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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手持左镰蹲在树林子割草的少年名叫田奎，是田千亩唯一的儿子。田奎比我大五岁，是我二哥的同班同学。我二哥考上中学，到距家十八里的马店上学去了。田奎的学习本来比我二哥好，但他不上学了，每天割草。
村子里有很多孩子割草。放学之后，我也割草。我们割了草送到生产队的饲养棚里。十斤草换一个工分。工分是人民公社时期社员劳动的计量单位，也是年终分配的重要依据。当时流行的话叫“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
我天生不是个割草的料儿。我姐姐一天能割一百多斤，挣十几个工分，比男劳力挣得还多。有一天我只割了一斤草。当我把那一斤草提到饲养棚时，在场的人大乐。饲养员赵大叔用食指挑着我那一斤草，说：“你真是个劳模儿！”——从此我有一个外号“劳模儿”。
晚饭时，全家人聚在一起批评“劳模儿”。
我爷爷说：“想不到我们家还能出‘劳模儿’，你割的是灵芝草吧？”
我爹说：“你坐在地上，用脚丫子夹，一下午也不止夹一斤草吧？！”
我娘说：“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我姐姐说：“肯定是偷瓜摸枣去了。”
我哭着说：“我跑了一下午，到处找草，但是没有草……”
我姐姐说：“明天你跟着我，不许乱跑。”
但我不愿意跟我姐姐去割草，我愿意去找田奎。
田奎永远在那片树林子里活动。树林子里有几十个坟墓，他就在那些坟墓间转来转去。坟墓上生长着一些低矮枯黄的茅草，还有菅草。这些草我瞧不上眼。田奎蹲着，有时也弯着腰站着，用那张左镰，像给坟墓剃头一样，耐心地割。我们割草，都是右手挥镰，左手将割下来的草抓在手里。他用左手挥镰，因没有右手，右胳膊上绑着一个铁钩子。他用铁钩子将割下来的草拢在一起。我感觉到他那个铁钩子比我的手还灵便。我也曾尝试用他的左镰割草，但感觉非常别扭。我问田奎：“你从小就用左手吗？”
他说：“刚上学时，我拿笔都用左手，后来老师不允许，逼着我改过来。但不当着老师的面我还是用左手。左手写得快，右手写得慢。左手写得俊，右手写得丑。”
“我二哥说你学习很好。”
“也不是很好。”
“你为什么不考中学呢？”
他用右手的铁钩子指指前面一座坟墓，低声道：“那座坟里有一条大蛇。”
“多大？”我恐惧地用手摸头发。因为传说蛇一见儿童就会数头发，只要让它把头发数清魂就被它勾走了，因此，遇到蛇必须迅速将头发弄乱。
“想看看吗？”
我犹豫着，但还是跟着他向那座坟墓走去。
那座坟墓上有几个拳头大的洞眼，他指指其中一个。
我屏住呼吸，摸着头发，凑近那个洞眼。起初看不清，渐渐地看清了。那里边确有一条茶碗般粗的大蛇。黑皮白纹。看不到整体，只看到部分。我感到周身冰凉，悄悄地退下来。一直退到离这座坟墓很远的地方，才敢与他说话。
“你见过它出来吗？”
“见过两次。”
“有多长？”
“像挑水的扁担那样长。”
“它，它什么样子呢？”我问，“它头上有冠子吗？”
“有。”
“什么颜色？”
“紫红色。”
“像熟透的桑葚？”
“对。”
“你听过它叫吗？”
“听过。”
“像什么声音？”
“咯咯的，像青蛙的叫声。”
“你一个人天天在这里，不怕吗？”
“自从我爹剁掉了我的手，我就什么都不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