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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革命的群众斗争风暴推倒了根基已经腐朽的沙皇专制政权，完成了它的“破旧”的使命，但却未能建立起一个具有稳固基础的新政权。
以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为主组成的临时政府缺乏实际的行政能力和权威，因为这个政权是由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改组而成，带有浓厚的旧政权的陈腐气息，与掀动革命风暴的工农群众存在相当的距离，一时也无力控制军队（无论是起义士兵还是前线军队），如果得不到革命群众的认可和支持，它几乎一天也维持不下去。在这个意义上，临时政府的生存须取决于代表革命群众的苏维埃的态度，苏维埃实际上拥有左右政局的力量。然而，苏维埃终究也是一种在革命中仓促建立的临时性组织机构，它虽然拥有比较广泛的群众基础，却缺乏强有力的行政手段，以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为主的执委会成员也缺乏管理国家的自觉意识。因此，当临时政府宣称自己是接管旧政权的合法代表时，苏维埃的领导人承认了它。
列宁把二月革命后俄国出现的这种独特局面称作是两个政权并存，指出，这是“我国革命中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他认为，两个政权具有不同的阶级基础，临时政府代表资产阶级，苏维埃代表“无产阶级和农民（穿军装的农民）”。至于为什么后者要向前者让步，即工农代表要把阵地“让给资产阶级”呢？“原因在于无产者和农民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再加上苏维埃领袖们的“错误”，“他们采取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不去启发工人的意识，反而模糊他们的意识，不去打破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反而诱发这种幻想，不使群众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反而加强这种影响”
。
当时，俄国迫切需要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而摆脱危机的唯一出路是：结束战争，给农民以土地，给人民以面包和自由。随着沙皇制度被推翻，形式上的自由和民主似乎一下子实现了，但实质性的问题——和平、土地、面包却一个也没有解决，而恰恰是这些问题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决定着俄国政局发展的实际进程。
历史证明，二月革命后上台的临时政府及其合作者苏维埃执委会的领导人均缺乏政治远见和对形势的判断能力，他们未能及时理解和实际解决人民群众面临的首要问题，从而也无法找到使俄国摆脱危机的出路。
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临时政府选择继续战争；在土地问题上，临时政府采取拖延政策。这种态度显然与当时迫切要求结束战争的人民群众和要求重新分配土地的农民的情绪格格不入。继续战争需要军队鼓起士气，而得不到土地的士兵（穿军装的农民）不可能为政府卖命。这种恶性循环不断把临时政府推向危机的深渊。
前线继续在流血，后方依然面临饥荒。在这种情况下，一场新的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又出现了。这一次，站在革命潮头、引导革命方向的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