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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并非资本主义最早萌芽之地。不过，从社会角度观察，近代早期的英国可谓领资本主义社会风气之先。工业革命首发于英国，是各种新的社会力量的长期积累与综合。经济史家注意到，在工业革命之前很久，英国社会已经在多方面不同于欧洲大陆。“至少从13世纪开始，英国就已经与我们传统上所以为的那种小农社会（peasant societies）不同了。这些传统特征包括：族长式统治、大家庭、妇女地位低下、连接紧密而又封闭的农民村落、自给自足、以家庭作为劳动单位。所有这些特征到13世纪都明显地消失了。”
在许多欧陆国家，农奴制主导社会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世纪。而英国的农奴制13世纪就趋向瓦解，农村更加开放、自由，更具流动性和个人主义，农村社会原来的各个阶层都产生了分化。14—16世纪时，一些自耕农地位上升，他们从乡村村落的生活中退出并开始融入到“郡”的生活。
而作为农业社会领导者的“领主们的财富状况实际上是参差不齐的，即使在同一个郡也是如此。有些人面临困境，其他人则繁荣兴旺”。
那些有能力和有干劲的普通农民，面临更多的上升机遇，他们有的承包耕地养羊，有的租地办农场。最不济的，可以四处流动当雇工。当时的英国农村，几乎就是后来以流动、开放、多元著称的新工业社会的雏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工业革命最早是从农夫的解放开始的。因为农民的流动化、农村的自由化和农业的商业化，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改变的基础。
工业革命是以制造业和加工业开辟了财富的新泉源。但是工业革命本身的启动，却首先要求社会财富的积累达到一定的水平。而如果人们对私人的财富没有安全感，或者说社会没有对私有财产的保护，是谈不上长时期的财富积累的。早在13世纪初，英国国王被迫签署了《大宪章》，限制了封建王权对臣民私人财产的侵犯。在随后的捍卫私人财产的过程中，英国资产阶级付出了长期不懈的努力，英国议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并不断发展和壮大的。17世纪末“光荣革命”以后，议会至高无上的地位确立，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也完全树立起来。这对于英国资本原始积累和工业革命的发生，都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
有了国家和社会对私有财产的保护，人们热烈地追求财富。对所谓“贪婪”的抨击，正好可以证实这一点。对于因为圈地运动而导致的牧场取代耕地，农村遭到破坏，当时英国沃里克郡的一个学者指出：“这种罪恶的根源是贪婪。贪婪的瘟疫使这个时代受到感染而且令人视而不见。”
但是到了17世纪末，另一种声音已经逐渐强大。1691年，达德利·诺斯在他的《贸易演讲集》中已经把“人的追求欲”称为对“勤劳和独创性”的主要刺激了。他写道：“人们若满足于极少量的必需品，我们将只有一个贫穷的世界。”约翰·霍顿则这样呼吁：“我们奢侈阔绰的生活非但无损于国家……反而使它富裕起来。”
生产的自由和经营的自由，对于经济繁荣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16—17世纪，英国行会走向没落和衰亡，这对手工业和商业发展十分有利。如同其他国家和地区，英国中世纪行会组织也曾经十分强大。行会制度和行会规则，本质上是用政治原则和道德条律制约经济自由发展。14世纪以降，伴随英国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经济本身的力量日益壮大，不断冲击政治束缚和社会道德制约。经过17世纪的政治革命，妨碍工商业发展的封建行会的垄断生产权和垄断专卖权都被取消了。18世纪的时候虽然仍能够见到一些行会，但行规已经极大地被削弱，成为形式上的残迹。一些新兴的手工业行业如棉纺织业，在自由的环境中成长起来。新的工艺、技术的发明和采用，完全不受监督和管制。“棉纺工业从其出生时起就免除了那种压在其姐姐（指毛纺业——引者注）身上的沉重束缚。没有有关织品的长度、宽度和品质的规定，也没有强迫或禁止使用某种制造方法的规定。除了竞争和个人利害的控制，没有别的控制。因此，使用机器、大胆经营，以及产品的多样化能够很快得到推广。关于劳动力，也是同样的自由：行会及其悠久的传统，学徒制及其严格的规则，这一切在棉纺工业中都是不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