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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文章家王世贞，被奉为古文辞学派之祖。他对于《史记》的文体是这样评价的：“太史公之文，有数端焉”，即有“愆而虚”“畅而杂”“雄而肆”“宏而壮”“核而详”“婉而多风（讽刺意味）”“精严而工笃”“磊落而多感慨”八类。即古代帝王本纪，其文愆而虚；春秋列国诸世家，其文畅而杂；战国纵横之际诸传记，其文雄而肆；刘邦、项羽本纪与韩信、彭越列传，其文宏而壮；八书一类，其文核而详，婉而多风；刺客、游侠、货殖诸传，其文精严而工笃，磊落而多感慨。（明代凌稚隆《史记评林》引）
《史记》不仅文体种类繁多，质量也参差不齐。《史通》是唐代刘知几写的首部系统性史学理论专著，该书《叙事》篇中写道：“然则人之著述，虽同自一手，其间则有善恶不均，精粗非类。”评说《史记》中苏秦、张仪、蔡泽等传“是其美者”。然而，这些文章大多取自《战国策》，因此并不能以此说明《史记》的文章皆为上乘之作。《史记》文章所选用的文体，与文章的叙述对象、参考文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司马迁自己做的文章，多体现于议论部分，例如前述《伯夷列传》。传记的叙述部分，主要基于参考资料创作。所以，评价文章的优劣，必须考虑到其与参考资料的关系。刘知几的这种评论方法，因之而意义不大。
《史记》中记载的事件，按照发生年代可分为先秦时代与秦汉以后两部分。先秦时代事件的编撰只能依靠文献记录，秦汉之际则有许多传闻可供参考，特别是景、武二帝的时代，正是司马迁父子生活的时代。依据春秋公羊学的三世说概念，又可将《史记》编撰的时代分为“所传世”“所闻世”“所见世”三个阶段。根据时代的不同，事件记述方法也有所差异。其中最令人感兴趣的便是秦汉之际，即“所闻世”。秦帝国急剧毁灭，随之而来的楚汉兴亡，是一个以中国全境为舞台、极尽哀怨豪壮的历史故事，历史的足音依稀可闻。但是，司马迁生活的年代距秦汉之际毕竟已有百余年。《史记》在记录这段历史时，一定参考了这一时代的文献记录。比如《高祖本纪》和《项羽本纪》的栩栩如生的叙述和描写，若是没有参考资料，就算司马迁在壮游途中收集到再多的传闻，就算司马迁本人的史笔再炉火纯青，想必也无法轻而易举地还原当时的场面。曾以幕僚的身份追随汉高祖的陆贾所作的《楚汉春秋》，我想就出现在司马迁的参考资料中。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陆贾的故事。
《史记》卷九十七收录了陆贾的传记，《汉书》卷四十三大致就是据此而著。《史记》里说：“陆贾者，楚人也。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名为有口辩士，居左右，常使诸侯。”陆贾是一名幕客，不通武事，也称不上运筹帷幄之才。但他出使南越，说服南越王尉他归顺，颇有纵横家之风。陆贾与尉他的对话，在《陆贾列传》以及卷一百一十三《南越列传》中均有收录，应是根据本人留下的记录所作。
陆贾钻研儒学，常在高祖面前引用《诗》《书》。高祖对此不快，骂道：“乃公（自己）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立刻反问：“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指出，若不是秦国有失仁义之道，高祖又何以得天下？高祖脸上不痛快，但此话毕竟有理，遂命令他：“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为此陆生献上十二篇文章，每奏一篇，高祖皆称“善”，左右齐呼万岁。这便是《新语》十二篇。《汉书·艺文志》中收录了被称作儒家经典的“陆贾二十三篇”，其中应该就包含《新语》十二篇。
《汉书·艺文志》中，六艺略的春秋属收录了《楚汉春秋》九篇，诗赋略的陆赋属收录了“陆贾赋”三篇。梁刘勰所著《文心雕龙·才略》篇有言：“汉室陆贾，首发奇采，赋孟春而选典诰（诏书）。其辩之富矣。”认其为汉赋源流之一，可见此人文才之高。这里要讨论与《史记》相关的书便是《楚汉春秋》，此书《隋书·经籍志》著录为九卷，《唐书·艺文志》为二十卷，宋代《太平御览》也有引述，证明《楚汉春秋》在北宋时期尚有留存。为《史记》《汉书》加注的唐代注释者们，应该也读过《楚汉春秋》全书。唐宋百科辞典性质的类书《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太平御览》，以及唐初的《文选注》，也分别引用过《楚汉春秋》。清代洪颐煊等人作《楚汉春秋》辑本，留存至今的尚有五十余条，其中对汉初英杰们的事迹多有记述，对鸿门宴前后的记事也有所残存。毫无疑问，《楚汉春秋》是《史记》创作的蓝本之一。
《项羽本纪》中，鸿门宴的精彩场面可以媲美垓下之战，也是一场划分了沛公刘邦与项王命运的戏剧性事件。诸侯约定，“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由此，先行攻入函谷关的沛公，即阻止项羽入关，这便是事件的起因。项羽以为沛公有异志，为诛杀刘邦设下计谋。最终刘邦自鸿门宴成功脱身，谋臣亚父范增为之扼腕愤惜。《楚汉春秋》的佚文中，保留了这段故事前后的情节：
沛公西入武关，居于灞（水名）上。遣将军闭函谷关，无内项王。项王大将亚父（范增）至关，不得入，怒曰：“沛公欲反耶？”即令家发薪一束，欲烧关门，关门乃开。 《艺文类 聚》卷六
项王在鸿门，而亚父谏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气冲天，五色相摎，或似龙，或似蛇，或似虎，或似云，或似人。此非人臣之气也，不若杀之。” 《水经 · 渭水注》，《太平御览》卷 十五、又八十七、又八百七十二
沛公脱身鸿门，从间道至军。张良、韩信乃谒项王军门曰：“沛公使臣奉白璧一只献大王足下，玉斗一只献大将军足下。”亚父受玉斗，置地，戟撞破之。 《太平御览》卷 三百五十二
上述数条记录之间多少有些出入，不过都能在现存《项羽本纪》中找到。可是，唐代《史记》《汉书》的注释者们，却没有标注其出处为《楚汉春秋》。究其原因，应当是《项羽本纪》与《楚汉春秋》的文章关联极其紧密，已经没有特别标注文字异同的必要了。《史记》注释中标注《楚汉春秋》的，仅仅只是为了补充说明《史记》省略的部分。例如，《高祖本纪》索隐中标注了那位主张把守函谷关的鲰生（无趣之徒）本姓解，《项羽本纪》集解标注骂项羽“沐猴（猿类）而冠”的人是蔡生。《楚汉春秋》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这两处注解中。如此仅于补充说明的注文里引用此书的做法，表明其他部分基本相同，并没有必要专门加注。由此可以推论，鸿门宴前后的情节皆出自《楚汉春秋》，鸿门宴当晚发生的事件同样也出自《楚汉春秋》。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项羽本纪》中鸿门宴的故事，很有可能是将《楚汉春秋》中的情节照搬了过来。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司马迁对参考资料完全不加整理就直接引用。从《史记》引用古代文献而编述的列国时期以前的内容当中，可以找到许多相关证明。此外，即便是直接挪用《楚汉春秋》的情节，司马迁也多少进行过文饰。比如范增谋划刺杀刘邦这一部分，《项羽本纪》原文如下：
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
比照《水经注》等书引《楚汉春秋》，虽然只有后半部分，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史记》的行文要简约许多。可见，司马迁对鸿门宴事件乃至整篇本纪，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润色。这是因为《楚汉春秋》中的故事，更具备战记特有的故事性与口诵性，史实性不足。为将这段故事编入史书，就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修正。这正足以看出由故事到历史的全新发展。
描写鸿门宴之类场面，或许唯有靠在场的目击者，或是当事人的后人方能讲述下来。虽然传承下来的故事多少被加以渲染，但绝非是全然架空的传闻。有证明显示，《楚汉春秋》的作者陆贾确曾身处鸿门宴现场。《高祖本纪》记载，刘邦在进入秦故都咸阳之前，听取张良的计谋，先派郦食其与陆贾二人用财利引诱秦将，攻陷了咸阳。紧接着发生了鸿门宴事件，因此两人应当也正好在场。《楚汉春秋》佚文中记录了鸿门宴前后的事件，这历史场面应该是陆贾亲笔为之。
说到郦食其这个人，《史记》中将他与陆贾共同立传。陆贾的《楚汉春秋》也有关于郦生的记录。郦生是陈留高阳人，家境贫寒，酷爱读书，县里百姓称他为“狂生”。得知沛公经过陈留，郦生道：“吾闻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愿从游。”郦生想前去拜访沛公，但沛公不喜儒生。有戴儒冠的儒生前去拜访，沛公就把儒冠摘下，边向里面溲溺（小便）边痛骂儒生。郦生拜见时，沛公正坐在床边，让侍女为他洗脚，斥郦生为竖儒（卑贱的儒生）。见郦生从容不迫的态度，沛公改而以礼相待，并听从他的计谋。《楚汉春秋》中记载的这段故事，相较《史记》颇有不同，而更为精彩。
上（沛公）过陈留，郦生求见，使者入通。公方洗足，问：“何如人？”曰：“状类大儒。”上曰：“吾方以天下为事，未暇见大儒也。”使者出告。郦生瞋目按剑曰：“入言，高阳酒徒，非儒者也。” 《北堂书钞》卷一百二十二，《太平御览》卷 三百四十二、又三百六十六
郦生自称“高阳酒徒”，按着宝剑横冲直撞的狂放模样，本应是司马迁非常感兴趣的类型。但不知为何，《史记》中没有记载《楚汉春秋》的这段情节。刘知几《史通·杂说上》中对此也有所论及：“刘氏（汉室）初兴，书唯陆贾而已。子长（司马迁）述楚汉之事，专据此书。……然观迁之所载，往往与旧不同。如郦生之初谒沛公，……非唯文句有别，遂乃事理皆殊（不同）。”或许自《楚汉春秋》之后又发展出了不同版本的故事，但可以确定的是，郦生与陆贾共同出席了鸿门宴。关于郦生的身世，陆贾的书也应该提供了最真实的资料。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正文之后、太史公论赞之前，有记载郦生别传的大段文字。这段记录或许接近于《楚汉春秋》原文。若此文章是那些不满于《史记》本文没有记载“高阳酒徒”故事的人所为，那么应该是很早之前就添加进去的。这与前汉末褚少孙对《史记》进行的补缀，当属同类作为。该论赞明确指出，《史记》的作者在编撰郦、陆传记时参考了种种资料。
太史公曰：世之传郦生书多，曰汉王已拔三秦，东击项籍而引军于巩（河内县名）洛（洛阳）之间，郦生被儒衣往说汉王，乃非也。自沛公未入关，与项羽别而至高阳，得郦生兄弟。余读陆生《新语》书十二篇，固当世之辩士。至平原君子与余善，是以得具论之。
这篇令人不得要领的论赞，真是出自司马迁之手吗？被加入郦、陆传记中的平原君，是指平原侯朱建。朱建家贫，据说母亲出殡时曾受陆贾接济，应当是陆贾的友人。文帝三年（前177年），淮南王长杀辟阳侯审食其。据说平原君为之出谋划策，遂负罪自杀。文帝十分惋惜，拜平原君之子为中大夫，此人后出使匈奴，大骂单于傲慢无礼，而遭杀害。这应该是武帝初年的事情。太史公所说“与余善”就是指的此人；但从年龄上看，平原君死后五十余年即元朔五年（前124年），司马迁仕为郎中，年仅二十二岁，与平原君朱建之子如何能够深交？他们的年龄至少相差五十岁。如此看来，《郦生陆贾列传》的论赞部分应是司马谈所作。读陆贾《新语》，并称其为“当世之辩士”，也不似司马迁所为。因此，《史通》中对该篇的非难，也应是针对司马谈的。陆贾曾以非凡的口才说服南越王称臣，是个了不得的辩士，他的《新语》一书在《汉书·艺文志》中还被归于儒家类。不仅如此，此人貌似还是一位风流才子。传闻他通晓歌曲，常携数名歌倡四处游乐。文学史上颇有争议的有关项羽《垓下歌》和刘邦《大风歌》的创作问题，也被推测与陆贾有关。
项羽号称西楚霸王，曾一时号令天下。他于汉四年（前203年）以广武鸿沟为界，与刘邦二分天下。翌年，兵败垓下，忧愤而亡。汉三年，平定三秦的刘邦曾乘势率五十六万大军出击，却被项羽打败。刘邦临急，将爱子从车上丢下，弃父抛妻遁走。后来，他被困彭城，插翅难逃；纪信以身代之，刘邦才得以逃生。到最后，刘邦项羽对峙于广武，项羽企图烹杀被俘的刘父太公。这段故事在《楚汉春秋》（《太平御览》卷一百八十四、又六百九十六）中有详细记载，《史记》参考了其中的记述。当时，就是陆贾作为使者被派到项羽处，不久刘邦的父母妻子平安归还。
此时，汉军扩大包围态势，楚军军困食乏。汉军举全力从各地进攻，终将项羽围困于垓下。一代霸王终于走向了终结。
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忼慨，自为诗曰：
力拔山兮气盖世 时不利兮骓不逝 骓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
歌数阕（几遍），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
就这样，项羽试图以死斗杀开最后的血路，然后大笑着自刎于江边。他的躯体遭到四分五裂，残肢被抢去邀功。项羽这般悲惨的下场，当时身处刘邦幕中的陆贾应是知道的。《楚汉春秋》还收录了美人和《拔山歌》的一首歌：
汉兵已略地 四方楚歌声大王意气尽 贱妾何聊生 《项羽本纪》正义引
这首诗只是为了嵌入“四面楚歌”这个词而作。
项羽的《拔山歌》正如朱子在《楚辞后语》卷一中的评价那样，“其词忼慨激烈，有千载不平之余愤”，将英雄末路的悲绪描写得淋漓尽致。即便是拔山盖世的勇者，有时也无法战胜。时间即命运。项羽自知命运的衰败，将悲切之情汇集于爱马、爱妾身上。对这位声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不喜读书的英雄来说，这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首歌，算得上是佳作了。
流传于日本的《史记》古本中，有一版本为多出一句的形式。此为五山僧桃源瑞仙（1430—1489年）《史记抄》——又名《桃源抄》——第二句是“时不利兮威势废”，还加了第三句“威势废兮骓不逝”一句，形成上句结尾与下句开头字句相同的蝉联句式。不过，这些应该只是技巧上的变动。因为即便项羽当时的确慷慨悲歌了一番，我们也无法得知他临终前究竟唱的是什么。总之，这些或许都是传承者们添加的。既然《楚汉春秋》佚文中保留了美人和《垓下歌》的歌，可见《垓下歌》原本也应当在书中有所记载。
与此相对，高祖的《大风歌》传达的则是胜利的喜悦与得意之情。汉十二年（前195年），距项羽败亡已过七年。在此之后，高祖讨伐叛变的韩王信反遭匈奴军队围困于平城，复有陈豨叛变，及韩信、彭越等最得力的功臣被诛杀。高祖身侧可谓多灾多难。汉十二年十月，高祖讨伐黥布叛乱，黥布败走。高祖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沛县。
高祖还归，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击筑，自为歌诗曰：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这首《大风歌》又名《过沛诗》《风起歌》。歌中“大风起兮”“威加海内兮”“安得猛士兮”几句中的语气词“兮”字又作“侯”字，所以也叫《三侯之章》。此时高祖令一百二十名少年和唱，他亦亲自起舞，慷慨伤怀，流下眼泪。高祖下令说，将来我死后，将沛县作为我的汤沐邑（提供祭祀费用的城邑）。他天天同父兄诸母故人谈笑，过了十多日才离去。翌年四月，高祖于都城驾崩。按照遗命，由一百二十名少年合唱的传统保留到了文帝时期。
沛县设宴时，陆贾或许正侍奉左右。高祖逝世后，惠帝（前194—前188年在位）、少帝（前187—前180年在位）时期，陆贾与陈平等人共同谋划对抗吕后专制，扶植文帝（前179—前157年在位）即位。他对当时的汉室内部情况最为了解，唐朝刘知几也予以肯定，称汉初“书唯陆贾而已”。陆贾喜好歌曲，吕后专制时期，陆贾一度家居，变卖了出使南越获得的财物，换得千金，外出时安车驷马，带着十个演奏琴瑟的侍者，四处歌舞游乐。陆贾既是《楚汉春秋》的作者，而此书若真是《高祖本纪》《项羽本纪》的主要参考资料，那么二位英雄之歌多半也是经由陆贾流传下来。所以，将这两首歌分别作为刘邦、项羽二人的真实作品而讨论其文学性，事实上是意义不大的。本质上看，它们应属于口传文学的研究范围。
据《史记》说，《大风歌》是高祖本人所作，这种说法获得广泛认同。前汉末刘歆著《西京杂记》卷三中提到，“大风之诗”乃高祖为戚夫人作。《汉书·艺文志》的诗赋略歌诗之属，录高祖歌诗两篇，另一篇四言诗《鸿鹄歌》见于《史记·留侯世家》。高祖爱妃戚夫人的儿子立太子无望，高祖安慰戚夫人说“为我楚舞，吾为若楚歌”，遂唱出了这首《鸿鹄歌》。
此时高祖宠爱戚夫人，意欲改立戚夫人的儿子为太子。吕后生下的太子此时已得号称商山四皓的四贤人辅佐。高祖听闻此事，叹道：“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翼已成，难动矣。”并唱道：
鸿鹄高飞 一举千里 羽翮已就 横绝四海 横绝四海 当可奈何 虽有矰缴 尚安所施
这首《鸿鹄歌》与《大风歌》采用了不同声调。《楚汉春秋》（《后汉书·冯衍传》注引）逸文中记载了这场废立太子的事件。所以，《鸿鹄歌》与先前提到的“美人和歌”一样，可能都出自《楚汉春秋》。
如果说《史记》中最广为人知的《项羽本纪》等记录汉初历史事件的文章，编撰时大多参考了《楚汉春秋》等文献，那么研究《史记》的文学性时就需要把这一事实纳入视野。《楚汉春秋》在《汉志》中著录为九卷，在隋唐书目中著录为二十卷，想必全书大部分内容已收录其中，记述范围应已达到汉文帝初期。《楚汉春秋》现实且浅显易懂的文体也非常适合引用到《史记》中。同样是引用，清朝崔东壁在《洙泗考信录》指出，《孔子世家》直接收集了孔子的事迹，原封不动地收录下来，其中却存在大量错误。我写的《孔子传》一书也谈到了这一点。综合以上种种，可知太史公亲笔创作的其实是各篇的论赞部分，及发生于自己生活的时代并亲自见闻的事件，例如元鼎六年（前111年）司马迁奉命出使巴蜀滇中所写的报告书《西南夷列传》。除此之外，其他部分皆参考了资料。不过《西南夷列传》的论赞部分称滇王为楚之后裔，“楚之先岂有天禄哉”，毫无疑问是来自一段无确切根据的传说，这一点与《史记》中称东越乃大禹余烈的说法如出一辙。文章也使用了押韵手法。
《太史公自序》中收有全书各篇的小序。本纪、世家部分多用韵语，列传中也有数例。《外夷》《滑稽》等列传的论赞部分也用到了韵语。总体来看，使用韵语的文章内容贫乏，与其他部分格格不入。总之，《自序》与本文及论赞部分缺乏一致性。后面要讲到的《吕后本纪》，是一个最为明显的例子。
在此，因篇幅有限无法谈及各个篇章的问题，但从文学性角度来看，正如王世贞所说，《史记》的文章质量参差不齐，这一点毋庸置疑。虽然在历史叙述体例方面，《史记》称得上佳作，但并不能说《史记》在文学性方面同样成功。《史记》的文学性，唯体现于司马迁受刑后树立的命运观，以及他领悟到这种命运观并以此撰写的部分。《史记》当中这有限的一部分，却奠定了《史记》强烈的基调，将整部作品升华为一部恢弘的交响乐。
但这部交响乐无法带给听众净化心灵的效果。因为其最为重要的根源部分，就像没有弦的琴无法奏出声音。这部以人类命运为主题的伟大史书，并没能解决命运带来的问题，而是令后代背负起书中记载的种种生活态度以及命运实践。后代的人们不得不以史传中的先人为典范，把成为他们那样的人作为自己的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