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经济政策的终结

1928年在苏联历史上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年份，此前，新经济政策的推行使曾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同时，作为“过渡时期”迫于形势而运用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占主流的社会主义观念始终存在着矛盾。随着斯大林领导地位的确立，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动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斯大林在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反对派”斗争时，为了证明自己是列宁的继承人，曾以新经济政策的捍卫者形象出现，但在其思想深处，更倾向于用类似“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进行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建设。事实上，这种政策取向在1925年12月联共（布）十四大提出“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针时已经显示出来，根据这一“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苏联领导层已决定走一条摒弃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十四大决议指出：“要从下述观点来进行经济建设：使苏联从一个输入机器和设备的国家变成生产机器和设备的国家，从而使苏联在资本主义包围环境下绝不会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经济附庸，而成为一个按社会主义方式进行建设的独立经济单位。” 从这样的指导思想出发，为了确保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国民经济必须采用计划经济体制，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不是按市场规律调节，而是服从于中央政府制定的计划；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高速度实现工业化，农业就不能按常规发展，而是必须适应工业的要求，为工业化提供资金来源；为了保证苏联独特的社会主义性质，苏联经济将不同世界经济接轨，以避免受资本主义世界的影响和制约。显然，这是一条具有“非均衡”、“非市场”、“高速度”、“封闭性”等项特征的工业化道路，这条道路的选定标志着以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领导层已经开始离开新经济政策的轨道，虽然联共（布）十四大并没有否定新经济政策，而且在1926—1927年间新经济政策在农业领域继续得到贯彻，但是，苏联的经济发展从此时起已经呈现出两股并行而又相悖的轨迹，两者的矛盾运动以及斯大林的选择取向最终决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命运。

经济政策的变动首先表现在对新经济政策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私营工商业进行排挤和消灭，即所谓展开与“耐普曼” 的斗争。这种斗争当时被称作“无产阶级在新经济政策基础上的经济进攻”。其主要措施是：

1.缩减和停止对私营商业的供货和信贷。

2.大幅度提高私营工商业的税额。

3.禁止私商采购粮食和原材料。

在上述政策措施下，新经济政策高峰期一度活跃的私营工商业急剧萎缩，到1927年12月召开联共（布）十五大时，已明确宣布，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工商业领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基于这种判断，十五大认为，在苏联建立计划经济体制以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条件已经具备，因此正式通过了关于制定1928—1933年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示，并把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也提上了议事日程，通过了关于农村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在目前时期，把个体小农经济联合并改造为大规模集体经济这一任务应当作为党在农村中的基本任务。”

联共（布）十五大使1926年既已开始的经济政策变动的方向再一次得到了确认。从1928年起，新经济政策在不作任何宣布的情况下，实际已走向终点。

然而，客观的经济规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新经济政策的合理性也不会因为人们的否定而丧失。就在苏联领导层改变经济政策的过程中，经济规律以危机的形式向人们发出了警示。

1927年底到1928年春，苏联发生了粮食收购危机。此前，苏联的农业生产在新经济政策刺激下已得到恢复和发展，1927年的农业生产指数部分已超过一次大战前最好年景的1913年。在此背景下，1926/1927年度的粮食收购情况也很好，实际收购的粮食和饲料谷物比上一年度增长30%。但是，进入1927/1928年度后，粮食收购情况发生急剧变化，到1928年1月，国家只收购到3亿普特谷物，而上年同期的收购量是4.28亿普特，减少四分之一多。

在农业丰产的年景出现粮食收购量大幅度下降被苏联领导人看作严重的危机信号。正当党的十五大要求加快工业化步伐，从而使国家对商品粮的需求大大增加时，粮食收购危机的发生无疑是推行党的路线、方针的重大障碍，如果不能克服这个障碍，十五大提出的目标势必落空。因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对粮食收购危机迅速作出反应，决定采取“非常措施”来完成粮食收购计划。根据这一决定，联共（布）中央接连向地方党组织发出紧急指示，限令在春天解冻之前完成粮食收购任务。

所谓“非常措施”，是指在粮食收购中施用俄罗斯联邦刑法第107条。这是1926年通过的一项对刑法修正的条文，该条文规定：“对于那些通过购买、囤积或非市场交换而恶意提高商品价格的犯罪分子处以三年以下监禁并没收其全部或部分财产”。在粮食收购中实施这一刑法条文的目的是为了堵住粮食的私下流通渠道，强迫农民按照官方价格把粮食交售给国家，并且不允许农民储存剩余粮食。与此同时，政府还提高了农业税额，以加大粮食征购的力度。

采取“非常措施”收到了短期的效果，1928年1—3月，谷物收购量有所增长，一度超过上年度同期数。但是，“非常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4月份起，谷物收购量又呈下降趋势，统计数据表明，尽管采取了“非常措施”，1927/1928年度的谷物总收购量仍低于1926/1927年度，原定计划指标未能完成。由于粮食收购量的减少，国家粮食储备随之下降，作为主要创汇手段的谷物出口量也大幅度缩减，从1928年秋天起，城市不得不实行凭证供粮制度。

“非常措施”不仅无法克服粮食收购危机，而且引起了农民的广泛不满。动用刑法强制征粮，实际上意味着把农民置于政府的对立面，用对待敌人的方式来对待农民，而这种方式也就是“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曾使用过的余粮收集制的翻版。

农民的不满导致农村的动乱，1928年春开始，各地农村发生了数百起反抗征粮的暴动事件。与此同时，农民还以减少播种面积来消极对抗粮食征集。

鉴于“非常措施”日趋严重的负面效应，围绕着粮食收购危机的发生原因和“非常措施”的取舍，苏联领导层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原来潜伏的关于经济政策取向的不同观点因此而显化，并由此而引发了一场“反右倾斗争”，这场斗争的双方是斯大林和布哈林。

两种观点的争论首先发生在1928年4月召开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会上。双方就粮食收购危机的原因及应采取的措施发表了各自的基本看法，布哈林认为，危机主要是国家计划领导的失误造成的，因此需要从经济政策上寻找问题的根源；斯大林则把危机的发生归咎于小农经济的落后和富农的破坏，他说：“收购危机标志着农村资本主义分子在新经济政策的条件下对苏维埃政权发动的第一次严重的进攻。”

7月4—12日，联共（布）再次召开中央全会，讨论经济形势和粮食收购政策。在这次会议上，双方分歧的实质更明朗化了，各自的发言也更具理论性。斯大林在报告中，首次明确提出“贡税”论，他认为，苏联已经确定的工业化道路是不能改变的，而这种内向型工业化的资金来源只能是对农民征收“贡税”，即以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由农民为工业化交纳类似于封建时代贡税的“额外税”。“这件事是令人不愉快的”，但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就不成其为布尔什维克了” 。在斯大林看来，个体小农经济的存在，是不利于国家向农民征收“贡税”的，因此，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化必然会与小农经济发生矛盾，而粮食收购危机就是这种矛盾的产物。同时，斯大林还从政治上论证了小农经济中的富农成分对抗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必然性，由此提出“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论点。他说：“向社会主义的前进不能不引起剥削分子对这种前进的反抗，而剥削分子的反抗不能不引起阶级斗争的必然的尖锐化。” 作为上述论点的自然引申，斯大林解决问题的思路也就清楚了，即：一方面通过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将小农经济完全纳入计划经济体系，建构起对农民的全面控制，以保证国家从农村获取工业化所需的粮食和资金；另一方面通过抓“阶级斗争”，在“消灭富农”的口号下镇压不服从改造的农民，以达到强制农民适应高速工业化需要的目的。显然，这是一条与新经济政策相悖的发展路线，其核心在于对农民政策的转变，这种转变的方向早在确定计划经济体制和工业化方针时就已在斯大林心目中预定了，所以，当粮食收购危机把经济政策变动中的矛盾显示出来后，斯大林就很自然地亮出了自己固有的不同于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理论观点。

作为新经济政策的理论阐释者，布哈林无法接受斯大林的观点，也不能同意抛弃新经济政策的取向。他在7月全会的报告中认为，粮食收购危机的发生恰恰证明了国家对经济工作的计划领导离开了新经济政策的轨道，出现了严重失误，具体表现为工农业产品比价的不合理、对农村供应的短缺和市场组织的混乱。而这一切的根源就在于违背了新经济政策所要求的按市场原则协调工农业关系。他指出，工农联盟正处于危险状态，因此，“我们决不允许再度大搞非常措施了”，“我们政策的中心是：我们决不应允许对于（工农）结合的威胁” 。可见，在布哈林看来，克服危机的唯一出路是回到新经济政策的轨道上去，他坚决反对用剥夺农民的方式搞工业化，更反对用镇压措施对付农民。

7月全会后，双方的斗争进一步升级，1928年10月，联共（布）莫斯科委员会和莫斯科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全会，斯大林在会上发表《论联共（布）党内的右倾危险》的讲话，第一次给争论对方扣上“右倾”立场的政治帽子。

接下去，斯大林开始采取组织措施对付布哈林及其支持者李可夫和托姆斯基。1929年1月3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召开联席会议，给布哈林等人作政治定性。斯大林在会上作了《布哈林集团和我们党内的右倾》的报告，宣称“我们党内形成了由布哈林、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组成的特殊的布哈林集团”，这是一个“右倾投降主义集团”，它提出了“和党的政策相对抗的特殊政纲”。会议按照斯大林的意图，提出以布哈林等人全面承认错误为条件的“和解方案”，遭到布哈林等的拒绝。于是，2月9日，会议通过《关于党内事件的决议》，认定布哈林等人进行反党派别活动，对他们予以谴责。由此，“反右倾斗争”在党内外正式展开。

1929年4月联共（布）中央全会把批判“布哈林右倾集团”的斗争任务提交全党，斯大林在会上宣布：党内存在着两条对立的路线，“有一条路线是党的路线，是革命的、列宁的路线。但同时还有另一条路线，即布哈林集团的路线，……这第二条路线是机会主义的路线” 。面对无端指责，布哈林在会上为自己作了辩护，他否认自己反对党的路线，并指出：“正是斯大林自己，由于推行那些同新经济政策原则水火不相容的政策而违背了已为全党所批准的路线。”他还说：“斯大林的计划建立在农业衰退和新经济政策遭到破坏的基础之上”，“已经使国家陷入恶性循环之中。” 鉴于布哈林的不妥协态度，全会决定：撤销布哈林和托姆斯基在《真理报》、共产国际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领导职务。这一决定得到随后召开的党的第十六次代表会议的批准。

为了使“反右倾斗争”成为不可逆转之势，斯大林乘胜追击，继续加重对布哈林的处罚。1929年11月联共（布）中央全会再次对“布哈林集团”展开批判，并通过相应决议，将布哈林开除出中央政治局，托姆斯基和李可夫也受到严重警告。在此种压力下，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三人于11月25日发表了一个声明，被迫承认错误。至此，“反右倾斗争”以斯大林的胜利、布哈林的失败而告结束。

布哈林的失败也意味着新经济政策的终结。在将布哈林等人清除出最高领导层后，已没有其他政治力量能够阻止斯大林推行其确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了。这样，到1929年12月，斯大林得以公开宣布：“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 MJOwg03vsOaYXKQB/JK2Fcr/U7rnMX3G12xy4fiwFOQKBbJ0tUmjSRPSvUsouc/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