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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3月列宁再次中风丧失语言能力后，苏联实际上进入了后列宁时代。当时摆在苏联党和国家领导层面前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谁成为列宁的接班人？
列宁生前没有指定过自己的接班人，但他认真地考虑过自己身后党中央领导层的状况及其存在的问题，关于这方面的思考集中体现在1922年12月23日至1923年1月4日陆续口授的一组札记上（这组札记后被冠名为《给代表大会的信》）。1922年12月中旬中风瘫痪后，列宁意识到自己的病情严重，因而决定抓紧最后的时间，把他认为最重要的想法口授记录下来，这最后的遗言是准备在他一旦去世的情况下由他夫人提交即将于1923年4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
。
在关于党的领导层的最后思考中，列宁最担心的问题是自己去世后会出现党内斗争，并有可能因此而导致党的分裂。列宁认为，党内斗争最可能发生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托洛茨基同志……大概是现在的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能的人，但是他又过分自信，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现时中央两位杰出领袖的这两种特点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分裂，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那么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列宁把防止分裂的希望寄托在扩大中央委员会上，企图用中央委员会整体的稳定来“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分大的影响”，“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增加到100人，这应该是避免分裂的一种办法”。列宁还希望，新增加的中央委员应来自基层的工人，他们还没有沾染机关的官僚习气，因此“能真正致力于革新和改善机关”。列宁所设想的另一个措施是调动斯大林的工作，他在1923年1月4日就上述问题作最后的补充时指出：“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从防止分裂来看，……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是一种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然而，后来被称作列宁“政治遗嘱”的这方面考虑不仅没有在俄共（布）十二大上向全党传达，即使在十三大上也只是在有限的小范围内作了传达，而列宁建议采取的措施没有被采纳。
1923年秋，列宁所担心的党内斗争果然爆发，斗争的双方正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
1923年9月召开的中央全会围绕改组托洛茨基领导的革命军事委员会问题暴露了长期隐伏的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矛盾。会后，托洛茨基于10月8日致信中央委员会，指责党内缺少民主，党的机关官僚化，并对改组革命军事委员会表示强烈不满。10月15日，皮达可夫（1890—1937）等46名党的高级干部联名向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一份声明，也对党的机关的官僚主义提出尖锐批评。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委主席团于10月17日开会，讨论托洛茨基的信，多数政治局委员指责托洛茨基的观点和做法。10月25日，召开了中央全会，并通过《关于党内状况》的决议，谴责托洛茨基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在客观上具有派别发动的性质”，“46人声明”则是“走向派别集团的信号”，是“派别分裂政策的一个步骤”。
12月，托洛茨基在《真理报》上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些文章于1924年1月结集出版，题为《新方针》。《新方针》的发表激起斯大林一方的强烈反应，从1923年12月28日至1924年1月4日，《真理报》连续发表布哈林起草的社论《肃清派别活动》，党的各级组织也纷纷召开会议，按中央的口径批判托洛茨基的言论。1月16日，召开了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会议，斯大林作了《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主题报告，根据这一报告精神，会议通过《关于争论的总结和党内小资产阶级倾向》的决议，把托洛茨基等人置于党内反对派的立场并予以批判。
党的领导层的争论和冲突给予重病中的列宁以强烈刺激，他虽然不能说话，但还能思考，通过克鲁普斯卡娅（1869—1939）的读报、读文件，列宁一直关心着党内的这场争论。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冲突使他最担心的事成了现实，因此，当1月19日和20日列宁从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口中听到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的决议时表现得十分激动不安。1月21日下午5时30分，列宁的病势突然加重，进入昏迷状态，经抢救无效，于当天下午6时50分逝世。
列宁的逝世在国内外引起很大震动，为了表示对列宁的怀念，俄共（布）中央决定将彼得格勒改名为列宁格勒，并将列宁的遗体永久保存，安放在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墓中供人瞻仰。
列宁逝世后，苏联领导层的斗争进一步趋于激化。1924年5月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批准了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决议，会议前夕举行的中央全会在宣读克鲁普斯卡娅移交的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的同时，决定不按照列宁的建议撤换斯大林，而是再次选举斯大林担任党的总书记。可见，斯大林这时已经牢牢控制了党的中央机关，他在党内斗争中占据着主动的地位，斯大林的优势还在于，他代表着党组织，亦即代表着党的主流和多数，一切反斯大林的势力都被定义为党的反对派，因此处于十分不利的境地。但是，不愿服输的托洛茨基在十三大后继续同斯大林展开较量。
新一轮斗争的导火线是托洛茨基于1924年发表的《论列宁》和《十月的教训》，在这些文章中，托洛茨基歌颂了列宁，也宣扬了自己，同时又批评了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人在十月革命时期反对武装起义的错误。这些言论引起斯大林和被攻击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强烈反感，他们认为，这是托洛茨基在抢夺列宁主义的旗帜，为登上最高领导位置做舆论准备。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向托洛茨基发动攻势。1924年10月至11月，加米涅夫、斯大林、季诺维也夫三人先后就同一个题目《托洛茨基主义还是列宁主义》发表演讲或文章（季诺维也夫的文章题为《布尔什维克主义还是托洛茨基主义》），将托洛茨基置于列宁主义的敌对一方加以批判，他们强调历史上托洛茨基与列宁的分歧和冲突，把托洛茨基说成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异己分子，“是孟什维克主义的代理人”，斯大林号召全党“要埋葬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思潮”。随后，布哈林（1888—1938）、莫洛托夫（1890—1986）、捷尔任斯基等党的领导成员也纷纷撰文或演讲，同声声讨托洛茨基，在中央领导的号召和组织下，各地党组织也掀起了谴责托洛茨基的浪潮，在这种气氛中，运用组织手段处理托洛茨基的时机成熟了。1925年1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委举行联席全会，通过谴责托洛茨基的决议，决定“给予托洛茨基最严厉的警告”，并认为“托洛茨基不能继续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工作”。根据这个决议，1月26日，苏维埃中央执委会主席团解除托洛茨基陆海军人民委员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托洛茨基被解除行政职务严重削弱了他与斯大林的竞争力，同时，批判托洛茨基主义的结果使列宁主义的旗帜归于斯大林之手，所以，这一回合的较量胜利后，斯大林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地位，接下去，他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的矛盾开始凸现。
1925年4月召开了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决定继续按照新经济政策的方针，进一步放宽农村政策。会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表示了对党的方针、政策的不同看法，认为新经济政策可能助长忽视富农危险的倾向，并导致党的蜕化。他们也不同意斯大林在会议报告中提出的可以在一国范围内建设社会主义的论点。同年10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索柯里尼柯夫、克鲁普斯卡娅联名致信党中央，正式亮出自己的观点，要求重新讨论党的方针政策，这一行动被认为形成了“新反对派”。
“新反对派”与斯大林为首的中央主流派的斗争在1925年12月举行的党的十四大上全面展开。斯大林在会上作了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支持“新反对派”的列宁格勒代表团不赞成这个报告，他们推举季诺维也夫向大会作副报告，于是，会上出现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三个问题上：1.关于“一国社会主义”的理论问题。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建设要解决两种矛盾，一种是内部矛盾，即无产阶级和农民的矛盾；另一种是外部矛盾，即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第一种矛盾是完全可以用一个国家的努力来克服的，第二种矛盾却需要几个国家无产者的努力才能解决”
。在第一种意义上，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而在第二种意义上，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需要外部条件（至少几个国家革命胜利）的保障。显然，这是对世界革命理论的一种修正，也是对现实条件下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一种论证
。“新反对派”企图抓住“一国社会主义”论与马克思、列宁理论的差异对斯大林进行攻击，他们坚持，如果没有世界革命的援助，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可是，这样一来，“新反对派”使自己陷入了一种目的与手段无法统一的悖论，否定“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势必会导致否定苏联单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可能性，而这种结论又是他们所不愿承认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新反对派”对斯大林的攻击反而使自己处于被动。2.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新反对派”认为，新经济政策的基础是国家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因此这只是权宜之计，退却到一定程度就必须转入进攻。他们主张，向私人资本主义和富农进攻的时间已经到了，党的政策应当改变。在这个问题上，“新反对派”攻击的对象主要是新经济政策的坚决捍卫者和理论宣传者布哈林，斯大林当时与布哈林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主张继续贯彻新经济政策路线，进一步放宽农村政策，以刺激农业经济的发展。斯大林的这种立场一方面是出于实际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表明自己坚持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路线就是列宁事业的继承者，这样更有利于在党内斗争中取胜。3.关于党内民主问题。“新反对派”指责斯大林个人集权，要求限制和削弱书记处和总书记的权力，使书记处服从政治局，成为一个单纯的工作机构。但这时提出这个问题已经晚了，而且，正是他们自己在与托洛茨基的斗争中竭力维护斯大林的地位，为此而不惜阻挠列宁遗言的传达和贯彻。由于党内的力量对比明显有利于斯大林，“新反对派”改组书记处的建议遭到大部分代表的抵制。最后，大会以绝对多数通过斯大林的政治报告，并以决议形式谴责了“新反对派”。在中央机构的选举中，加米涅夫从政治局委员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索柯里尼柯夫失去了政治局候补委员的位置，克鲁普斯卡娅也由中央监委主席团委员降为一般委员，只有季诺维也夫保住了政治局委员职务。这次大会还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
十四大后，托洛茨基和“新反对派”逐步接近，形成了反斯大林的政治联盟（通称“托季联盟”）。1926年7月召开的联共（布）中央联席全会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13名反对派分子联合发表声明，对党内外重大问题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份声明被认为是托季联盟的政治纲领。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对托季联盟的活动进行了严厉打击，在这次会议上，季诺维也夫被解除政治局委员和共产国际的领导职务。接着，10月中央全会决定，解除托洛茨基的政治局委员和加米涅夫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并对其他反对派分子提出了警告。1927年5月，不甘心失败的反对派再次以发表声明的形式向斯大林挑战，这次在声明上签名的有84人，声明对党中央的内外政策进行了广泛的批评，要求恢复列宁时期允许党内争论的做法。针对这一举动，7—8月召开的中央全会讨论了解除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中央委员资格的问题，斯大林向反对派提出免于处分的条件是放弃派别活动、不再攻击中央的政策，在反对派接受这些条件后，全会暂时保留托、季的中央委员资格，但给予他们最后严重警告。
托季联盟的妥协态度并未持续多久，就在8月全会后，他们又拟定了一份准备提交党的十五大的《反对派政纲》，并要求中央委员会给予印发。在中央政治局拒绝这一要求后，他们私自印刷并散发这份《政纲》，围绕这一事件，党内斗争再度激化。10月21—23日，联共（布）中央和中央监委联席全会决定，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并决定把托季联盟的问题在全党公开讨论。这场大讨论的结果，绝大多数党组织和党员表示拥护斯大林领导的党中央，反对派被置于极为孤立的境地。11月7日，托季联盟的一些支持者借十月革命纪念日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行反斯大林的游行示威，此举立即被指控为反党政治事件。11月14日，中央联席全会决定，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党。随后，对其他反对派分子也采取了严厉的组织措施。1927年12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凡参加反对派和宣传其观点的人都不能留在党内。按此精神，大会决定把加米涅夫、皮达可夫等75名托季联盟的骨干分子开除出党。
至此，列宁逝世后爆发的党内斗争暂告一段落，斯大林确立了自己在党和国家领导层中的最高地位。
为了防止被打倒的反对派东山再起，斯大林对最危险的对手托洛茨基采取了专政手段，1928年1月，托洛茨基被流放到中亚的阿拉木图，1929年1月，苏联政府宣布将托洛茨基驱逐出境，1940年8月，托洛茨基在流亡地墨西哥遇刺身亡。
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皮达可夫等其他反对派分子在向党中央承认错误后，于1928—1929年间陆续恢复了党籍。但不久之后，他们全都在30年代的“大清洗”中遭到镇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