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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走向死亡的模式有着不同的轨迹，但对个体而言，这种速度相对平稳。最初，人的精力只是逐年下滑，以后则是逐月下滑，最后是一周不如一周。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患者的精力一天不及一天，这种情况通常表明，患者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到了与家人团聚的时候。有什么还没说的要紧事，该交代了。
但有时候，在临终之前，患者的状况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反转，这就像最后的绝唱。发生这种情况往往难以解释，偶尔也有明确的原因，不过有时候，患者出现这种好转的情形可谓喜忧参半。
霍莉已经去世30年了。然而今天早上，她一路从我的记忆深处走出来，来到我的笔端。她早早地把我弄醒，或者说，在这个薄雾弥漫的秋日清晨，我想起了霍莉生命最后一天的情形。她扭扭晃晃地进入我的意识，占据了我思绪的焦点：最初只是一些图像，它们好像老旧的无声电影胶片，断断续续地展示着她那几抹苍白的微笑。霍莉皱着鼻子，双手挥舞，我仿佛还能听到声音。然后，和着窗外乌鸦的鸣叫，我听见了她的笑声，笑声因河岸的狂风呼啸而变得喧闹刺耳，霍莉从十几岁就开始抽烟，小小年纪就患上了肺病，声音因此变得粗糙。最后，她把我从温暖的床上拽了起来，让我坐下来，听她的故事。这时，秋日拂晓，薄雾仍在花园中弥漫。
30年前，我在从事第一份临终关怀的工作时，大概觉得自己很了不起。那时，我已经有了几年不同医学专业的经验，接受过癌症医学方面的训练，刚刚拿到研究生毕业证。在我发现姑息治疗符合我对医疗事业的所有希望时，我感到非常受鼓舞，因为它融合了多项内容：团队合作和临床探查工作相结合，找出患者出现症状的根源，以便提供最好的缓解方法；关注患者及家属的心理需求和情绪恢复情况；面对病情的发展，诚实、实事求是；认识到每个患者都是一个独特而完整的人，是其看顾团队的核心成员。这是一种彻底的范式转变，即与患者一起工作，而不仅是对他们施加医学措施。从那时起，我认为自己找到了归属。
就这样，我于8月初来到这所新建的临终安养院，此前，这里的负责人一直处于随时待命的状态。尽管如此，他仍然热情、温和、耐心地回答我的问题，接受我在姑息治疗方面经验的不足，还有我作为年轻人的那种自以为是。当我看到在癌症中心时认识的患者时，我感到很惊奇，因为与不久前我在那里照顾他们时相比，他们的情况好多了：疼痛情况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大脑完全处于正常运转的状态。
我虽然自恃清高，但我意识到，这些人在临终安养院得到的服务比他们在主流癌症服务机构得到的服务好得多。也许我以前的经验只能作为新工作的基础，也许我到这里不是来展示技术的，而是来学习的。年轻人得慢慢才能变得谦逊。
入职第一个月，我对患者进行日常询查，调整用药，优化控制症状的方法，尽量降低不良反应，观察医院负责人与患者讨论情绪、焦虑、睡眠和排便习惯，与小组成员一起审查每个患者的身体、情感、社会和精神健康状况。一个月后，负责人认为我可以开始承担第一次周末值班任务了。他会成为我的后盾，每天早晨都来医院回答问题，回顾所有特别棘手的挑战，而我则主要负责接听临终关怀护士、家庭医生和医院病房打来的电话，并努力解决出现的问题。这让我感到很激动。
星期六下午，霍莉的家庭医生早早打来了电话。社区的姑息护理护士都认识霍莉，他们的办公室就设在临终安养院内，所以那名医生以为我也认识霍莉。她三十七八岁，有两个十几岁的孩子，宫颈癌晚期。她的骨盆已经长满了癌细胞，挤压着膀胱、肠胃和神经。专业护士协助家庭医生为霍莉缓解疼痛，她现在可以下床，坐在自己公寓的露台上抽烟，和邻居聊天。
前一周，霍莉出现了麻痹性恶心，在使用了合适的药物缓解肾衰竭引起的恶心后，症状有了很明显的缓解，可大量癌细胞把细细的、负责把尿液从肾脏输入膀胱的输尿管堵住了。
今天，霍莉遇到了一个新问题，整个晚上家里谁都没睡成觉，因为霍莉四处走动，找人聊天。她已经有几个星期没怎么走路了，一夜之间，她突然变得活跃起来，毫无睡意，把音乐声开得震天响，试图跟着音乐跳舞，把孩子们和她母亲都吵醒了，吵得邻居一直敲打墙壁。天一亮，她母亲就给家庭医生打了电话。医生发现霍莉有点儿兴奋，脸色泛红，略显疲惫，但她仍然在房间里四处跳舞。
“霍莉好像没有感到疼痛，”家庭医生向我解释，“尽管她过于兴奋，但思维一切正常。我不认为她的精神有问题，但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她的家人都筋疲力尽了。你们有床位吗？”
我们的床位虽然满了，但我对霍莉的病情感到很好奇。我提出上门探望她，家庭医生接受了我的提议，于是我从社区团队的办公室拿到她的病历，穿过逐渐消退的秋雾，前往霍莉家所在的区域，那里长排的房屋呈阶梯式分布，一直延伸到河边的煤场、钢铁厂和造船厂。在一些地方，排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低矮的砖砌公寓，房顶上挂着带刺的铁丝网，黑暗的门道上挂着冷光霓虹灯。
这些房子有着与实际模样不相称的名称，什么“木兰之家”“百慕大庭院”，以及我的目的地“夜莺花园”。我把车停在街边，在车里坐了一会儿，打量了一下周边环境。旁边黑乎乎的门脸就是“夜莺花园”。一条光秃秃的石头路从街边通向公寓区，这些花园里连一棵树、一片草坪都没有，住在这里的人肯定也从来没有见过夜莺的身影或听过夜莺的歌声。马路对面是政府所有的一排房子，最近才粉刷过的白色的门和窗整齐划一，仿佛正朝我“露齿一笑”。有些小小的前院展现出夏末残余的色彩，有些院子里摆放着生锈的床架或者坏掉的自行车。
有几个孩子在街上玩儿，一边玩接网球游戏，一边避开骑着自行车冲向他们的大男孩。孩子们和一群热情高涨的狗一起，发出兴奋的尖叫。这些狗大小各异，试图加入孩子们的游戏。
我拿起手包，向要找的“夜莺花园”55号走去。一道标着“单数”的拱门通向潮湿、阴冷的混凝土隧道。在灯光昏暗的楼梯间，我都看得见自己的哈气。在一楼，所有门牌号都在30以内。又上了两层楼，我才发现了“5”打头的门牌。我沿着阳台走廊走到半道，找到了55号。在阳台走廊上可以俯瞰河流，而高耸入云的塔吊像纸折的巨人一样，俯视着阳台走廊。我敲了敲门，等着主人回应。透过窗户，我听到了马克·博兰（Marc Bolan）对我说：“不要愚弄革命之子。” (1)
一个大块头的女人开了门。她50多岁，穿着厚厚的矿工夹克。她身后的楼梯通向二层，她的旁边是客厅，客厅门开着，一个身材瘦小、面色苍白的女人伏在桌子上，双脚随着摇滚乐节拍晃动着。
“关上门，好吗？”伏在桌子上的女人尖声对我们说，“外面很冷！”
给我开门的年长女士问我：“你是麦克米伦护士
吗？”我解释说我和麦克米伦护士一起工作，但我是值班医生。她扭了一下下巴，让我进门，同时用眉毛生动地示意，那个年轻的女士让她担心。然后她直起腰，大声说：“我再去买点儿烟，霍莉！”然后就走了。
霍莉看着我说：“我们昨晚把烟都抽完了，现在非常需要！”然后她请我进去，问我：“要不要来杯咖啡？”
霍莉身材娇小，深色的头发在脑后梳了一个高高的马尾辫，显得有些孩子气。她的皮肤闪烁着雪花石膏般的光芒，紧紧覆盖着肿胀的腿和紧绷的脸颊。她好像散发出一种微弱的黄光，像一只行将熄灭的灯泡。她不停地走动，仿佛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在驱使着她。她把双手靠在桌子上，双脚不停舞动，突然在一把直背椅子上坐下来，手在胳膊、大腿、小腿上搓来搓去，抖动着屁股，随着音乐节拍摇头晃脑。接下来，霍莉扮演起摇滚歌手爱丽丝·库珀（Alice Cooper）：敲打着手指，做出弹吉他的动作，甩动马尾辫，好像在庆祝学校被砸了个稀巴烂。从头到尾，她一直以微弱的低音唱歌，歌声不时因为打嗝而中断。
突然，音乐“咔嗒”一声停了，我这才注意到窗台上的卡带播放机。这些混合着不同歌曲的磁带一定是霍莉在青少年时期录制的。没有规范的舞蹈动作，她就在椅子上摇来晃去，纤细的双手揉搓着四肢，像一个愤怒的精灵甩动着发辫。她抬头看着我，好像才注意到我，问我：“有烟吗？”我摇摇头，她哈哈大笑，说：“啊呀，你是医生，不是吗？你不会赞——成——抽——烟的！”她说话的声音像唱歌一样，却带有嘲讽意味。
“你说怎么回事，医生，我今天感觉好极了！我想唱歌跳舞，我想离开这该死的屋子！”霍莉凝视着房间，重重地叹了口气，“这里像个猪圈，需要好好打扫一下了。艾米！艾米！！”她把目光转向被烟雾熏成了棕色的天花板，可能是在看艾米，而我想艾米也许在楼上。
不久，一个穿着睡衣的少女出现在客厅门口。
“妈妈？”她问，“妈妈，怎么这么吵？”然后她看到了我，小声说：“这是谁？楠到哪儿去了？”
“楠买烟去了。这是医生。这儿需要打扫一下。把灰尘吸一下，好吗？”
处于青春期的艾米翻了个白眼，说：“好，马上。”然后掉头跑上楼梯，不见了人影，这时，她的外祖母回来了。楠一次点燃两支香烟，给霍莉递了一支，然后踩着重步朝厨房走去。“我去把水烧上，”她说，“医生，你要茶，还是饼干？”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霍莉继续没完没了地跳舞。我大概了解了她的情况，但还需要更多的信息。
我问道：“霍莉，你感到坐立不安吗？”
霍莉表情严肃地看着我，吐出烟雾，说：“你要问一大堆问题吗？我不想显得无礼，因为我已经和第一个医生谈过了。所以是这样的，是的，我没法静静地躺着，不能入睡，没法把音乐从脑子里赶走。好了吗？明白了吗？”
楠进来了，她用茶盘端着几个盛满茶水的杯子、一碟饼干和切得厚厚的水果蛋糕。我知道热情好客是沿河一带人家的习俗。
“霍莉通常不那么暴躁，”楠说，“我想她是太累了。我们昨天整晚都没合眼。”
我问道：“你认为这种不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两个女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思考着我的问题。
楠说：“真正开始是在你不觉得恶心以后。”
霍莉表示同意，并说：“呕吐把我弄得头昏脑涨。我什么东西都吃不下。但现在我不觉得恶心，反而觉得精力充沛。”
眼前的这个人瘦弱不堪，脸上泛着肾衰竭造成的蜡黄色，她命不久矣，可她却说自己精力充沛，这听上去很怪诞。我让她闭上眼睛，把胳膊从胸前伸出去。她照做了，垫着脚尖，双腿扭动。我握住她的手，慢慢从肘部弯曲她的手臂，我感觉到她肌肉的一张一屈，关节里面好像有齿轮传动似的。她洋娃娃般的脸上，两眼目不转睛。
我问霍莉：“恶心感是什么时候停止的？”尽管我已经知道答案：护士给她注射针对肾衰竭的抗呕吐药之后。但这种抗呕吐的药物驱动她产生了焦躁不安感，使她坐立不安，也可以说没有能力静坐下来，即静坐不能（akathisia）。她会把这种驱动感误当作精力充沛，这会突然导致她想下床四处走动。
因此，霍莉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这位年轻的母亲已经接近生命的终点。她的肾功能衰竭得很厉害，到了这个阶段，和她一样的很多人会失去知觉，但是她服下的抗呕吐药引起了她的躁动，导致她产生出去走走的想法，可她的腿无力支撑身体。她住在5楼。我不想让她停止服用抗呕吐药，因为恶心感很快又会卷土重来。然而，如果她继续这样手舞足蹈，不睡会儿觉，残存的微薄体能很快就会耗尽。
有一种针剂可以逆转这种烦躁和不停活动的冲动，而且可以控制呕吐。临终安养院备有这个药，我可以回去拿，但霍莉此时却像笼中的鸟儿一样躁动不安。怎样才能缓和她不停活动的欲望呢？
我问她有没有轮椅。没有。两周以前霍莉都还可以上下楼梯，之后，疼痛让她无法出门；等到疼痛好不容易好些了，结果呕吐又把她搞得疲惫不堪。
这时，门口传来一个声音：“楼下的萨莉有一把轮椅。”艾米一直在听着动静。她早早就打扮好了，头戴陆军贝雷帽，上身穿了一件霓虹黄T恤，下身是黑色紧身裤，套上了黄黑相间的条纹暖腿袜。她说：“我们可以借。你要带她去哪儿？”
“我哪儿都不带她去。我要回临终安养院，去拿另一种对付她这种焦躁情绪的药。但是她这么焦躁，拼命想出门，所以我在想你愿不愿意带她出去，到街上的购物中心转转。这样可以换个环境。”
楠一脸惊诧。艾米大声说：“我去问萨莉借！”说罢就去了。霍莉感激地看着我，说：“哦，我没想到可以出门！谢谢你，医生。他们一直照顾我，能出门太好了……”
几分钟后，艾米敲了敲窗户。她站在阳台走廊上，带回了一把轮椅和两个穿黑色皮夹克的高个男子。
艾米兴高采烈地说：“托尼和巴里能抬她下去，我们要去逛商店喽！”
我问道：“等等，没有电梯吗？”我的问题毫无意义——话已说出口，轮椅也借来了，楠已经在打电话通知霍莉的姐姐去商场跟她们会面。我也不能再拒绝托尼和巴里的好意，他们是楼下萨莉的儿子，身材高大，看着很友善。他们已经准备好执行任务了。
我回到院里，拨通了领导的电话。我向他介绍了这位娇小的患者的情况：伴有晚期肾衰竭；一天比一天虚弱，直到出现这种由抗呕吐药突然引爆的“虚假能量”，以及我给出的静坐不能的诊断意见和治疗计划。他问了几个问题，似乎对我的检查和结论感到满意。他问是否需要和我一起去送药并制订下一步计划。尽管我希望可以独自处理，但想到那个烟雾弥漫的屋子、不停舞蹈的小个子患者，以及那些穿着皮衣的邻居，我还是欣然接受了这个提议。在护士帮我准备需要的药物和仪器期间，领导开车来到了临终安养院。
第二次去河边的感觉大不一样。云消雾散，过了一个长长的下午之后，时间快到黄昏时分了。我们把车停好，发现“夜莺花园”沐浴在阳光之中，一楼有一家人好像在室外举办聚会。我仔细一看，发现了巴里和托尼，还有艾米穿着霓虹黄T恤的身影，以及坐在轮椅上、穿着蓬松的亮粉色晨衣、戴了一顶毛线帽的霍莉。穿着厚夹克的楠背对着我们，一个老人坐在路边的扶手椅上——我猜她是楼下的萨莉。大家在喝罐装啤酒，欢声笑语，在屋子里进进出出。我和领导朝人群走去。人们招手让我们过去，给我们以家人般的欢迎。
霍莉大声说：“这就是让我们去商场逛逛的那位姑娘！”她还给我炫耀她刚做的指甲——是她姐姐请她做的。
楠笑着说：“让她那双手老实待会儿可真费功夫啊！”
她们在外面玩得很好：霍莉开心地同朋友和邻居互致问候，她已经几个星期没见到他们了；她敢于出门，大家都对她的毅力表示钦佩。霍莉买了一大罐香烟、一箱啤酒鸭和很多炸薯片，供大家在这个即兴的路边聚会上尽情享用。
我解释说我们需要检查一下霍莉的便携式注射泵，然后给她少许解毒剂，在给她可以持续一整夜的剂量之前，要确保这个药不会让她感到不适。我们得上楼去她家。巴里和托尼轻而易举地就把轮椅抬了起来，好像提一个购物袋一样。他们把霍莉抬到5楼。楠让我们进了门，然后把水烧上，霍莉的姐姐和艾米也跟了进来。我给大家介绍我的领导，他检查了霍莉的手臂动作，看看是否符合我的诊断。茶是给我们这些来办正事的人喝的，其他人则继续喝啤酒。霍莉知道她只能喝少量的液体，所以她用一个精致的茶杯喝啤酒。
我去厨房洗过手后，准备注射解毒剂。早些时候有人打扫了屋子，台面光可鉴人。我在霍莉前臂松弛的皮肤下插入小小的针头，注射了第一份少量的药剂。此时，房间里的人还在继续谈话；巴里和托尼带走了他们母亲的轮椅；楠和艾米坐在扶手椅上，霍莉的姐姐波比坐在我旁边的沙发上。从我们坐的地方可以看见霍莉焦躁地走来走去，我的领导跟在她旁边，以防她摔倒。她嘴里还念叨着自己下午有多么开心。
终于，霍莉在她姐姐旁边的沙发上坐了下来。虽然烦躁不安，但她还是乖乖坐着。渐渐地，她不说话了，只听周围的人絮叨。我发现领导密切注意着她。
领导轻声问道：“你想睡觉吗，霍莉？”她点点头。波比和我腾出地方，让她在沙发上躺下，但她不停地翻来覆去。她太虚弱了，没法上楼睡觉，所以艾米去楼上拿了一张可以卷起来的睡垫。这是朋友过来睡觉时用的。楠和波比铺好床，霍莉在上面躺了下来，闭上了双眼。
领导问道：“你现在感觉怎么样，霍莉？”没有回音。霍莉发出轻轻的鼾声，艾米笑了，但楠俯下身子，有些害怕地叫道：“霍莉？霍莉？！”
领导坐在床垫旁边的地板上，伸手摸霍莉的脉搏。这时候，她静静地躺着，呼吸轻柔，偶尔发出鼾声。领导抬头看着我们，说：“你们发现她的情况在变化吗？”是的，情况在变化。她的身体变得更加瘦小了。她的精力已经消耗殆尽了，过去几周一点点蔓延身体的疲惫感现在彻底把她压垮了。楠伸手抓住霍莉的手，对艾米说：“把你姐姐叫回来。”
艾米满脸困惑。她姐姐到朋友家过周末去了，不希望有人打扰。艾米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状况。
“艾米，”我说，“我想你妈妈太累，可能不会再醒来了。”
艾米张大了嘴巴。她把她母亲、摸脉搏的领导、她外婆和我挨个看了一圈。“并不是今天的事让她筋疲力尽，”我说，“你今天帮她做的事好极了！昨晚她折腾了一夜，那之前她已经筋疲力尽了，对不对？”
艾米睁大眼睛看人时，样子跟她妈妈像极了。她点头表示同意我的看法。“这种疲劳是由她的病引起的，与她今天的忙碌无关，”我解释说，“但是，如果你姐姐想在身边陪着妈妈，那么现在就需要来了。”
艾米的喉头动了一下，站起身来，拿起笔记本找电话号码。
“给我吧，”楠说，“我来打。”
艾米默默地指出要找的那个电话号码，楠走到窗台处。那里放着电话机和录音机。她在拨号。我们听到嗡嗡的电话铃声，然后有人接起了电话，楠传达了信息。这时，霍莉睁开眼睛，问道：“我为什么躺在这儿？”
“喝得太多，没法再上床睡觉了。”波比试图开玩笑，泪水却流了下来。
“不要哭，波比，”霍莉说，“我没事，我只是太累了。但我们今天过得很快乐，不是吗？”她扭动着身体，钻进羽绒被，问道：“我的姑娘们呢？”
“我在这儿，妈妈，”艾米说，“塔尼娅在回来的路上。”
霍莉微笑着说：“过来抱抱。”艾米抬头看着我们。领导朝她点点头，后退几步，给她让出了空间。艾米在妈妈身边躺下，把胳膊搭在她的肩上。
前门“砰”的一声打开了，一个女孩“嗖”地冲了进来。
“妈妈？妈妈！她在这儿吗？在哪儿？楠？楠！发生什么事了？”
楠过去拥抱她，然后拉着她来到床前，说：“她在这儿，塔尼娅，她在这儿。她太累了，我们临时给她搭了一张床。这两位是医生。妈妈没事，但她很累，她想让你抱抱她。”
塔尼娅在霍莉头旁的地板上跪了下来，艾米伸手握住她的手，拉它去摸妈妈的脸颊。
塔尼娅说：“妈妈，我回来了。”霍莉把手放在女孩子们的手上，叹了口气。
在接下来的半小时里，室外的光线逐渐消退，房间暗了下来。大家都一动不动地坐着。屋子里半明半暗，街灯橘黄色的光洒进房间。领导时不时平静地说着话。
“看她睡得多么安详。”
“你们听到她呼吸的变化吗？现在不是很深了，对吧？”
“有没有注意到她时不时没有呼吸？这说明她处于无意识状态，非常非常放松……这就是生命走到尽头的样子，非常安静、平和。现在我不指望她会再醒过来了。她很舒服，很安详。”
霍莉的呼吸变得非常轻柔，几乎听不见，然后停止了。一家人都沉浸在宁静之中，似乎谁都没有注意到她停止了呼吸。楠小声问道：“她还在呼吸吗？”
女孩们坐起身，看着霍莉的脸。
“我想她几分钟前已经停止了呼吸，”波比说，“但我希望这不是真的。”
领导问姑娘们：“你们觉得她有动静吗？”她们摇摇头，眼泪夺眶而出。
“你们做得很好！你们给了她最美好的白天和最宁静的夜晚。她已经离开了，”女孩们在抽泣、喘气，领导等她们平静下来后继续说，“她走得很安详，因为你们在这儿，她很宁静。你们让她心满意足。”
女孩们从床垫上爬起来。领导鼓励她们抚摸妈妈，对她说话，保持房间的平静气氛。看到她们再次躺到霍莉身边，轻声哭泣，低声诉说对她的爱，我感到此情此景无比美妙。这是一种几乎难以忍受的悲伤，但终归不是我的家人，我觉得流泪不合适。我竭力把注意力放在领导布置的下一步工作上。
我的领导对楠说：“我们需要打电话给值班的家庭医生，证明霍莉已经去世，然后你可以打电话给殡仪馆主任。不用着急，慢慢来。我这就给医生打电话。如果对你和姑娘们有帮助的话，霍莉今晚可以留在这儿。”
楠知道该怎么做。她之前送走过两任丈夫和一个儿子。
她问要不要给我们续茶，但领导已经把死讯通报给了值班的家庭医生，他表示我们必须走了。于是，我们离开了烟雾弥漫的屋子，来到灯光照耀下的阳台，默默地走下阴暗的楼梯，来到人行道上。
领导问我：“你还好吧？”当然不好了，我觉得自己刚刚杀死了一个人。但我嘴上说的是“我很好”。
“你知道针药并不是导致她死亡的原因，对吧？”
“嗯……”我吸了吸鼻子。
“她太累了，如果不是静坐不能给了她虚假的能量，她可能昨晚就死了。如果不是你控制住它，她会痛苦不堪，心烦意乱，把自己整死。是你控制了她的焦躁感，在她享受了最后一天的辉煌后，让她的内心获得了安宁，能躺下来抱着两个女儿。”
又一阵雾气从河面涌起，黄昏过去了，夜幕降临时分，我们往回朝汽车走去。这是我第一次值班负责临终关怀。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
在霍莉身体放松、抗呕吐药带给她的焦躁感逐渐消退直至离世这一过程中，我目睹了领导如何一直与霍莉的家人交谈，从中我学到了非常重要的一课。他指出她们观察到的情况；引领她们度过整个过程；让她们确信一切都在预料之中，一切都是安全的。领导所扮演的正是经验丰富的助产士的角色：在整个过程中与有关各方交谈，将他们安全送到预期的地方。这是一份赠予，它让女儿们参与整个过程，将来当她们回忆起离别时刻，就会明白，她们平静地待在心爱的妈妈旁边就是送给她的最后礼物。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机会，我目睹了一位大师履行职责的过程，得以向一位温和、观察力敏锐的榜样学习。
(1) 马克·博兰是一名英国歌手，此处是指“我”听到了屋里传来的歌曲《革命之子》（ Children of the Revolution ），该句为原歌歌词。——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