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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中国家庭的资产管理与财富传承得了什么病
通过对中国家庭的资产管理与财富传承进行体检，我们发现中国家庭的总资产是在不断增长的，但其中实物资产处在至高地位，严重挤压了金融资产，资产配置的不平衡和由此带来的风险使得多数家庭的资产管理处于“亚健康”状态。意外事件、人身风险、家庭情况变化风险、资产混同风险和交班不利风险威胁着中国家庭的财富传承，“富不过三代”已经成为牢牢制约中国家庭的紧箍咒。
中国家庭的资产管理与财富传承表现出了种种“亚健康”体征，那么究竟是得了什么病呢？
脑部是人的中枢神经系统的最重要组成部分，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大脑是意识的载体，给中国家庭的资产管理与财富传承做的“脑部CT”表明一部分中国家庭就是患上了“脑部疾病”，即缺乏资产管理与财富传承的意识，表现在行动上就是筹划和安排不足。
也许有人会认为，家庭的资产有限，并不需要规划，但从案例导读中大家就能看到毫无防备可能带来的后果。不论A类、B类、C类还是D类家庭都需要未雨绸缪，提前开展资产管理与财富传承工作，只是四类家庭需要采用的资产管理与财富传承工具不尽相同。
A类、B类家庭为了规避风险，一般采取多个投资渠道分散投资的方式进行资产配置，通过个人操作、私人银行、保险公司、第三方理财机构、信托公司等机构，选择存款、房地产、基金、保险、信托、股票等多种产品进行投资。根据研究
显示，随着市场上投资品类的丰富和高净值人士风险意识的加强，高净值人士的资产配置越来越多元化。2009－2017年中国高净值人群境内可投资资产配置比例如图1.9所示。
图1.9 2009－2017年中国高净值人群境内可投资资产配置比例
可以看出，2009年时高净值人士的资产配置集中于储蓄/现金、股票和投资性房地产，这三类投资占了当时高净值人士整体可投资资产的近70%；到2017年，随着各类资管业务放开，高净值人群的资产配置分布更加均匀和分散，除了储蓄、现金和固收类银行理财产品以外，在信托产品和其他新兴投资品种上的资产比例也不断攀升。这种多元化的资产配置方式虽然有利于资产的保值和增值，却加大了资产管理与财富传承的阻力。
著名相声演员侯耀文就不幸遭遇了资产管理和财富传承的“滑铁卢”。2007年6月侯耀文突发心脏病猝死，由于他并未订立遗嘱，生前的两次婚姻又均以离婚收场，两个女儿随前妻生活，在他去世后两个女儿对父亲的财产情况完全不了解，甚至长女只能通过起诉妹妹的方式要求法院进行遗产清点，调查发现侯耀文的银行存款和贵重物品被多人不法侵占，并经历了长时间的诉讼。
面对分布在各个机构的种类繁多、数额庞大的资产，A类、B类家庭在进行资产管理与财富传承的安排时很难面面俱到，但如果没有对资产进行盘点，即使不被恶意侵占，也将造成代际传承的中断。
C类、D类家庭虽然与A类、B类家庭相比，拥有的资产种类相对较少、规模也相对较小，但并不意味着无法进行资产管理，或者没必要提前进行传承规划。合理的资产管理虽然不能令你“一夜暴富”，但能让你实现“车厘子自由”，妥善的传承规划虽然不能使子孙后代“家里有矿”，但至少能让他们“无后顾之忧”。据调查显示
，目前中国家庭的房产配置占总资产配置高达77.7%，可想而知，C类和D类家庭可能拥有更高的房产配置，这种资产配置方式降低了资产的流动性，也令家庭资产时刻受到房价波动的影响，而房产的传承也不能简单依靠法定继承，因房产继承引发的纠纷屡见不鲜。
心脏是人体的发动机，是心血管系统的核心。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心脏是生命的载体，生命的微观形态存在于“咚咚咚”的心跳声中。给中国家庭的资产管理和财富传承做“心脏CT”，发现大部分的中国家庭都患上了“心脏疾病”，即缺乏对资产管理与财富传承的系统认识，表现在行动上就是对专业人士缺乏信心，不信任。
综观中国家庭资产管理与财富传承的现状，发现中国家庭大多处于“粗放式”管理状态，实物资产配置以房产为主，金融资产配置比例较小，并且大多分布于银行存款、债券等低风险资产，家庭财富配置健康指数较低。甚至有很大一部分家庭遭遇过金融诈骗，主要是集资、理财诈骗和电信诈骗。根据广发银行《2018中国城市家庭财富健康报告》，高达89.6%的家庭都遇到过金融诈骗，其中“集资、理财诈骗”占比最高，达到43.5%，这也加深了中国家庭对将资产交于他人打理的不信任感。泥沙俱下的市场环境中，许多家庭不具有明辨理财骗子和专业人士的慧眼，而信任错付后的惨痛案例，也让其余的家庭心有戚戚然，对专业人士有了天然的不信任感，增加了双方的信任成本。
根据该报告数据，中国家庭对资产配置与投资的顾问服务有旺盛需求，且需求率随着家庭可投资资产的增加而提高，可投资资产在100万元以上的家庭对投资顾问的需求率为20.0%，是可投资资产在5万元以下家庭需求率（5.0%）的4倍。这也从侧面说明了A/B/C/D类家庭对资产配置管理的巨大需求。
图1.10 不同家庭对投资顾问服务需求率对比
然而，虽然我们用数据揣摩了中国家庭的心理，发现他们对资产配置和财富传承的需求量并不低，但是现状却不容乐观——中国家庭在资产配置等投资顾问服务中参与度很低，根据报告，全国仅有1.3%的家庭有理财顾问，真正属于“百里挑一”；其中，可投资资产在10万元以下的家庭投资顾问的拥有率仅为0.2%，10万－100万元的家庭拥有率为1.7%，100万元以上的家庭拥有率也仅为5.5%。可见，无论是哪一种家庭，实际求助专业人士的比率均低于其表达的诉求率。这也从侧面显示了，即使是高净值家庭，对专业人士依然处于一个信任“破冰期”，未来还需要更多的努力去融化家庭与专业人士之间信息不对称、无法建立信任的坚冰。
图1.11 不同家庭对投资顾问服务拥有率对比
俗话说，“心病还需心药医”，如何解决中国家庭资产管理与财富传承中对专业人士不信任的“心病”，从根本上说还是要减少信息的不对称，降低双方的信任成本。从需求端而言，首先是降低区分专业人士的难度；其次是提高信息交流的透明度，降低信息不对称的成本；最后是让选择专业人士的家庭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也充分知晓其中风险，让他们踏实、安心。从供给端而言，专业人士应该有权威的资格认证，根据不同家庭的不同需求有相适应的系统方案，提升自己的服务水平。
除了脑部疾病和心脏疾病之外，中国家庭的资产管理与财富传承还患上了腿部疾病，表现为资产管理和财富传承的手段极为有限，行动力不足。
许多中国家庭对资产管理的认识还停留在投资买房、银行定期存款和购买理财产品上，胡润百富发布的《2015年度中国高净值人群资产配置白皮书》显示，即使是中国的富裕阶层在管理自身财富方面一样“并无太多经验和创意，他们仍在大量且广泛使用最传统的理财方式，如存款和投资房产”。针对投资信息来源，最受信赖的渠道是私人投资顾问和朋友亲戚推荐，信赖度分别为32%和31%。资产配置方面同质化过于严重，缺乏个性和差异化，远达不到合理配置资产的程度。
由于改革开放诞生了新中国第一批企业家，令中国家庭步入财富创造期，积累了一定的财富，4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第一代企业家和其他中国家庭中的改革开放受益者已经逐渐步入退休年龄，同时面临着由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历史后遗症，使财富传承变得迫切而艰难，放任自流采取法定继承可能带来始料未及的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七条规定，配偶、子女、父母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为第二顺序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后，优先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法定继承人可以均等地享有财产的权利。表面上看法定继承是完全公平的，但法不容情，人却有情，这种公平不一定能满足每个家庭的需求。
以中国家庭最关注的房产继承为例，可以采取协商继承、公证继承和诉讼继承三种方式，协商继承和公证继承需要全部法定继承人对房产的分配达成一致，而诉讼继承则是在继承人之间无法达成一致时诉诸法院，待法院出具判决文书后按照文书办理房产继承。可无论采取哪种方式都可能引起家庭内部争端，加大财富传承的难度，稍有不慎就会产生令人啼笑皆非的结果。
张女士的父母先后过世，留下一套价值200万元的房产，一直登记在张女士父亲名下，在父母过世后她想去办理过户手续，却四处碰壁。后来经过咨询律师才了解到，这套房产是张女士父母的婚内共同财产，在张女士的父亲过世后，房产的1/2归母亲，剩余的1/2属父亲遗产，按照法定继承程序，应当由张女士的母亲、张女士和奶奶（爷爷先于父亲去世）三人平分，张女士的母亲因此共分得2/3房产，张女士和奶奶各分得1/6房产。奶奶过世后，属于奶奶的1/6房产由张女士的父亲和三个兄弟姐妹继承，每人可分得1/24房产。因张女士大伯和父亲先于奶奶过世，由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张女士因此再获1/24房产。张女士母亲过世后只有她一个继承人（外公外婆早已去世），母亲的遗产全部由张女士继承，因此又获2/3房产。综上，张女士共获得1/6+1/24+2/3=7/8的房产。
如果张女士想要获得整套房产，则必须与父亲的兄弟姐妹协商，使其他人放弃对这套房产的继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