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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出生于伦敦，曾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求学，1584年进入议院，踏上政治仕途。1613年任检察总长，1617年任掌玺大臣，后任大法官，1621年由于受贿罪而被免职。人生的最后五年，他一直过着隐士般的生活，醉心于学术和科学的实验与研究。
看到现实社会中人们的迷信和愚昧，培根坚持认为必须探究自然，发展科学，造福于人类。他坚信知识就是力量，认为人的知识和人的力量是合二为一的；而真正的知识只是来自对自然的探究，因此这种知识也是有用的，即使现在不能起作用，以后终究会有用。这种知识的有用性体现在造福于人类社会，他在《新大西岛》一书中即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用科学知识探究自然、征服自然、控制自然、造福人类的理想王国。在这里，人们通过运用科学知识控制了自然，获得了巨大的进步，享受到从未有过的福祉。相比较而言，培根所说的这种知识与经院哲学家的知识完全不同，经院哲学家只是用他们的智慧编织出了学术的蜘蛛网，网丝编织之精细令人赞叹，但却是空洞和无益的。
为了获得这种真实有用的知识，培根认为必须摆脱经院哲学一贯喋喋不休的求知方式和已经形成的各种偏见、教条，倡导科学的求知，形成科学的方法。他说，一切科学知识都必须从不带偏见的观察开始，可做到这一点却并非易事。因为人的心灵“像一面魔镜”，是一面虚假反映而不是正确映象的失真的镜子，这种失真是由于人的心中存在着偏见，培根把它称为“假相”。他详细列举了四种“假相”类型：“种族假相”，即整个种族共有的偏见；“洞穴假相”，是个人所特有的成见；“市场假相”，主要由于语言的应用而产生的成见；“剧场假相”，指由于采纳特殊的思想体系而引起的成见。任何一个人只有从他心灵中破除这四种“假相”，才能走向获得科学知识的殿堂。
仅此还不够，培根认为还需要有正确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是把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仔细的观察和正确的推理结合起来的一种方法。他形象地把单纯的经验主义者比作蚂蚁只知采集和利用，把先验的理性主义者比作蜘蛛用自己的材料编织成网，而把结合两者优点的科学家比作蜜蜂，从花朵采集原料，并用它自己的力量来变革和处理这些原料。培根力主的这一新方法即称之为归纳法，指从具体的系统的观察和实验开始，达到一般的普遍性原理，再从这些原理出发，通过渐缓的逐次归纳，求得更为广阔的概括。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从特殊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推理方法。以叶子的研究为例，如果我们对百万张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叶子进行观察、对比和归纳后，就可获得关于叶子所具有的一般特性的知识。运用这种归纳法，我们就可以获得关于自然界各种事物的一般原理和认识，把知识建立于观察和实验之上，可以避免以事实去迎合各种预先设想出来的思想模式。它要求我们用观察到的实际事实来塑造、形成我们的思想和观念。
培根深信，只要人们使用这种方法，就能求得科学的发现和真实有用的知识。这一方法将为科学提供一种新工具，他把自己的书名就定名为《新工具》，并在书的扉页上印上这样一幅画，画面上一艘满帆的船驶过旧世界的尽头——“海格立斯柱”而进入大西洋以探寻一个新世界。这是一个新的知识的世界，这是一个新的科学的发现。培根自己曾这样写道：“我之发表和提出这些猜测，一如哥伦布在他越过大西洋的那次令人惊叹的航行之前所做的那样，当时他说明了他为什么相信可能发现新的土地和大陆的理由。”
与培根一样，法国哲学家笛卡儿也多次强烈呼唤，人们的各种探索和求知不是为了得到学院派的思辨哲学，而是为了得到实用哲学或科学和应用知识，人们运用它可以清晰地理解水、火、空气、星宿和天空，以及我们周围一切事物的力量和行动。由此，我们就可以发明很多技术和机械装置，成为大自然的主人和大自然的占有者。具体而言，能使人们不需辛苦便可享受各种农产品和地球上的所有财富。巨大的进步将最终消灭“身体的心灵的疾病”，根除老年人的衰弱等。总之，运用科学知识，定会实现人类的进步，实现人类普遍利益这一目标。
正是怀着上述远大目标，笛卡儿潜心于新科学的探索和研究，出版了《几何学》、《折光学》、《大气现象学》、《宇宙论》等多种科学著作，在一系列科学领域作出了卓越贡献。在科学的探索中，笛卡儿愈益发现以往经院哲学的荒诞和所谓既定“正确知识”的谬误，他曾这样说道：“我从孩提时代起就一直在学问的哺育下成长，因为人们让我相信，凭借学问我们清楚而又确切地知道一切人生有用的东西，所以我渴求获得教育。可是，一当我完成了全部学业，而人们在结束这学业后通常都被接纳进学者行列，我的见解却完全变了。因为我为这么多的怀疑和错误所困扰，以致我似乎觉得，我受教育的结果无非是越来越发现我自己的愚昧……并得出结论：我以往所相信的那种学问在世界上并不存在。”
如何能求得正确的知识，其方法至关重要。正如笛卡儿所说：“方法对于探求事物真理是绝对必要的。”为此，他撰写了一系列方法论著作《方法谈》（1636年）、《论正确运用理性的方法》（1637年）、《第一哲学沉思集》（1641年）、《探索真理的指导原则》（1646年）等，形成和发展了理性与怀疑的科学方法论。
在笛卡儿看来，人们不能盲目地相信他所接受的一切知识全都正确，只有经过自己的怀疑与思考之后所接受和形成的东西才是正确的、真实的。所以，笛卡儿强调必须遵守的一条规则是：“决不把任何没有明确地认识其为真的东西当作真的来接受……只把那些十分清楚和十分明白地呈现在我的心智之前，使我无法有任何怀疑的东西包含在我的判断中。”因此，可以订立一条总则，“凡是我们领会得十分清楚，十分分明的东西都是真实的”。这样，人们必须怀疑，怀疑那些教条、偏见或意见，凭借理性来判断和辨别。我怀疑，就是我思，因我思，证明了我的存在，一旦我停止思维，“我”的存在便没有证据了。于是，笛卡儿得出他的主要哲学原理：我思故我在。
在现实世界中，人们能怀疑一切事物吗？笛卡儿认为不仅能怀疑，而且必须去怀疑，因为以往我们所接受的知识都是不可靠的。他说：“直到现在，凡是我当作最真实、最可靠而接受过来的东西，我都是从感官或通过感官得来的。不过，我有时觉得这些感官是骗人的；为了小心谨慎起见，对于一经骗过我们的东西就决不完全加以信任。”
他曾举例说：我能不能怀疑我正穿着睡衣坐在炉火旁？能，完全能怀疑，因为有时候我实际上赤身睡在床上。即便对于算术和几何这些并非由感官得来的知识仍可以怀疑，因为说不准我在算二加三时，神就叫我出错。这些均表明，人们必须运用自己的理性，去辨析与裁判一切。
在笛卡儿那里，普遍怀疑与运用理性就是反思、重申和破除陈旧的知识、偏见和教条，并将它们一扫而光。他说：“我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只有把它们一下子统统清除出去，以便空出地方，然后或者安放上另外一些更好的意见，或者当我把原来的意见放在理性的尺度上校正之后，再把它放回去。”在理性的引导下，如何重建真理的知识，笛卡儿希望在四个原则指导下进行。第一，只接受对心智来说是清楚明白的观念；第二，把问题尽量分析到最简单的部分；第三，由简及繁引导思想；第四，对问题详加审察，尽量完全列举。在此之后，我们即可重建起真理知识的大厦。
实际上，笛卡儿倡导的是在理性前提下的演绎法，深信只要前提正确，是不可怀疑的或“不证自明”的“公理”，只要严格按照演绎法进行推理，就可得到许多其他可靠的知识。他甚至雄心勃勃地宣布：给我运动和广延性，我将为你构造出整个世界。笛卡儿哲学体系所弘扬的理性与怀疑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在一个受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统治的时代，在一个理性被压抑与遮蔽、只知信仰与盲从的时代，笛卡儿呼吁理性，号召人们运用自己的理性去怀疑、思考和裁判，告诉人们只有依靠理性才能发现知识、发现真理，只有理性的生活才是人的生活。而这成为日后引导人们探寻科学真理，进行科学发现的基本原则。
在思维和方法论上，培根和笛卡儿成为引发科学革命的“文明的先知”，他们所倡导的思维和方法业已向世人宣告：这是一种真正的可靠的求知方法，也是一种全新的求知方法。中世纪的科学愚昧即将结束，一个科学文明的时代已经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