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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大战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世界整体化进程发展到一定程度，而世界秩序又严重失调的产物。大战结束以后，作为处理善后事务的和平会议，应该更多地着眼于未来，构筑起较为理想的和平体系，使整个世界得以平稳发展。但是，当时掌握世界事务主导权的政治家们大多缺乏这种远见卓识，更多地关注于本国的利益得失。
巴黎和会于1919年1月18日—6月28日召开，共有32个国家的1000多名代表出席，苏俄被排斥在会议之外，德国及其盟国也没有资格列席会议。在会议期间，与会国全体会议只举行过7次，主要决定大权掌握在“最高委员会”手里，该机构最初由美、英、法、意4国政府首脑和外长加上2名日本代表西园寺公望和牧野伸显组成，俗称“十人会议”，后来又缩小为由美、英、法、意4国首脑组成的“四人会议”。由于意大利实力弱小，在“四人会议”中常遭冷落，实际操纵会议的是由美国总统威尔逊（1856—1924）、英国首相劳合·乔治（1863—1945）和法国总理克列孟梭（1841—1929）组成的“三巨头”。
巴黎和会“三巨头”：克列孟梭、威尔逊、劳合·乔治
在三巨头中，只有威尔逊的方案在为美国利益服务的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向。威尔逊在就任美国总统前，曾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和校长，是一名学者型的政治家，自誉“理想主义者”。1918年1月8日，他在国会演说中提出了和平“十四点原则”，作为建立“世界和平的纲领”。其主要内容包括废除秘密外交，实现公海航行自由和贸易自由，限制军备，恢复各国被占领土，实现民族自决，公正处理殖民地问题，建立国际联盟等。该文件一方面是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总纲领，企图利用自己的经济优势和有利的战略地位，在“门户开放”的旗号下扩张自己的势力，在“民族自决”和“裁减军备”的幌子下削弱劲敌欧洲的霸权地位，并通过国际联盟取得对重大国际问题的干预权和世界盟主的地位，但同时也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同世界人民的正义呼声有某种一致性，如以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来适应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发展，呼吁实行公开外交、民族自决等进步的原则等。威尔逊到达欧洲时，曾经被视作来自新大陆的新型政治家，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
美国由于参战晚，伤亡人数最少，总共不到40万人。而且在战争期间利用其本身远离战场、资金雄厚、资源丰富、劳动力充足的有利条件，加紧生产和输出军火、粮食和其他商品，进一步加强了自己在世界上的经济领先地位，从战前的债务国和资本输入国转变为债权国和资本输出国，到战争结束时集中了世界黄金储量的40%，但是，它的优势主要集中在经济方面，对于争霸斗争具有关键作用的军事实力，尚不能同英、法相比，而且它的军队没有单独占领他国领土。
对构筑战后世界新秩序具有较大发言权的是英国。它尽管在战争中遭到削弱，伤亡300多万人，损失70%的商船，变卖了50多亿美元的海外投资，并欠下美国50多亿美元的债务，但由于在战争中打败了德国海军，掌握着德国的大部分舰只，使自己的海军实力进一步增强。它不仅支配着原有殖民帝国的巨大财富，而且在战争中占领了德国在非洲的全部殖民地，约260万平方公里，1000多万人口，占据了奥斯曼帝国名下的伊拉克、阿拉伯半岛和巴勒斯坦地区。
英国的目标是维护殖民帝国和海上霸主的地位，确保在战争中抢占的殖民地和其他利益。对德国的态度，前后有些变化。劳合·乔治政府在1918年底举行的大选中，哗众取宠地许诺“要绞死德国皇帝”，逼迫德国偿付战争的全部费用，并且“要敲骨吸髓似地把德国压得再也翻不过身来”。但是在巴黎和会上，它又回到传统的“大陆均势政策”上来，除了要消灭能够直接威胁英国利益的德国海军，严禁德国拥有空军外，不愿意过分削弱德国，而企图利用德国来遏制苏俄，牵制法国，在法德抗衡中渔利。可见，英国政治家纯粹是从英国自身的私利出发来考虑问题，违背了世界和人类的发展趋势。
法国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发言权。它作为参战的主要国家和主要战场，在协约国方面损失最大，伤亡人数达400多万，工农业较发达的东北10省被德军占领过，物质损失计2000亿法郎，并在战争中欠下美国40亿美元和英国6.5亿英镑的债务。但它作为这场大战的主要战胜国，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占领着莱茵河地区和巴尔干地区等欧洲战略要地，随着德、奥匈和沙俄三大帝国退出角逐，已成为欧洲大陆上最具争霸实力的强国。
法国要追逐的目标和手段，比英国更为偏狭和近视，除了分享德国的殖民地和奥斯曼帝国的属地外，主要是企图独揽欧洲大陆的霸权。为此，它要通过领土上肢解、经济上榨取、外交上孤立、军事上限制等办法，最大限度地削弱德国，使之永远降为二等国。
凡尔赛体系的基本内容，是美、英、法三国构想妥协的综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