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对于我的投资生涯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当我22岁大学毕业时,远没有明确自己的职业目标,正是这之后11年间的变化,让我在33岁时有了巨大的勇气创办属于自己的投资机构。把握住中国经济增长和投资环境的历史机遇,成为“不安分者”的重要选项。 这是一个无比沸腾的时代,无法失去,不能错过,即使舒适也切莫沉寂,宁愿艰巨也不要无趣。
2005年6月1日,我们创办的投资机构正式开张了。那天正好是儿童节,这个日子可以说非常应景,因为当时的我们除了像孩子一样无惧和快乐,几乎什么都没有。我们憧憬着在中国实践价值投资,对未来充满了发自内心的好奇和坚定。
创办投资机构的第一件事是给公司起名字。我们先想到了中文名“高瓴”,取自“高屋建瓴”,意指对事物全面、透彻和长远的了解。为了拓展海外业务,又起了一个英文名叫“Hillhouse”,字义与中文名暗合,灵感则来自耶鲁大学一条叫作“Hillhouse Avenue”的街道,这是我在耶鲁大学学习投资时,时常走过、时常在其上思考的一条路。因为秋天道路两旁时常铺满金色落叶,簌簌作响,这条街道被狄更斯和马克·吐温称作“全美国最美的小路”。在那时的中国,创业的原因被戏称为两个:一个叫“走投无路”,还有一个叫“无路可走”。我终究选择了这条“美丽的小路”,这对我此生,意义非凡。
高瓴成立时,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真正开始投资前,我需要组建合适的创业团队,寻找便宜的办公场地。我喜欢找长期信任的、熟悉的人一起工作,于是就开始在当年人大的同学、曾经的同事里寻找创业伙伴。“如果没有想好做什么工作,干什么职业,那就先和你最喜欢的人一起工作吧,错不了。”对面的同学略沉思了一下,然后回答说:“好,那我加入你们。”这段对话最早出现在哪一天,我已经忘记了,但我时常想起邀请优秀的人加入我们时的激动和欢喜。 与靠谱的人做有意思的事,是我一直以来非常享受工作的原因之一。
这里有一个很多人都知道的小故事。当时我给一个老同学打电话,请他加入。他竟然拒绝了,但推荐了自己的妻子。我问:“你是当真的吗?你不理我,把老婆‘扔’过来?”他当时的回答很是客观诚恳:“我已经是一个大型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了!”没错,他肯定是觉得我做的这些事不太靠谱,又很想帮我。现在,这位朋友的妻子,一个当时从没做过投资的女生,从做我的秘书干起,先后做过投研、风控、财务、基金运营等各个岗位,一路成长为高瓴的合伙人。
经过四处物色,公司总算有了几位创业伙伴。当时选择创业伙伴,我确立了三条标准:第一是人品好,第二是爱学习,第三是能吃苦。但问题又来了,除了我是半路出家学投资以外,其他四位都不是科班出身。当时就有好朋友“调侃”道:“人都是看着很好的人,但是有点乌合之众的感觉。”
“乌合之众”也能从头开始学。就像当年申请耶鲁投资办公室实习职位一样,我对投资的理解源自真挚的思考。与许多科班出身的投资人不同,他们可能还需要“洗尽铅华”,而我们却得天独厚地“一尘不染”。更幸运的是,我们面对的本来就是一个崭新的市场,一个急速变化的时代,并无一定之规可循。最开始,我们是在朋友的办公室里“借宿蜗居”,与一张大桌子、几台电脑、一些破旧家具为伍。好在这个办公室有一个天然的好处,就是旁边有一个开放的健身中心,这使得我们的“实际”办公面积其实很大很奢侈。
像许多“夫妻老婆店” 一样,创业之初,我的妻子经常来公司,我做投资业务,她做中后台支持,甚至当起勤务员、保洁,帮我们收发信件、预订差旅、端茶倒水。这还不够,我还邀请同事的家属们来公司参观,感受我们的奋斗历程。其实这里面有个私心,就是希望这些早期员工们能够赢得家属的理解,以便安心加班。当时最大的感受就是理解了“苦中作乐”的含义。由于办公室下午6点就会关掉空调,我们不得不开窗通风,又因为楼层不高,所以蚊子不少,大家都会笑着数自己身上被叮了多少包,还要互相比一比。
我们几个创业伙伴还有一些共同的特点:第一,从来都不知道怎么赚钱,但擅长学习;第二,从来都不觉得有什么东西是学不会的,在学习上非常愿意花时间,不断吐故纳新;第三,在实践中学习,边学边干,边干边学;第四,热衷于开诚布公地分享,发表自己真实的想法和意见,不去争论谁是对的,而是去争论什么是对的;第五,酷爱读书,遇到一本好书便彼此分享读书心得,举办围炉夜话和读书沙龙。
正是这样的创业伙伴,用这些创业之初的招招式式,将高瓴打造成了一个不断求知、探索真理的学习型组织,绝非刻意,全凭天然。公司创立时专门装修了一个小型的图书馆,书架上堆满了各种年鉴和专业书籍,时至今日,学习氛围仍不减当年。高瓴创业初期只有5个人,当拥有30名员工的时候,终于感觉像一家公司了。但直到现在,规模已达几百人了,我们还是觉得自己是一家创业公司,从最初发现价值,到之后增加价值,现在则创造价值。“ 我们是创业者,恰巧是投资人。 ”这是我们创业之初的自我定位,也是至今不变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