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产发展的推动下,20世纪的世界产生了一系列新现象和新事物。
随着电、轻金属和内燃机技术的发展,汽车开始问世,电灯和电话逐渐推广,飞机、无线电和电影也在酝酿产生之中。在煤、钢等“大烟囱工业”继续发展的同时,干净整洁的新工业正在崛起。
由于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发展,人口的死亡率急剧下降,平均寿命逐渐延长,导致世界人口激增。在欧洲,1800年总人口为1.88亿,1900年增加到4亿,1914年又上升到4.62亿。农业的发展使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加快了城市化进程。在法国,18世纪城镇人口只占总人口的1/4,20世纪初上升到45%;英国的城市人口在19世纪中叶时约占总人口的一半,1900年增加到3/4;德国的城市人口也从1871年的36%上升到1910年的60%;即使是在较为落后的俄国,农村人口也从19世纪初的95%下降到世纪末的80%。城市化一方面导致出现大众社会的端倪,另一方面,随着环境卫生和公共健康问题逐渐突出,政府的干预职能和提供社会保障的职能日渐加强。同时,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人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发生变化。在经济发达国家,人的生活节奏加快,公共意识增强。人们开始重视保健养生,掀起体育活动和户外运动的热潮。19世纪中叶流行的沉重臃肿而华饰造作的家具,逐渐让位给轻便而简洁的式样,社交习俗也开始丢弃僵硬而拘谨的老客套。更多的人重视教育,北欧和西欧国家在20世纪初已基本消灭文盲。
随着工人阶级队伍扩大,工人运动日益高涨。澳大利亚工党继1904年和1908年短期执政后,于1910—1917年连续执政7年。英国工党也于1906年诞生,逐渐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但是在各国工人运动内部,特别是在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左右两翼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越来越尖锐,以社会民主党右翼为代表的改良主义势力,在各国的影响日益增大,以列宁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加强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其他阶级的各种思想流派和政治派别也活跃起来。欧洲兴起了激进主义思潮,它代表了小商人、自耕农和自由职业者的利益,追求平等,主张实行自由企业制度,抵制垄断资本,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生活,反对教会特权。自由主义思潮则代表着资产阶级和开明贵族的利益,他们信奉“自由、法律、代议制”三项原则,要求保障个人自由,以正常程序依法治国,但是反对进一步扩大民主,主张保留世袭君主的一定权力,保留贵族参议院,要求政府采取措施保护工商业的发展。同时,右翼思潮也有所抬头,唯心主义哲学家和史学家施本格勒以文化形态循环交替学说为基础,认为“西方文化的没落”已经开始,主张建立一种由军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新文化”,来挽救悲剧的命运。
贵族政治在世界各地还继续存在,包括在英、德等中西欧国家内也有大量的残余。但是,政治民主化的进程也在稳步发展。继19世纪70年代法、德、瑞士先后实施男子普选制以后,比利时于1893年、荷兰于1896年、挪威于1898年也实现男子普选权。进入20世纪后,1907年,瑞典和奥地利实行男子普选权,挪威和芬兰把这一权力扩大到成年女性。1908年和1912年,土耳其和意大利先后颁布法律,使大多数男子获得选举权。1914—1915年,丹麦建立以人民广泛享有选举权为基础的议会制度。英国在1906年劳合乔治自由党政府执政期间,曾经通过法案限制上议院的权力,并对社会立法、所得税和遗产税实行改革,1918年又实施男性公民和30岁以上女性的普选制。
民族主义在世界各地都得到加强。在欧美各国,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原有的地方社团组织的作用下降,而国家在管理、教育和社会福利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明显,逐渐取代教会的部分职能,更多的民众把以国家为载体的民族视为自己可以依赖和归属的对象。在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随着工业经济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增强,人民在民族主义的旗号下掀起反帝反殖斗争的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