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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的并购和公司重整是最引人注目的商业事件，也是企业国际化发展的需要。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公司通过将产品或服务输入到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市场来扩展自己的业务。这些公司对于全球经济的变化和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变化更加关注，在做出重大决策时，也会考虑全球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更具有全球眼光，从而适应国际市场上的风云变幻，而对于只关注国内市场的公司来说，市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很有可能在本国的经济发生重大变化时，业务发展会受到很大影响。
研究显示，全球性并购浪潮的发生取决于各国经济、法律和科技发展的综合结果。经济的促进表现在经济增长促进公司发展从而引发经济需求的快速增长，因为并购是比自我发展要更快捷的增长方式；法律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法律对于并购的限制更少；而科技对于并购的促进作用是多种多样的，如促进产业的技术发展，甚或创造一个新的产业等。
全球性的并购活动并不是长期持续频繁地发生，有时候跨境的大型并购数量非常多，有时候只有数十例，我们将一定期限内并购数量的波动现象称为并购浪潮。并购浪潮通常是周期性的，从数量巨大的跨越国境的并购项目不断涌现，到只有少数的全球性的并购项目发生，通常会持续数年。在全球并购历史上，曾经有过至少六次并购活动的高潮，时间分别为1898年、20世纪20年代、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末、20世纪90年代、2000年前后。其中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第四次并购浪潮以大量的恶意收购和杠杆收购而在并购史上留下记录；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第五次并购浪潮则以真正的国际化并购而著称。
如果说前些年的并购浪潮有明显的时代和阶段特点，那么近年来的并购浪潮发生得更加频繁、间隔期限也更短。尤其2000年左右的第六次并购浪潮，并购的规模和数量开始逐年上升，特别是在2003年至2007年，全球的并购数量和规模都非常大，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全球的并购交易都带来了巨大影响，很多计划中的并购交易被取消。2010年并购市场有所恢复，并在2011年开始逐年增长，到2016年成为顶峰时期。2016年下半年，中国政府发布一系列规定，对于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投资进行限制，这对于与亚洲有关的并购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也进而影响了全球并购的数量和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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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联合国贸发会议，跨境并购数据库（www.unctad.org/fdistatistics）。
近些年来，中国企业也积极投身到跨境并购的浪潮中，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和鼓励中国企业到海外开展投资，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企业在跨境并购数量和金额两方面都大幅增长。根据汤森路透、投中数据及普华永道统计数据，2015年中国企业公布的跨境并购总金额为380亿美元，2016年这一金额已达920亿美元，此后年度虽有所下降，但总量一直十分可观，2019年交易金额达667亿美元。根据清科研究中心统计的数据，2020年第一季度虽受疫情影响，但并购市场仍有序进行，共完成跨境并购17例，涉及交易金额278亿人民币，平均单笔并购金额16.4亿人民币。其中大额交易如上海莱士并购GDS达132.46亿人民币，紫金矿业并购大陆黄金达66.44亿人民币。
此外，中国企业的跨境并购所涉及的目标公司行业不再集中在资源类和能源类，与金融、电子信息和医药有关的新兴产业的并购数量也在迅速增加。2019年中国的跨境并购案例中，按并购金额计，前三大行业为TMT、消费品及电力和公用事业，金额分别为150.8亿美元、130.7亿美元和94.7亿美元。按并购数量计，前三大行业为TMT、先进制造和运输及消费品，数量分别为122宗、104宗和78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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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跨境并购不再是少数大型的跨国公司的专有机会，随着科技全球化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小型公司也加入到跨境并购的行列中来。在中国，跨境并购的收购方中，民营企业的比例已经超过国有企业而成为主要发起方，通过合并或收购一些初创型科技公司或者新技术公司等，来弥补自身在技术和研发等领域的不足或使得自身的发展速度更快。当然，大型的跨境并购仍然是吸引市场关注的事件，如中国化工收购先正达，在2016年引起全球并购市场的广泛关注。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跨境并购都受到东道国的欢迎。有观点认为，大规模的跨境并购可能破坏市场公平竞争，存在并购方利用资金、知识产权和技术优势等，影响东道国的主权的情形。近年来，在跨境并购的法律规则变化趋势方面，各国政府在政治方面的考虑越来越多，干预跨境并购的程度越来越高，方式也越来越多，东道国往往通过实施国家安全审查、行业限制、反垄断审查、技术禁运等措施而增加跨境并购的法律风险或障碍。如，涉及国计民生或者关乎国家管理系统安全的并购，是被限制或者禁止的，典型的包括航天航空、能源、农产品、金融、传媒、医疗卫生、公用事业等。
以美国为例，美国负责“国家安全审查”的部门是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其依据《埃克森-佛罗里奥修正案》对可能会导致外资控制美国企业的收购进行审查，确定其对国家安全的影响。除此之外，美国的另一项重要授权来自《国防生产法》第721条。依据该条，美国总统可以主动调查某项外商拟进行或正在进行的、可能会导致外国控制的并购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以及政府控制的外国实体进行的某些交易。若发现对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可信证据，总统可以下令中止或禁止交易。2007年7月26日，布什总统签署了《外国投资和国家安全法》，该法扩大了安全审查的范围，同时要求来自外国的“国有企业”的收购需要进行国家安全审查，并且审查更为严格。
并购是公司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自然而然的需求，是实现公司战略发展目标的一种手段。并购本身不应成为任何组织的战略目标，而应该是为实现公司的既定目标所选择的方案之一。大多数公司，特别是业务经营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公司，不可能仅通过本国市场来实现公司的全方位成长，跨境并购是这些公司必须要经历的过程。与新设公司相比，并购因其时间短、有市场基础和客户资源等，成为实现公司国际发展战略的有效捷径。跨境并购可能带给公司的好处包括，公司的品牌和产品知名度得到提升，可以建立新的市场、销售系统和客户群体，在需要建立一整套基础设施（包括销售队伍）的地区，可以省却运输成本和关税等，特别是在客户附近建立生产设施以及进入或服务于某个特定市场需要新技术等情况时。
虽然跨境并购对公司的长远发展有诸多好处，但我们也注意到，成功的跨境并购交易并不多，几乎每一个跨境并购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因此，在开始实施一项跨境并购之前，公司的管理者一定要认真思考为何进行并购，并购的具体安排，以及并购之后的市场融合和内部整合等问题。公司在没有战略目标的情况下进行一项跨境并购是危险的，但是，已经开始的并购交易却最终无法完全实施，恐怕会更糟糕。因此，在进行跨境并购之前，公司必须要认真思考几个问题：
1.实施并购是否会帮助公司弥补产品缺口、获得或开发新产品？
2.实施并购是否会帮助公司弥补销售缺口，如开发新的市场或扩大市场份额？
3.实施并购是否会帮助公司弥补使用缺口，如公司可以引导没有使用过的消费者尝试使用该产品或服务、增加使用或购买的频次？
4.实施并购是否会帮助公司弥补竞争缺口，如可以进入公司的竞争者的市场来打击竞争者？
此外，在对一项跨境并购进行决策时，公司管理者还必须对外汇、法律规则和融资方案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仔细评估，以避免在并购交易实施过程中的外汇和法律法规变化风险以及可能的融资障碍等。
当然，一项成功的跨境并购交易并不能只关注商业或经济方面的问题，文化差异、管理难度、劳工等问题也是影响并购交易是否能够真正成功的重要因素。作为并购方，一定要充分理解潜在目标公司所在地的民族文化、国家历史和商业环境等，因为这些因素将影响中介角色的定位、尽职调查、谈判方式、定价习惯以及并购合同的履行等，从而影响并购目标是否能够实现。同时，并购方的管理人员不得不奔赴目标公司所在地开展管理工作，由此产生的地域时差、沟通障碍和效率低下等问题会使管理成本大大增加。此外，一些国家的工会、工人联盟等对于并购交易的影响也是巨大的，有时候甚至因为被并购方雇员的抗拒或罢工而造成并购交易的失败。
总之，跨国的并购交易是复杂的、具有挑战的，如果能够进行适当的规划、管理和有效的整合，并购交易将有可能为公司的战略发展提供巨大的帮助。经分析多个成功的跨境并购交易案例，我们认为，实现一项成功的并购交易，应当要完成以下工作：
1.制订一个长远的公司发展战略，并购的安排应对该战略有积极且重要的帮助。
2.制订一个良好的并购计划，选择合适的并购对象。当并购或合资是公司成长的必要的战略选择，但是，如果找不到满足战略需要的并购、合资对象，那么，也应该考虑放弃而不是随便找一个并购或合资目标。要让拟并购的目标公司了解交易的好处，并对可能发生的风险有足够的预判和应对方案。
3.谨慎且合理地确立交易价格。并购交易的价格应充分考虑被并购方的资产回报率和投资回报率，以及并购可能带来的收入和利润、边际利润、资产和每股投资回报率等。同时，也应该考虑币值波动和货币管制，利润和股息的汇回成本，是否存在追加额外资本的可能性等。
4.拟定一个能在最大限度上保护自身利益的并购交易合同。合同签署之前，应对合同的所有条款认真研读，对于涉及收购方权利的相关条款，如是否限制收购方持有公司控制权、是否存在资金汇回限制、是否会受到当地法律或政府的限制等应充分咨询当地法律顾问的专业意见。
5.必须进行完整的审慎的尽职调查，包括但不限于商业调查、法律调查和财务调查。
6.制订一个考虑周全的并购后的整合计划，全面考虑并购后运作的完整规划，包括但不限于并购后的人员安排、资金安排和文化融合，以及如何处理与工会、当地政府的关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