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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于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是近代世界经济革命的开端。无独有偶，占据17世纪后半段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也一直被认为是近代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一个开端。这种联系绝非偶然，经济革命显然受益于政治革命。“1688年是结束长期危机的年份，英国人在这一危机中斗争了六十年。这是一种有益的危机，因为它的结局使得英国有了欧洲任何大国还未具有的东西：自由政治。这个用很大代价换来的自由，经过付出大量努力才得到巩固，因而成为公共繁荣的最好保证。”
同样，在“制度学派”的经济学家看来，17世纪英国的政治革命，为英国以后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制度的框架和保障：“我们认为，由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所导致的英国政治体系的根本性变迁，是对英国经济发展有着关键性贡献的因素。”
“光荣革命”后，英国王室专制被废除了。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联合统治，取代了封建贵族的单独统治。在君主立宪制度建立初期，英国国王并非虚君，但其权力已经受到极大限制。实际上，国家政权朝着完全落入资产阶级议会手中的方向不断发展。虽说在19世纪中叶以前，在统治阶级——富裕的有产者阶级中，土地所有者阶级的地位至关重要，但工、商、金融业资产阶级作为同盟者，对英国的内政外交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土地贵族集团已经严重分裂了，抱守残缺的旧贵族不但在经济上正经历着无可挽回的衰落，他们在政治上的声音也日益微弱；那些保持甚至扩大了经济势力的土地贵族，都是能够适应“市场”的人，他们兴旺发达的诀窍是保持同工、商、金融业的密切联系。这些新兴的资产阶级化贵族，同工、商、金融资产阶级有矛盾，但也有日趋一致的利益。
英国议会1707年通过的《任职法案》，以及1710年通过的《关于议会议员财产资格的法案》，都对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把持议会极为有利。如后者规定：议员只能由拥有每年至少收入600镑的地产的人，或者纳税后的年收入在300镑以上的城市居民担任。在18世纪英国议会党争中，代表新贵族和资产阶级利益的辉格党人不仅占尽上风，而且以法律的形式保障其未来在议会中的势力。所有这些，都使英国政治具有某些新的特点。如果说英国资产阶级统治的真正来临是在一个半世纪之后的话，那么“光荣革命”后英国政府实际上立即充当了英国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国家采取各种措施不遗余力地发展农业资本主义，城镇人口的增加、对欧洲大陆争端的介入以及对殖民霸权的争夺，保证了农产品市场的稳定与扩大。辉格党人沃尔波执政时期，实行了降低土地税、提高谷物和其他各种农产品的出售奖金的政策。议会极力鼓励圈地运动，使新的圈地浪潮掀起并席卷整个英国。在18世纪，通过议会立法圈占的土地面积达350万英亩，其中绝大部分集中在18世纪下半叶。“清洗领地”是圈地运动的顶点，封建土地所有制和落后的封建小农经营被彻底摧毁，农业资本主义得到更加迅速的发展，如果没有农业和农村的这些变革，工业革命是不可想象的。
国家执行有利于工商金融资产阶级的政策。政府为了进行对外战争，向富商和银行家们举借国债，并支付高额利息。国债制度有利于资本家们通过大肆投机赚取高额利润，因此是资产阶级积累资本的途径之一，“它像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这样就使它转化为资本”。
政府取消或大大降低英国手工工场急需的原料的进口税，同时禁止可能对英国货构成竞争的外来商品的输入；政府奖励外国商品和殖民地商品的再输出，使得英国的大商人和船主在世界贸易中得利丰厚。政府大力促成英格兰银行的建立具有重大的意义。虽然初衷是为对法战争提供财政后盾，但之后随着英国工业的发展和扩张，它成为欧洲的金融中心。英国的工商业和金融资产阶级不仅由此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也大大提高了自己的政治地位。
资产阶级革命后的英国政府，一方面积极维护国内的统一和安定，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内部环境；另一方面继续执行传统的重商主义政策，不仅加大了海外殖民扩张的力度，而且积极介入欧洲大陆争霸的活动。镇压詹姆斯党人在爱尔兰的叛乱、1707年的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有利于国内民族统一市场的发展、稳定。殖民地的开拓和对欧洲大陆的控制，为英国本土经济的持续发展和扩张创造了比较便利的外部环境——国际市场。可以这样说，英国资产阶级在有些时候和有些地方单靠“资本”和金钱的力量所得不到的利益，当借助于国家政权和政治力量时，往往能够轻松地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