皇帝，特别是德宗李适：荒淫無恥，貪得無厭，橫行無忌，萃於一身（《雜興》三首中的楚、越、吴三國的國王，都是中唐時代“當今皇帝”的化身）。他們爲了滿足自己的窮奢極欲，不僅僅是通過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税對老百姓進行敲骨剥髓的掠奪；而且還假手於他們的親信，借“進奉”爲名，對老百姓進行漫無止境的搜括。對此，《舊唐書·食貨志》有怵目驚心的記載。昏君在位，壞人掌權；太監（宦官）專橫跋扈，氣焰薰天（《輕肥》）；官僚紅燭青樓，金迷紙醉（《歌舞》）；州官忙於進羨（《紅綫毯》）；藩鎮只顧殺人（《贈友》第一首）；壞事儘管是奴才幹的，而根源却是主子。因爲“君之命令行於左右（宦官和宰相），左右頒於方鎮（節度使、觀察使等地方大員），方鎮布於州牧（刺史），州牧達於縣宰（縣令），縣宰下於鄉吏，鄉吏傳於村胥……上開一源，下生百端……君好則臣爲，上行則下效……故上苟好奢，則天下貪冒之吏將肆心焉；上苟好利，則天下聚斂之臣將寘（致）力焉……上益其侈，下成其私……”（《策林》二一）所以在他看來，皇帝貪官，上行下效；要反貪官，必反皇帝；反貪官只是反皇帝的起點，反皇帝才是反貪官的歸宿。從這樣一種基本認識出發，當他對黑暗的社會現實進行揭發和批判的時候，矛頭都不僅僅是指向貪官污吏，而最終必然要刺擊到皇帝：《重賦》篇“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進入瓊林庫，歲久化爲塵”是如此；《輕肥》篇“借問何爲者？人稱是内臣。……果擘洞庭橘，鱠切天池鱗（皇帝御賜）”是如此；《歌舞》篇“雪中退朝者，朱紫盡公侯（皇帝親近）”是如此；此外像《繚綾》篇的“去年中使宣口敕，天上取樣人間織”；《道州民》篇的“一自陽城來守郡，不進矮奴頻詔問”；《杜陵叟》篇的“昨日里胥方到門，手持敕牒榜鄉村；十家租税九家畢，虚受吾君蠲免恩”；也莫不如此。即使下到掠奪炭工的“宫使”，搶劫郊區的暴卒，白氏也是絶不滿足於就事論事，而是一揭到頂。像《賣炭翁》篇的“手把文書口稱敕，迴車叱牛牽向北”；《宿紫閣山北村》篇的“口稱採造家，身屬神策軍；主人慎勿語，中尉正承恩”等就是。儘管白氏揭露皇帝，在態度上是有保留的，在手法上是比較隱蔽的；但范圍相當廣泛，鞭責相當有力，則是無可否認的事實。如果我們把這些材料匯合起來，那麽當時端拱深宫的皇帝的累累罪行，就大白於天下了。
白氏筆下皇帝的爪牙，對主子則拚命討好：“小人知所好，懷寶四方來”（《雜興》第三首）；“奪我身上暖，買爾眼前恩”（《重賦》）；暴露出一副卑鄙下流的奴才相。對人民則盡量欺壓：兇如強盜，行搶劫於京郊（《宿紫閣山北村》：“奪我席上酒，掣我盤中飧”的描寫）；壞過流氓，拿窮人開玩笑（《賣炭翁》在宫使劫走燒炭老人的千斤炭後，有關於他們“半匹紅紗一丈綾，繫向牛頭充炭值”的細節描寫）。使每一個人讀了，都自然而然會産生一種“是可忍孰不可忍”的階級義憤，這種階級義憤，也是從人民的思想深處體驗得來的。
整個封建統治集團，不僅僅是在物質享受方面，跟老百姓天地懸殊；就是在精神生活方面，跟老百姓也是枘方鑿圓，格格不入。老百姓天寒歲歉，愁吃愁穿，所想的是“身上衣裳口中食”（《賣炭翁》）這些千百萬人急待解决的迫切問題；而他們則“貴有風雪興，富無饑寒憂，所營唯第宅，所務在追遊”（《歌舞》）；内心世界竟是那麽樣的醜惡空虚！不僅如此，遇着亢旱霜凍自然災害十分嚴重的年景，農民面對“三月無雨旱風起，麥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的要命慘景，心急似火，情殷待賑，而“長吏明知不申破，急斂暴徵求考課”（并見《杜陵叟》），置老百姓生死存亡於不顧，照常急徵暴斂，作爲自己升官的階梯。請看這又是多麽冷酷、狠毒而又卑鄙！除此以外，白氏在《秦中吟·議婚》篇，批評了地主階級在婚姻問題上的嫌貧愛富；在《題岳陽樓》詩裏詛咒了華堂貴人以旁觀者甚至欣賞者的態度看待嚴重危害人民生命財産的水災；在《烏夜啼》裏通過寒鴉與鸚鵡兩種飛禽的不同生活對比，具現了社會上貴與賤、貧與富兩個階級“冷暖不相知”的精神隔閡，類似這樣的例子，在《白氏長慶集》裏，還可以找出不少。
白居易又是一個愛國的政論家。他不僅寫了五十首《新樂府》這一組詩反映并評議了唐代自武德至元和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社會風尚等多方面的社會現象，而且還寫了七十五道《策林》，抒發他的政治見解，兩者互爲表裏。除此而外，還寫過不少單篇文章，其中《爲人上宰相書》一篇，是寫給“永貞革新”的首要人物之一韋執誼的。書中闡發了我國古代政治上較正派的用人唯賢的優良傳統。《江州司馬廳記》則通過刻畫江州司馬這個官：“無言責，無事憂。噫！爲國謀，則尸素之尤蠹者；爲身謀，則仕禄之優穩者。”從而揭露了唐代官僚制度的腐敗。文筆飛騰，内涵却十分深刻。
白氏在造就人才的問題上，也有一些比較可取的見解。譬如他在《霓裳羽衣舞歌》裏，對元稹以體型和天才爲選擇青年歌妓的標準的觀點，提出了不同的意見，而強調培養和提拔的重要性，這種論點無疑也是進步的。再如，白氏對前輩作家，即使像杜甫那樣偉大，也只肯定其作品中十之三四，類似這種勇於批判的精神，見於《與元九書》中者，雖不爲當時韓愈所喜（見所作《調張籍》），而且評價也未必盡是，但他那不盲目崇拜古人的精神，却仍有值得學習之處。
下面，我們再談談白氏和當時同後世的俗文學的關係與影響問題。
中唐以後，城市經濟空前發展，市民階層陡然壯大；市民階層既是俗文學的市場，又是它繁育生長的土壤。白居易際此時會，不能不和當時蔚然興起的俗文學發生關係。《白氏長慶集》有些詩篇，像《長恨歌》、《琵琶行》、《井底引銀瓶》、《燕子樓詩并序》、《龍花寺主家小尼》，題材新穎，風格獨特，大都是受了當時俗文學的影響，而和後世戲曲文學的關係又甚密。例如白樸的《梧桐雨》、《牆頭馬上》，就直接取材於《長恨歌》與《井底引銀瓶》；馬致遠的《青衫淚》，就直接取材於《琵琶行》；王實甫的《西廂記》，雖主要取材於元稹的《會真記》和《會真詩》，但和白氏的《井底引銀瓶》也似乎不無瓜葛。又如《龍花寺主家小尼》，實當視爲後世昆曲《思凡》之祖。又如曹本《録鬼簿》、《今樂考證》諸書，著録侯克中的《燕子樓》、趙善慶的《七德舞》諸雜劇正名，雖原本久佚，但顧名思義，比類而推，不能不是敷演白氏《七德舞》、《燕子樓詩并序》（均未選）所傳史事。白氏這些作品，到了後代，才得到真正的發揚光大。
另外，《白氏長慶集》還有一些對地方風俗、自然景物的描寫，有助於我們視野的擴大，美感的陶冶，同樣應當加以適當的肯定。
總之，白氏詩文創作的思想内容十分豐富，還大大有待於我們的硏究和發掘。
下面我們再談談白氏詩文創作的藝術成就。
先談詩歌：
白詩許多篇章在思想性和藝術性上，都達到了很高的水平，他在藝術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從主流來説，白氏的創作方法是現實主義的，其藝術成就也主要表現在這方面。
白詩的精華部分是“諷諭詩”，因此我們探討他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時候，也就從“諷諭詩”着手。其不屬於“諷諭詩”的，只要藝術成就較高，而又足以説明問題，亦擇要撮舉。
白居易善於選擇題材，揭露矛盾，大抵取自耳聞目覩的社會現實生活。《長慶集》的一些名篇，如《賣炭翁》、《新豐折臂翁》等，其所依據的生活素材，本身就具有典型意義，再經過適當的藝術加工，遂成爲情文並茂的不朽名作。他的許多詩篇，使用了敍事詩這一體裁。因爲敍事詩有人物形象，有故事情節，便於塑造典型性格。比起自抒胸臆的抒情詩，更有利於揭露社會矛盾。他的一些被人傳誦的敍事詩，如《賣炭翁》、《新豐折臂翁》、《井底引銀瓶》以及《長恨歌》、《琵琶行》等，上承漢樂府《陌上桑》、《羽林郎》、《孔雀東南飛》、陳琳《飲馬長城窟行》、六朝的《木蘭辭》等作品優秀的藝術傳統，和唐代偉大現實主義詩人杜甫的代表作《三吏》、《三别》等名篇一樣，都是我國詩歌藝術的瓌寶。
白氏的“諷諭詩”中也常有一些生活特寫，如《輕肥》、《歌舞》、《買花》、《宿紫閣山北村》、《觀刈麥》、《新製布裘》等。這些詩篇，没有完整的故事情節，没有集中的人物形象，只是着力刻畫生活上的某一片段某一側面，從而表示作者對這種或那種生活的評價。值得提出的是：當白氏評價某種生活的時候，往往避開自己直接抒發議論，而是通過對另一階級生活的描寫作對比而體現出來。
下面我們試用《輕肥》、《歌舞》兩篇爲例，談談白氏創作方法的某些特點。《輕肥》寫的是“吃”，宦官們吃的是“罇罍九酲，水陸八珍”，而老百姓則遇到荒年，連“糠菜半年糧”都混不上，只能互相交换，“吃”掉自己的至親骨肉，而後同歸於盡。這兩種極端對立的社會生活，在詩人的筆下，緊密地聯繫在一起，構成了鮮明的對比。在《歌舞》中，劊子手的頭子（秋官、廷尉）酒肉争逐，畫閣裏炭火熊熊，又有重裘庇身；而大獄裏却關押着數不盡的衣不蔽體的老百姓，在三九大雪天橫七豎八地默默死去。而要了他們命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些酒酣耳熱的傢伙們。這又是用強烈對比的技法勾勒出來的一幅悲慘陰森的社會生活圖景。
除去敍事詩和生活特寫以外，白氏“諷諭詩”裏又有不少的寓言詩。寓言詩的特點是：言在此而意在彼，這是在言論極不自由的歷史條件下，詩人所採用的一種紆迴、隱蔽鬭争的表現方法。《長慶集》有許多咏物詩和咏史詩，往往都是寓言體：像《觀海圖屏風》、《感鶴》、《贈賣松者》、《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等篇，就都屬於這一類。《贈賣松者》和《新樂府·澗底松》實際上是同一主題，寓言的意味十分明顯。《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一首，表面上似是作者在感嘆大禹治水，半途而廢，貽患至今；實際上這首詩乃是作者借古諷今，慨嘆憲宗李純對削平藩鎮，統一中國，有始無終，没有取得徹底勝利。故結尾有“坐添百萬户，書我司徒籍”的想望語，這顯然和消滅割據有關，而和治水無涉，和《觀海圖屏風》用的是同一手法。詩中魚、鱉、鰲、龍，都是擬人。
白氏還寫了不少咏懷詩，以直抒胸臆。這類詩緣事而發，因心成咏，藝術價值雖不都是很高，但所涉及的社會問題比較廣泛，有的且足以考見作者的政治理想，因此也值得引起我們重視。
白居易的詩作善於集中描寫，突出主題。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曾把白居易和元稹所作的《新樂府》作過比較，發現元稹在一篇詩裏，有時並寫兩事，這樣就容易導致結構松散，主題不明確。白氏則總是一題咏一事，因此就没有上述元稹所犯的那些毛病。他又發現：白氏即使是寫同一題材，而每篇各有側重，因此形象十分鮮明，主題十分突出。一題咏一事的好處，是在詩歌的有限篇幅内，簡化頭緖，藉此騰出更多的運斤之地，以供作者的揮灑和渲染。就以兩首長篇敍事詩《長恨歌》和《琵琶行》而論，情節也仍然比較簡單，但却刻畫出了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而故事情節，在這裏則居於次要的地位。
白氏也長於描寫風景，集中有許多描寫風景的詩篇；這些詩模山範水，抹月批風，風格剛健而清新，境界鮮明而生動；使人讀了，能獲得一些美感享受；故亦選注少量篇章，以備一格。
最後我想談談白詩向口語化的方向努力的問題。
首先，詩歌創作的口語化不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而歸根結柢是一個態度問題。這是和他那種“非求宫律高，不務文字奇，惟歌生民病，願使天子知”的創作目標密切聯繫着的，而這更根本的是决定於對人民的態度。劉熙載《藝概·詩概》説得對：
代匹夫匹婦語最難，蓋饑寒勞頓之苦，雖告人人且不知，知之必物我無間也。杜少陵、元次山、白香山不但如身入閭閻，目擊其事，直與疾病之在身者無異；誦其詩，顧可不知其人乎？
“物我無間”，就是作家和羣衆思想感情打成一片，這是問題的關鍵。這一特點，在當時的衆多作家中，白氏確實是比較突出的。
李肇《國史補》説：“元和以後，爲文章則學奇詭於韓愈，學苦澀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流暢於張籍；詩章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切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爲元和體。大抵天寶之風尚黨；大曆之風尚浮，貞元之風尚蕩，元和之風尚怪也。”李肇所論唐代詩文種種，並非專主語言，但語言實應看作重要因素。值得提出的是：白氏的獨標淺切，是在當時淫靡、奇詭、矯激的風氣包圍中進行的。語言的通俗易懂，並非輕易能够做到的，而是經過艱辛的努力才獲得的成果。劉熙載《詩概》又説：“常語易，奇語難，此詩之初關也；奇語易，常語難，此詩之重關也。香山用常得奇，此境良非易到！”劉氏這種説法是正確的。宋朝何薳《春渚紀聞》云：“自昔詞人琢磨之苦，曾有一字窮歲月者。白香山詩詞疑皆衝口而成，及見今人所藏遺稿，塗竄（塗改）甚多。”試看白氏爲了琢磨自己詩歌的語言，曾經付出多少辛勤的勞動！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白氏對自己詩歌創作屢次修改加工，是以盡量寫得通俗讓人易懂作爲自己的努力方向的。宋朝一個僧人惠洪所作的《冷齋夜話》曾説：“白樂天每作詩，令一老嫗解之；問曰：解否？嫗曰，‘解’，則采之；‘不解’，則易之。”這一記載可能有些誇張，但至少表明白詩確實有這種顯著的特點。
此外，還有待於進一步申論的是：自從文人書面作品和民間口頭創作分道揚鑣以後，文人的創作就越來越脱離羣衆；而民間口頭創作，則因限於作家的生活條件，藝術上的提高往往大受限制。因而兩者對流就成爲促進文藝向前發展的必由之路。白氏革新詩體的功績，就在於他以自己的創作實踐，把作家的書面文學向人民口頭創作的方向推進了一步，使可讀的文學變成可聽的文學，這樣就無形中擴大了文學的社會作用，同時又反轉過來提高了作家的創作水平。唐張爲作《詩人主客圖》，稱白居易爲“廣大教化主”，是很有道理的。有人不了解作者在這方面的苦心孤詣，仍以一般書面文學的標準衡量白詩，見其不合，即斥其“下偶俗好”（《新唐書》本傳評語）；此“猶鷦朋（朋，或作明；鷦朋，鳳凰的異稱）已翔乎寥廓（高空），而羅者（捕鳥人）猶視乎藪澤（沼澤）也。”
正因爲白氏存心要使人聽懂，他就不能像别的詩人那樣，一味追求詩句的簡練與多變，大量地使用飛躍式的語言；而只能按部就班，妥帖布置，着重地使用一些連鎖式（一環扣緊一環）的語言。白氏使用這種語言，毁譽各半：譽之者以爲可比“郢人斤斲無痕跡，仙人衣裳棄刀尺”（劉禹錫《翰林白二十二學士見寄詩一百篇，因以答貺之》）。毁之者認爲：“老杜……如百金戰馬，注坡驀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樂天詩詞甚工，然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此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魏慶之《詩人玉屑》）我們認爲這兩種説法都有一定的道理。白詩力求關節密合，成功處真如無縫天衣，風雨不透；失敗處不免黏皮帶骨，索寞寡神。這也是一個作家向新的方向探索中不可避免的缺點。
白氏妙解音律，他把做律詩的某些法則運用於七古之中，這樣就使得七言歌行的音調，更加和諧幽美。當我們誦讀《長恨歌》、《琵琶行》的時候，使我們感到它的韻律轉折靈活，真如行雲流水；音節響亮，不啻戛玉鎗金；把詩歌的文采、聲音、情意三者結合得再好没有了。
次談白氏古文（散文）：
白氏創作的主要成就，是在詩歌方面，這是人們公認的；而他對中唐時期古文運動蓬勃發展所起的作用，則很少有人注意。所以一談到倡導古文運動，就單舉韓愈，而提到白氏的人不多。實際上，白氏古文，也有很高的成就。這不僅僅從《舊唐書·元稹白居易傳論》裏“史臣曰：元和（文壇）主盟，微之（元稹）、樂天（白居易）而已。臣觀元之制策（代皇帝起草的詔令），白之奏議（向朝廷所上的奏摺），極文章之壼奥（深邃），盡治亂之根荄（根源）；非徒謡頌（意指《風·雅》）之片言；盤盂（《尚書》及鐘鼎銘文）之小説（短論）”，這一總結五代以前對白的評價中，可以知道；就是他自己，似乎也把文和詩看成同等重要。在他的《與元九書》中，曾經這樣寫道：“始知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在同一篇書信裏，又説：“日者又聞親友間説（閑談），禮、吏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自己擬作的辭賦和判詞，這是唐朝考進士的兩種科目），傳爲準的（典範）。其餘詩句，亦往往在人口中。”由此可見，在當時人和他自己的心目中，他的文章成就，决不在詩歌以下，至於把唐代倡導古文運動的功勞，片面地記在韓愈的簿子上，那乃是宋朝歐陽修、宋祁所修《新唐書》的論點（蘇軾《韓文公廟碑》有韓愈“文起八代之衰”的説法，對造成後人錯覺，影響很大），既不符合作家創作的實際（柳宗元寫古文時間比韓愈早），也不符合當時流傳情況的實際。
我們决不想抹煞韓愈在唐代古文運動中的歷史功績。但是必須指出：韓愈所做古文有一種力追古奥的傾向，因而有時不免流於晦澀費解；影響所及，則成爲樊宗師、皇甫湜等人的怪誕不經（如《舊唐書·元白傳論》説：“向古者傷於太僻，徇華者或至不經。”這種評語，是深中古文運動中韓愈一派的要害的）。結果使古文運動的普及推廣受到限制。白氏生與韓愈並世，同作古文，但一如其作詩，是以“淺切”爲宗，而不以“古奥”爲尚，他的所長，正是韓愈所短。惜時人狃於宋人對韓愈的過度稱揚，不以爲疑，而白氏自己亦爲詩名所掩；因此他那些流傳下來的不少優秀古文，就不再能够引起人們應有的注意。
白氏在政治上以漢朝的賈誼自命；其所作《策林》七十五道，是有意識地追蹤賈誼的《治安策》的。他所上的許多奏摺，又似乎是漢朝晁錯、匡衡、劉向等人“上書言事”的進一步發展。他最重要的一篇古文《爲人上宰相書》，上繼李白的《上韓荆州書》，下開宋代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上時政疏》，都是我國古代政論文的重要作品。由此可見，論次唐代的古文運動，而不把白居易計算在内，無論是從歷史實際來講，抑或是從創作成就來講，都是説不過去的。
《策林》之外，本書所選的《與元九書》，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很重要的文獻，不但思想性很強，而且藝術性也很高；不但是“文學批評”，而且可以稱得起是“批評文學”。此外則還有一些抒情、寫景小品，像《江州司馬廳記》、《三遊洞序》等，或則旨趣雋永，或則丘壑鬱盤，足以發皇耳目，澡雪精神；其《錢唐湖石記》一篇，雖題名爲記，實際是一篇通俗文告。讀此文告，我們不但可以看出白氏興修杭州西湖水利，工作做得如何細緻踏實；而且可以通過此文，知道唐代通俗文告的體式涯略。
最後，要特别指出的一點是：《白氏長慶集》所收白氏文章篇目，根據岑仲勉的考訂，有不少是後人託擬之作，見所著《白氏長慶集僞文》及《白集醉吟先生墓誌銘存疑》二文，硏究白氏詩文者，可以參考。
從主流説，白居易是偉大的現實主義作家，但他畢竟是一個封建士大夫，孔、孟儒家學説，釋、道思想，以及作爲根本的他的地主階級的階級意識，都不能不在他的作品中表現出來，而形成他作品中的消極部分。儒家以倫理綱常設教，在白氏詩文創作中，教忠教孝以及宣揚其他封建倫理綱常的言辭是數見不鮮的。這類言辭，有的獨立成篇，如《新樂府》中《青石》、《慈烏夜啼》、《燕詩示劉叟》等；有的通過歌頌聖君、賢相、忠臣、孝子來體現；這在《諷諭古調》和《新樂府》裏都可以舉出很多。這種傾向，在大量“諷諭詩”中，表現得比較明顯，這不能説與儒家積極用世的態度無關。等到元和十年（八一五），因上書言事，觸怒當權，被貶江州以後，詩人的政治理想破滅，政治態度由積極而轉向消極；這時詩人的内心世界，佛道思想逐漸擡頭，這是因爲道家尚虚無，佛家談寂滅，很容易和白氏在政治上失意情緖合拍的緣故。白氏在後期寫了大量閑適詩，深衷所在，主觀上是想用佛道兩家説教解脱他内心的苦悶，塡補他内心的空虚；客觀上，也不能説没有受到李唐王朝尊崇道釋二教所産生的嚴重不良影響。
白氏在《與元九書》中説：“中朝無緦麻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這反映他有十分明確出身庶族寒門（即庶族地主）的自覺。庶族地主出身的人士當他們還没有走上政治舞臺以前，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受豪門貴族兼併和排擠的時候，容易和廣大勞動人民的利害相接近，因此在政治上有要求變革的迫切願望；這是整個地主階級不太安分的一個階層。但庶族地主和豪族地主同屬一個階級，它們和豪族地主之間並没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只要有朝一日變成豪族地主，政治鬭争就立刻停止，他們的目光是十分短淺的，他們的世界觀是充滿矛盾的。這種世界觀中存在的矛盾，無論是在白氏的創作理論當中抑或是在創作的實踐當中都有充分的表露。例如他在創作理論上，是以孟軻所説的“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原作善）天下”爲準則，並把它提到十分明顯的地位的；這並非僅僅是爲裝門面。看他自己不是分明在講：“謂之‘諷諭詩’，是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是獨善之義也。”（《與元九書》）而且在創作實踐上，不是在寫了大量“諷諭詩”以外，又寫了大量“閑適詩”嗎？實際上孟軻所説的“獨善其身”，其狹隘性和利己性是顯而易見的，是以有産階級優厚的物質生活條件爲前提的。至於“兼濟天下”，表面看去，比“獨善其身”前進了一大步，似乎無可非議；可是一接觸到它的具體内容，包括“爲君、爲臣、爲民、爲物、爲事”（《新樂府序》）五個方面，問題就出來了。在封建社會裏，君、臣與民，是屬於相對的兩個階級：白氏既要爲君（包括爲臣），又如何能爲民？既要爲民，又如何能爲君（臣）？這不是自相矛盾嗎？階級矛盾是要靠階級鬭争來解决，而“兼濟”則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兼濟”的實質，既非完全爲民；“獨善”的局限，那就更顯而易見，它是十分狹隘的利己主義。這種利己主義用儒家的“樂天知命”，道家的“安時委順”，佛家的“寂滅止觀”一些玄妙的辭藻粉飾起來，就容易迷惑一些人，甚至使他們逐漸走向脱離現實的道路而不自覺。當我們讀到白氏在“獨善”思想指導下所做的“閑適詩”的時候，印象並非都像他在《與元九書》中所説的那麽美好，原因就在這裏。
而且“兼濟”和“獨善”，本身就有矛盾。白氏對之，似乎也没有處理得很好。只不過是有時偏於“兼濟”，有時偏於“獨善”而已。這兩種思想在他内心起伏不定，自然會給他精神上帶來無限痛苦。
還有，白氏對作官的興趣很高，這也可能和他“兼濟天下”的抱負有關，但也不容否認這主要是受了儒家“學也禄在其中矣”那種説教的影響。譬如他在《悲哉行》裏寫道：“縱有宦達者，兩鬢已成絲；可憐少壯日，適在窮賤時。丈夫老且病，焉用富貴爲？”意思是：年輕時年富力強，做了官，可以吃喝玩樂，足足享受一番；老頭子年邁力衰，縱然升了官，發了財，又有什麽用處？請看這些話哪有一點“兼濟天下”的意味？白氏還有時似乎把做官本身就當作生活目的。其《讀李杜集因題卷後》有這樣兩句話：“不得高官職，仍逢苦亂離。”這豈不等於説：李、杜的終生恨事，是没有做上高官，如果做上高官，就可以含笑九泉了。請問這種思想又是多麽庸俗？
還有，這位以“獨善”自矢的詩人，似乎也有行不顧言之處。既然早年諷諫皇帝揀放宫女，爲何自己晚年也蓄養聲妓？既然寫了《夢仙》、《草茫茫》等詩以破除迷信，爲何自己也煉丹吃藥，企圖長生，同僧人道士搞得如膠似漆？既然反對别人作文“以多爲貴”的貪多習氣和“爲文作文”的純藝術觀點，爲何自己也寫下那麽多毫無意義的東西？清葉燮《原詩》云：
詩文務多者必不佳。古人不朽可傳之作，正不在多。蘇、李數篇，自可千古。後人漸以多爲貴，元、白《長慶集》實始濫觴。其中頽唐俚俗，十居六七，若去其六七，皆卓然名作也。
我與葉氏，具有同感。
最後談談本書的編選和注釋。
白集詩文近四千篇，本書所選不及三百篇，不及全集十分之一。作品以思想性、藝術性俱強者爲首選，其思想性強而藝術性稍弱或藝術性強而思想性稍弱者，亦酌選録。作品力求兼備各體，而又適當照顧到作者對當時重大歷史事件的反應。所選作品以詩爲最多，文次之，詞最少（不是單指篇目，而是指的實際分量），這是因爲白詞思想多不健康的原故。
本書詩、詞、文皆試用編年體，打破《白氏長慶集》原書的編排體制。《白氏長慶集》原書雖係分體編排，但各體大致皆以年代先後爲次，這樣給我們選編此書以不少方便。此外則計有功《唐詩紀事》、陳振孫《白文公年譜》、汪立名《白香山年譜》以及近人所作的多種白氏評傳、選注本後附簡譜，編注者亦廣爲涉獵，適當參考。作品寫作年代，有能確切指出者，有能大致指出者，亦有不能指出者。其不能指出但亦無礙我們對原文的理解者，則以類相從，以便讀者比較對照。《白氏長慶集》原書雖由作者及元稹共同編纂，但經唐末五代社會變動，早已顚倒錯亂，非盡舊觀；後人編年，亦或踵誤。本書編注者，儘其管窺，試爲釐正。
白居易詩在唐人詩歌中雖以淺顯著稱，但他究竟是九世紀的作家，今天的讀者仍然不易完全讀懂，本書對所選詩文，作了必要的注釋。如原文淺顯易懂，則仍引用原文，而附注其難字難詞；原文不注亦可解者，一般不注。亦有原文雖若可解，然不注則無以盡其豐富的涵義者，亦加注。所注不限精華，糟粕也注，這樣有助於讀者全面了解作家與作品。白詩多用口語，注時不僅要知其涵義，還要儘可能和現代漢語溝通，因而也適當地運用了訓詁學上的音訓原則，以免臆造。又封建時代，對本朝皇帝名字，往往避諱，如唐太宗名世民，高宗名治，唐人往往避世用代或日，避民用人，避治用理，但有時又有例外。如《白氏長慶集》即民、人雜用，蓋自杜甫時代已然。凡遇此等，則擇要注明。又後人著述及隨筆，多有涉及白氏及其創作掌故者，並非皆可信據。如宋贊寧《高僧傳》以白氏貶江州，其刺史爲李渤即是，凡遇此等，本書編注者未敢輕引。
近來書店所出關於硏究白居易的專書、專論、資料、選注等不下數十種，給選注者編寫本書，很多便利，很大啓發，謹此聲明，對原著者表示感謝！又原師大中文系古典文學教硏組助教馬士貞同志當我開始選注本書時，曾助我搜集資料，並分擔本書初稿的部分編寫工作；辛志賢同志協助查對並提供有關古今地理沿革的資料；三弟紹尊同志曾幫助我謄清部分底稿，皆有助於本書選、編、注各項工作的順利進行。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室同志在審稿過程中，補苴了漏句，改正了誤字，查對了原書，對本書的進一步修改提出了不少寶貴的意見，這種對工作對人民積極負責的態度，是使我深受教育的。謹在此鄭重聲明，深致謝意！
本人文質無厎，不足以言著述；今雖勉強成書，而缺點錯誤，在所難免。熱望讀者同志，不吝賜教！
王汝弼
一九七八年國慶節前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