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内战争与“战时共产主义”

《布列斯特和约》签订后，苏俄与外部世界的主要矛盾转向协约国集团。1918年3月15日，协约国集团在伦敦举行会议，宣布不承认《布列斯特和约》，并决定以维护协约国战线为由，派遣军队进入苏俄领土，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1918年春夏，英、法、美、日等国军队先后在苏俄北部港口摩尔曼斯克、阿尔汉格尔斯克和远东港口符拉迪沃斯托克登陆，并从南部进入高加索地区。协约国军队的干涉不仅侵犯了苏俄的主权，而且策动了苏俄国内的反布尔什维克和反苏维埃政府势力，在外国军队的支持和扶植下，反苏维埃政权的各种力量纷纷聚集起来，成立地方割据“政府”，并用武力向苏维埃政权发起进攻，由此开始了历时三年的国内战争。

1918年夏天捷克军团的叛乱是国内战争爆发的标志。所谓“捷克军团”是指一次大战中被俄军俘虏的在奥匈帝国军队中服役的捷克军人，共约6万人。这些战俘在二月革命后被组建成一个军团，准备按协约国集团的意图调往西线与德国作战。1918年3月26日，根据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的要求，苏俄政府与军团达成协议，同意军团从乌克兰的营地出发，经西伯利亚铁路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转道前往法国。5月25日，当运送军团的列车行驶在前往西伯利亚途中时，捷克军团发动了武装叛乱，它同当地的反苏维埃政权势力相呼应，于6月—8月间，先后占领了萨马拉、辛比尔斯克、喀山、鄂木斯克、叶卡捷琳堡等地，推翻当地的苏维埃政府，成立了所谓“西伯利亚政府”、“乌拉尔州政府”等白卫政权，与苏俄中央政权对抗。这样，通过《布列斯特和约》争取到的喘息时间很快就结束了，苏维埃俄国陷入了内外敌人的包围之中。为了捍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刚组建的红军，与外国干涉者和白卫军展开了殊死战斗。

当时，苏维埃政权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全国各地的白卫势力蜂起，3/4的国土落入敌人之手。由于重要的粮食、燃料、原料产区被敌人控制，莫斯科、彼得格勒等大城市的许多工厂停工待料，饥荒威胁着工人、士兵和市民的生存。针对苏维埃政权的恐怖活动也猖獗起来，8月30日，当列宁结束在莫斯科一家工厂的演讲，准备离开时，受到恐怖分子的袭击，身中两颗带毒的枪弹，伤势严重，经抢救才脱险。在这种险恶的形势下，苏维埃政权不得不采取一系列非常、紧急措施，使国家转入战时轨道。

1918年9月2日，苏维埃全俄中央执委会宣布：在战争形势下全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军营，全体居民都要无条件履行保卫国家的义务，国内所有的资源都必须用于战争的需要，“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11月30日，成立以列宁为首的工农国防委员会，统一领导战争时期的前后方事务，并按军事方式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改组。这样，苏维埃俄国逐步转入了战时体制，由于这种战时体制与苏俄领导人固有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指导思想联系在一起，所以在政策措施上表现出强烈的“共产主义”取向，由“战时”和“共产主义”两种因素组合而成的特殊体制，被称作“战时共产主义”。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推行大致分两个阶段：1918年夏至1920年春为第一阶段，1920年春至1921年春为第二阶段，前一阶段主要表现为迫于战争形势的需要而提出应急性措施，后一阶段则更多地表现出自觉地将战时体制延伸为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的意图。在具体政策措施的形式上，两个阶段的区别并不明显，大部分政策的实施是连贯的，但程度和范围有所不同。概而言之，“战时共产主义”的主要内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实行余粮征集制。苏维埃政权成立后，鉴于连年战争造成的粮食供应困难，已经实行了国家粮食垄断政策，不允许私人买卖粮食，以此来控制粮食的购销。在这种政策下，农民必须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向国家交售粮食，同时也可按固定价格得到工业品。从1918年夏天起，随着国内战争的展开，苏维埃政权面临严重粮食危机，国家粮食垄断政策也随之进一步趋向严厉，开始动用专政力量对富农手中的余粮进行强制性征集。到1918年底，强制性征粮的范围扩大到中农乃至整个农村。在1918年12月30日至1919年1月6日召开的全俄粮食工作会议上，肯定了强制性征粮的做法，并决定推行“新的余粮原则”。根据这个原则，人民委员会于1919年1月11日颁布《向生产省征集国家分配所需的粮食和饲料》的法令（即“余粮征集制法令”）。法令及其实施细则规定，国家所需要的粮食数额就是须征集的“余粮”额，农民应无条件地完成所摊派的征粮额，摊派比例按阶级原则确定，基本上由富农和中农承担，凡违令抗征者将受到严厉惩罚。为了贯彻这项政策，2月27日又颁布了关于组织“粮食征购队”的法令，决定派遣大批工人征粮队携带武器下乡征粮。余粮征集制的推行在短期内收到了明显效果，粮食征集额成倍上升，缓解了城市的饥荒，为前线作战的红军提供了后勤保障，成为扭转战争形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同样明显的是，这种政策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它不仅把农民的余粮全部强制征收到国家手中，而且把农民自己生活所需的一部分口粮也作为“余粮”强行摊派征收。由于工业生产的萎缩，能够作为实物交换提供给农民的工业品越来越少，最后几乎停止了以工业品对征粮的补偿。加之当时卢布在经济生活实物化和高度通货膨胀的双重趋势下已成价值含量极低的“彩色纸片”，粮食的征购价格只是虚拟的数字，所以农民实际是近乎无偿地把粮食和其他农产品交给了国家。

2.加速工业国有化。十月革命胜利之初，苏维埃政权以“赤卫队进攻资本”的方式对一批工业企业实行了国有化。1918年春，列宁曾提出“暂停”对私人资本的进攻，以使工人获得学习管理的时间。但是国内战争的形势改变了这种想法，为了应付前线的需要，集中调动人力、物力为战争服务，也为了在战争条件下更有效地控制国家的经济命脉，苏俄政府加快了工业国有化的步伐。1918年6月28日，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宣布将各主要工业行业的所有大型企业和部分中型企业收归国有。到1918年底，大企业的国有化基本完成，国有化浪潮开始向中小企业推进。1919年3月俄共（布）八大通过的党纲确认了这一方针，要求继续工业国有化进程，“坚持不懈地把已经开始并已基本上完成的对资产阶级的剥夺进行到底” 。为了对收归国有的企业实施集中统一领导，建立了总局管理体制，即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下面按工业部门设立总管理局，由中央管理局垂直领导、直接管理本部门所属企业。到1920年底，这类总管理局共设立了52个。在总局管理体制下，企业没有自主权，也不搞经济核算，企业的生产计划由总局下达，原材料由总局调拨，制成品统统上交，由总局根据国家指令进行分配。随着国有化的推进，总局管理制也不断扩大其领域，最后，几乎所有的工业企业都被纳入了总局管理体制。

3.推行普遍劳动义务制。国内战争引起劳动力资源的缩减和工人的流失，为了解决日趋扩大的劳动力缺口问题，苏俄政府不得不采取强制性措施，用劳动义务制来保证重要经济部门和军事工业部门的劳动力需求。1918年10月5日，人民委员会决定，对非劳动者实行强制劳动，以劳动手册取代身份证，并将劳动记录与口粮分配挂钩。12月10日，全俄中央执委会颁布《劳动法典》，规定对16周岁至50周岁有劳动能力者实行劳动义务制，不从事社会公益劳动者，地方政权机关有权对他们实行强制。劳动义务制的配套形式是劳动军事化，即按照军事体制把劳动者组织起来，并把他们固定在需要的工作岗位上，如欲随意脱离岗位，要受到军纪和战时法律处理，有些军工部门直接被编入军队行列，铁路系统亦被列入战时动员状态。

4.流通和分配领域非市场化。国家对粮食和工业品的垄断以及对劳动力的全面支配，必然引起流通和分配领域的机制变化。为了集中控制、统一分配粮食和其他消费品，从1918年夏天起，苏俄政府颁布一系列法令限制、排斥私人商业和市场交换，直至禁止自由贸易。到1918年底，大部分私人商业机构已被取缔，国家也不再通过商业渠道组织流通和分配，而是通过建立“消费公社”的方式，进行非市场的直接调拨和分配。流通和分配机制的非市场化导致经济关系的实物化，原本因通货膨胀已大幅度贬值的卢布进一步失去了它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退出了流通领域，企业之间取消货币结算，职工工资的90%以上以实物形式支付，公共服务（水电、邮政、铁路等）和教育实行免费制，甚至非法的黑市交易也以物物交换为主要方式。

总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作为一种非常态的经济体制的表现，它的提出和推行是与战争形势和物资严重短缺的客观条件密切相关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明显背离了经济规律，它仍然具有政治上的合理性，即作为“战时经济”的合理性，正如列宁所指出：在“当时所处的战争条件下，这种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 ，“因为战争的形势已经斩钉截铁地规定了这种公式和条件，我们丝毫没有选择的余地” 。从客观效果上看，“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起到了最大限度地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保证战争所需，为前线的胜利提供后勤支持的作用，也为战争条件下强化专政机器、打击反对势力、稳定和巩固后方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手段。“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虽然损害了相当一部分人及其所属社会阶层的利益，但是它所体现的阶级原则却使利益的调整向支撑苏维埃政权的基本力量——工人、红军士兵和贫农倾斜，从而在以阶级搏斗为鲜明特征的国内战争中增强了苏维埃政权的阶级基础，成为红军战胜白军、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至于“战时共产主义”的负面影响和消极后果则主要表现在它的第二阶段，即战争的危急时期过去后，非常态的战时经济措施继续被当作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捷径。

苏俄国内战争历时三年，其间，苏俄红军与外国武装干涉者及其支持下的白卫军展开了多次激烈交锋。

1918年下半年是战争的第一幕。在这半年中，组建不久的红军经过浴血奋战，粉碎了发动叛乱的捷克军团，击退了入侵的协约国武装和白卫军在东、南、北三个方向发起的进攻，并利用1918年11月德国革命和德奥集团战败后的时机，废除《布列斯特和约》，收复了部分被割占的领土，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建立起苏维埃政权，改善了苏维埃俄国的处境。

1919年是战争的高潮。红军与白军在这一年中进行了两次具有决战意义的大规模较量。1919年春，以高尔察克（1874—1920）、邓尼金（1872—1947）、尤登尼奇（1862—1933）等旧俄将领为首的白卫军，共出动130万兵力，向苏俄发起联合进攻。这次进攻的主要方向在东线，高尔察克指挥的40万白军是进攻的主力。经过激烈战斗，东线红军挫败了白军的攻势。并从4月底开始转入反攻，到7月下旬解放了乌拉尔，然后向西伯利亚推进，高尔察克的主力被击溃。同时，尤登尼奇在爱沙尼亚方向对彼得格勒的进攻也被粉碎。1919年夏，邓尼金指挥的部队在南线发动进攻。由于当时红军主力尚在东线，邓尼金的进攻一度进展顺利，先后占领库班、顿巴斯、哈尔科夫、察里津（今伏尔加格勒）、基辅、库尔斯克等地，到10月中旬进抵奥廖尔、图拉一线，距莫斯科仅200多公里。为了扭转危局，红军集中力量加强南线，在红军主力集结后，于10月下旬发动反攻，迅速击溃邓尼金部队，上述失地被陆续收复。同时，尤登尼奇的第二次进攻也被粉碎，高尔察克的残部被全歼，其本人被抓获并被处决。到1920年3月，邓尼金的巢穴诺沃罗西斯克被红军攻占，邓尼金逃亡国外。

1920年是国内战争的最后一幕。尽管1919年的两次决战已经奠定了战争的胜负格局，但是协约国集团和白卫军不甘心失败，继续策划新的进攻。这次进攻的主力由波兰毕苏茨基（1867—1935）政府承担，盘踞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弗兰格尔（1878—1928）白卫军作为侧翼。4月下旬，波兰军队向乌克兰发起进攻，5月6日占领基辅，6月，弗兰格尔军队也从南方向乌克兰出击。为了解除来自波兰的主要威胁，苏俄红军首先向西线调集重兵，并从5月底开始发动反攻，6月12日收复基辅，然后挥兵西进，7月下旬，红军越过波兰边界，锋芒直指华沙。由于红军战线拖长，后援不继，指挥失调，波军则利用本土作战的优势在华沙附近组织反击，致使红军受挫。于是，双方在里加举行和谈，10月12日就停战及和约的初步条件达成协议（《波苏和约》于1921年3月18日正式签订，双方划定了边界，根据这一条约，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划归波兰）。西线停战后，红军主力转向南线，11月初击溃了弗兰格尔的部队，并乘胜追击，11月17日，溃退到克里米亚半岛的白军残部被歼灭。与此同时，红军还分兵进入高加索地区，在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先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国内战争以苏维埃政权的胜利而结束，这一胜利是十月革命胜利的延续。国内战争锤炼了苏维埃政权，由于在战争条件下可以更有效地运用专政机器清除各种反对势力，所以正是在战争进程中最终确立了一党体制（战争期间，反布尔什维克的各政党因站在苏维埃政权的对立面，或被镇压，或被瓦解），苏维埃政权彻底布尔什维克化了。 kBdtVoW2zPtlXiBGkHL+VoGA8urM0t5yf5YbfxXUYHyUl0NiSe9y0+P5XbOVFEU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