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杨俊杰
［摘要］ 鲁迅翻译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据鲁迅介绍说底本就是阿尔志跋绥夫小说的德译集《革命的故事》。这里经细致分析指出，鲁迅翻译《工人绥惠略夫》实经过两个阶段。他首先以《工人绥惠略夫》的日语翻译为底本，翻译出初稿，然后再以《工人绥惠略夫》的德语翻译为底本，修订完成翻译。这意味着，鲁迅翻译使用的底本是德语翻译以及日语翻译。鲁迅得到日语翻译的时间是1919年，得到德语翻译的时间是1920年。有理由认为鲁迅是在日语翻译的提示下，才发现、拥有了德语翻译。
［关键词］ 鲁迅 阿尔志跋绥夫 《工人绥惠略夫》 底本 翻译 德语日语
鲁迅翻译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工人绥惠略夫》，底本似乎不必成为问题。鲁迅撰写《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一文（发表于1921年），清楚指出底本就是阿尔志跋绥夫小说的德译集《革命的故事》——“这一篇是从S.Bugow und A.Villard辑译的《革命的故事》（Revolutionsgeschichten）里译出的，除了几处不得已的地方，几乎是逐字译。我本来还没有翻译这书的力量，幸而得了我的一个友人给我许多指点和修正，这才居然脱稿了，我很感谢”。
在（1926年）与向培良谈话时，鲁迅还说起具体获得德译集《革命的故事》的经过。1920年4月至5月期间，他与教育部许多同事一起整理一批书籍。鲁迅负责整理德文书籍，其中正有这一本。
德译集《革命的故事》含小说六篇，第一篇正是《工人绥惠略夫》（
Der Arbeiter Schewyrjow
）。其余五篇，分别是《朝影》（
Morgenschatten
）、《医生》（
Der Arzt
）、《巴莎杜麦诺夫》（
Pascha Tumanow
）、《血痕》（
Der Blutfl eck
）、《可怕》（
Grauen
）。除《工人绥惠略夫》以外，鲁迅还翻译了《医生》——译后附记所署时间是1921年4月28日，发表于《小说月报》1921年12月出版的“号外”。此外，《朝影》《巴莎杜麦诺夫》《血痕》等三篇，后来被沈泽民、郑振铎翻译发表。
他们不熟悉德语，翻译的底本显然不是德译集《革命的故事》——或可推断说他们依据的底本，很可能就是阿尔志跋绥夫小说的英译集《革命的故事》（
Tales of the Revolution
），1917年出版。
[1]
《朝影》当时又有日语翻译，收录在阿尔志跋绥夫小说的日译集《工人绥惠略夫》里，出版于1919年。日译集《工人绥惠略夫》其实是日译本《工人绥惠略夫》的扩充再版，翻译者是中岛清。最初是《工人绥惠略夫》日语翻译的单行本，出版于1914年——扩充再版时，又新添《医生》《朝影》《血痕》《幸福》等四篇，书名仍是《工人绥惠略夫》。沈泽民擅长日语，翻译《朝影》便很有可能也参考了日语翻译。以此类推，鲁迅翻译《工人绥惠略夫》，其所自承必然不虚，必定参考德语翻译
，但恐怕也有可能还参考了日语翻译。如此一来，鲁迅翻译《工人绥惠略夫》，是不是还会参考日语翻译，抑或仅以德语翻译为底本而不曾参考日语翻译，便是一个需要探索的话题。
日语翻译的话题，其实已经有研究者提到。
可是，研究者们未作更具体的说明，更遑论阐述。于是很难知道他们究竟依据怎样的线索，以至于觉得能够对日语翻译所起作用予以强调，并对鲁迅本人所作叙说作出补充。倘鲁迅确实参考日语翻译，其所参考者到底是哪个版本的日语翻译，自然也没有得到相宜的确认、说明。
诚然，《工人绥惠略夫》日译本（1914）、《工人绥惠略夫》日译集（1919），不见于现存鲁迅藏书，亦不曾为鲁迅所谈起。这里探讨它们与鲁迅所作翻译的关联，纯属一种逻辑性的推导。不过，鲁迅所藏、所用之书，未必尽存于藏书之中，这也是可以被设想的事情——倘这里经过推导，确切地指出鲁迅用过《工人绥惠略夫》的日语翻译。
着手探讨日语翻译与鲁迅翻译《工人绥惠略夫》之间的关系，恐怕还是要从鲁迅翻译《幸福》说起。在1919年出版的日译集《工人绥惠略夫》所含诸篇里，《幸福》系德译集《革命的故事》所无（甚至也系英译集《革命的故事》所无），却为鲁迅所翻译、发表。确切地说，《幸福》发表于《新青年》1920年总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1日发行），——其之附记所署时间是1920年10月30日。很显然，若能够自《幸福》附记当中找到蛛丝马迹，与日译集《工人绥惠略夫》形成必然关联，则有理由推断认为鲁迅在翻译《幸福》时已掌握日译集《工人绥惠略夫》。幸运的是，《幸福》附记固然只是简短的几段话，却恰好包含着这里所期待的信息。
鲁迅在《幸福》附记里评介说，“Artsybashev（按：阿尔志跋绥夫）的本领尤在小品；这一篇也便是出色的纯艺术品，毫不多费笔墨，而将‘爱憎不相离，不但不离而且相争的无意识的本能’，浑然写出，可惜我的译笔不能传达罢了”。
其所引用的这句话——“爱憎不相离，不但不离而且相争的无意识的本能”，确实有其出处。它并没有出现在现如今所能找到的各种阿尔志跋绥夫小说德译集、英译集里，却唯独清楚地出现在日译集《工人绥惠略夫》日译者序里——“《幸福》に至つてはアルツイバアセフは，爱と憎との相即不离，と云ふよりも其永久に激しく相战つてみる无意识の本能を，些の说明なしに夸张なしに浑然と玉の样に描き出してみる。”
依据鲁迅日记可知，1920年10月22日他已完成《工人绥惠略夫》译稿。
译稿完成的时间，与鲁迅翻译《幸福》、写作《幸福》附记在时间上出现重合。这意味着在翻译《工人绥惠略夫》的过程中，鲁迅只要愿意就可以参考《工人绥惠略夫》日译集（1919）——当然，鲁迅是不是一定参考了《工人绥惠略夫》的日语翻译，须寻求进一步的证据支持。接下来的问题便是，应当怎样寻求证据？透过日记还可清楚地知道，1921年4月18日鲁迅把译稿寄给茅盾
，嗣后于1921年5月4日领取稿费
。《小说月报》自1921年7月10日第7号起，开始连载发表《工人绥惠略夫》，至1921年12月10日第12号完成。单行本出版于1922年5月，后又于1927年6月出版修订本。顺理成章的路径便是，从《工人绥惠略夫》当中应该可以找到证据，表明鲁迅还参考了日语翻译。
然而必须承认的是，这条路径很难走通。《工人绥惠略夫》的文本（作为翻译），基本上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是以德语翻译为底本，完全看不出日语翻译的影响或者痕迹。这倒也符合鲁迅的翻译实践，在翻译西方文学时若兼有德语翻译与日语翻译，却又出现分歧，鲁迅通常倾向于采纳德语翻译。这意味着，要想找到日语翻译对于鲁迅翻译《工人绥惠略夫》的影响，必须回到鲁迅提交《工人绥惠略夫》译稿以前——有理由推断认为，1921年4月18日提交、寄出的译稿，（除可能的手民之误以外）基本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以德语翻译为底本的）《工人绥惠略夫》。假如能够发现鲁迅的翻译在最终提交以前经历了修订，假如能够发现修订以前的翻译确实展示出了日语翻译的影响，那么就可以推断说鲁迅在翻译的过程中确实参考了日语翻译。
鲁迅日记所说的译稿完成的时间是1920年10月22日，最终提交译稿的时间是1921年4月18日。中间这半年的间隔，足供修订使用。可是，鲁迅1920年10月22日完成的译稿并没有留下来，无法直截了当地确认该译稿是否经过修订，更遑论经过了怎样的修订。若想假设、推定鲁迅当时完成的译稿经过修订而成其为最终提交的译稿，只能寻找一些间接的办法。1920年10月22日此前不久（9月29日《头发的故事》）
，以及1920年10月22日此后不久（10月30日《幸福》附记），鲁迅都在作品里引用《工人绥惠略夫》的具体文字，且都与后来正式发表的文字有明显不同。有理由据此推断说，《工人绥惠略夫》1920年10月22日完成稿乃是初稿，经修订以后于1921年寄出、发表。
首先来看《头发的故事》。小说的主要情节是N先生与“我”的交谈，N先生由头发而谈到革命，谈到革命者。革命的理想确实伟大，这是不容置疑的。革命者在需要被革命的现实社会里总是遭遇挫折，则也是不争的事实。N先生以自己在清末之时剪辫为例，又以当前新女性剪发为例，指出（对头发进行革命的）革命者们在现实当中承受着怎样的不应有的痛苦。他也因此向革命理想的倡导者、支持者们发出质问，倡导、支持革命理想，却让革命理想的践行者们陷入痛苦，甚至是陷入无法挣脱的痛苦，此种代价是否能够承受。他在质问的时候恰引用了《工人绥惠略夫》里的一句话——“我要借了阿尔志跋绥夫的话问你们：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豫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
《工人绥惠略夫》统共十五章，这句话出现在第九章。情境也是交谈，绥惠略夫与阿拉藉夫谈话。绥惠略夫由阿伦加而谈到理想，谈到理想家。阿拉藉夫是有知识、有理想的青年，阿伦加爱慕着他。生活的困苦，却又迫使着阿伦加要嫁给一位粗俗然而有钱的商人。她来到阿拉藉夫的房间，同他告别，也试图从他那里寻求勇气与力量，以期拒绝那并非不可逆转的人生。阿拉藉夫却没有挺身而出，阿伦加只好无奈地离开。绥惠略夫洞察整个过程，便批评阿拉藉夫作为“理想家”，在阿伦加的“灵魂中造出些纯洁的宝贵的东西”，教给她“幸福生活的黄金似的好梦”，却忍让她往深渊里坠去，不啻是使她从肮脏的生活里觉醒，然后在清醒中“看见自己的腐烂”。绥惠略夫的愤怒，与N先生的愤怒何其相似！
正是在这样的愤怒情绪里，绥惠略夫沉痛地说道“你们将那黄金时代，豫约给他们的后人，但你们却别有什么给这些人们呢？……你们……将来的人间界的豫言者，……当得诅咒哩！”
——N先生所引用的是“你们将黄金时代的出现豫约给这些人们的子孙了，但有什么给这些人们自己呢”，我们现在看到的文字是“你们将那黄金时代，豫约给他们的后人，但你们却别有什么给这些人们呢”。明显的差别有两处，一是“黄金时代的出现”改成“那黄金时代”，二是“但有什么”改成“但你们却别有什么”。诚然，这些差别并不影响理解，就此而言或许可以说无足轻重。第二处修订甚至有画蛇添足之嫌，加上一个“你们”反倒使句子变得累赘。
修改后的文字与德语翻译高度契合，已在意料之中。这句话的德语翻译是：Was werdet Ihr diesen Menschen geben，anstatt jener goldenen Zukunft，die Ihr den Nachkommen in Aussicht stellt？ [2] 确实只是说到“黄金时代”而非“黄金时代的出现”，并且“你们”也确实出现了两次。必定是基于那著名的“逐字译”的策略，鲁迅才作出这样的修订。所涉两处差别，或曰两处修订，其中第二处修订大概就是表达上的细微调整。也就是说，可设想为鲁迅在修订前、修订时均面对着同样的德语翻译，而非另有原因。至于第一处修订，鲁迅之前何以要翻译成“黄金时代的出现”，则恐怕不能作如是解。德语翻译里并没有“出现”一词，单是阅读德语翻译恐怕也不太容易为它添加“出现”一词。
在这句话的日语翻译里，恰有“出现”一词：貴方がたはにあんな人達の子孫には黄金時代を出現させてやると約束してねらつしやるが、あの人々自身にそれを出現させてやる事はお出来にならないが、その代りには何を吳れてやるんです。
有理由推断说，鲁迅之所以翻译成“黄金时代的出现”，就是受了日语翻译的引导。鲁迅已拥有德语翻译，而假如他当时确实参考了德语翻译，那么大概就意味着鲁迅在德语翻译、日语翻译之间选择了日语翻译。从现在对于鲁迅翻译工作的认识出发，应该说这是一种很难成立的假设。
[3]
更为合理的推测应该是，就这句话而言鲁迅并没有参考德语翻译，而是直接以日语翻译为底本。关于这句话的翻译所作推测，或许还可推衍至整篇《工人绥惠略夫》的翻译。
然后来看《幸福》附记。小说讲述一位不幸的妓女的悲惨故事，题名“幸福”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这位妓女染上梅毒，鼻子已霉烂，生活陷入窘境。她只能以更为屈辱的方式将身体出卖，供人凌辱。鲁迅在附记里指出，小说“写雪地上沦落的妓女和色情狂的仆人，几乎美丑泯绝，如看Rodin的雕刻；便以事实而论，也描画了‘不惟所谓幸福者终生胡闹，便是不幸者们，也在别一方面各糟蹋他们自己的生涯’。赛式加标致时候，以肉体供人的娱乐，及至烂了鼻子，只能而且还要以肉带供人残酷的娱乐，而且路人也并非幸福者，别有将作他为娱乐的资料的人。凡有太饱的以及饿过的人们，自己一想，至少在精神上，会否因为生存而取过这类的娱乐与娱乐过路人，只要脑子清楚的，一定会觉得战栗！”
《工人绥惠略夫》（第十章）曾谈到不幸者与幸福者的话题，——为便于讨论，这里引用后来依据俄语原文所作的中文翻译。绥惠略夫指出，“我为什么要爱您的人类呢？难道因为他们像猪猡一样互相撕咬，抑或因为他们不幸、可怜、软弱、愚蠢，因为不计其数的猪猡被驱赶上餐桌，让数十个更强壮、更残忍、更凶恶、更卑鄙的人吞食他们的肉吗？……我不想爱他们，我只仇恨他们，他们一辈子都在压迫我，让我失去生的乐趣，剥夺我爱和信的一切……我在为我自己复仇！请您永远明白这一点！……如果这些不幸的人不是太过卑微且自行毁灭的话，我也在向这些不幸的和幸福的、从两个极端同样糟蹋生活的人复仇……我把自己的仇恨对准那些自认为不会受到惩罚的生活的主宰者”。
绥惠略夫要报复那些糟蹋生活的人们。所谓糟蹋生活，大概就是指人们过生活，竟不是为着过上一种更好、更有美德的生活，而是在过一种可鄙甚至泯灭人性的生活。幸福者糟蹋生活他要报复，不幸者糟蹋生活他同样要报复。按道理说，能够糟蹋自己的生活、如胡闹般地生活的，应该就是那些生活得幸福的人。生活得如此幸福，以至于要“胡闹”。至于不幸者们，生活得那样地不幸，大概只能勉强地生活、认真地生活，哪里谈得上糟蹋自己的生活。绥惠略夫却看到，不幸者与幸福者都在糟蹋自己的生活。幸福者在自己的幸福里糟蹋生活，不幸者在自己的不幸里糟蹋生活。基于这一意味，绥惠略夫指出不幸者、幸福者从“两个极端”糟蹋生活。
需要指出的是，德语翻译与俄语原文抑或依据俄语所作的中文翻译存在着差别。在德语翻译那里，并非不幸者、幸福者从“两个极端”糟蹋生活，而是不幸者像幸福者一样从“另一个极端”糟蹋生活。言下之意，幸福者从一个极端糟蹋生活，不幸者从另一个极端糟蹋生活。具体说来，德语翻译是：［…］ an Ihren Unglücklichen，die genau so wie die Glücklichen das Leben am andern Ende verpfuschen，［gerächt］，wenn diese Unglücklichen nicht so jämmerlich wären und nicht von selbst untergingen。
[4]
我们现在看到的鲁迅的翻译是“你们不幸者，倘他们还没有非常惨苦或者还没有自己殒灭的时候，在别一方面也正如幸福者一般的糟蹋生活”
，与德语翻译高度契合。
德语翻译里的am andern Ende，一般说来会翻译成“在另一个极端”，鲁迅却翻译成“别一方面”。当《幸福》附记引用这句话时，已然有“别一方面”一词。鲁迅后来进行修订，并没有修改这个词。日语翻译是：又貴方がたの所謂不幸な者は幸福な者と同樣に别方面に於ては淺間しい生活を續けてゐるではありませんか、そんな者共に對しても私は、その手合が貧弱の極自ら死滅しない限りは復讐をします
，与德语翻译基本相同。然而，日语翻译里恰有“别一方面”一词。这便又是一个间接的证据，表明鲁迅在写作《幸福》附记时所引用的那句话，实是受日语翻译启发而翻译出来的——诚然，单就这句话而言，鲁迅是否参考德语翻译，则还无法作出判断。
假如这两个例子所涉两处引用，可被设想为出自鲁迅1920年10月22日完成的《工人绥惠略夫》译稿，那么，就应当可以清楚地看到鲁迅当时完成的译稿毫无疑问参考了日语翻译（至少可推定是1919年出版的《工人绥惠略夫》日译集）。根据第一处引用，甚至有理由进一步推断认为，鲁迅当时很有可能并没有参考德语翻译，而唯独以日语翻译为底本。这听起来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鲁迅毕竟已经拥有德语翻译，恐怕不太可能置之一旁而不予参考。但实际上，我们还能找到另外一条间接的证据，同样也指向这一点，——这条证据也是《幸福》附记所提供的，关乎鲁迅的疏漏。倘鲁迅已然关注德语翻译，恐怕就不至于出现那样的疏漏。
鲁迅在《幸福》附记里谈到，阿尔志跋绥夫写过一篇“自叙传”。其中部分内容，为鲁迅所引述。这篇“自叙传”实是阿尔志跋绥夫为德译集《革命的故事》所作，包含在德译集的德译者序里。经仔细分析可看出，鲁迅引述的阿尔志跋绥夫“自叙传”，并非出自德译集《革命的故事》，而是出自日本翻译家、学者升曙梦《俄国现代思潮及文学》一书。升曙梦弄错了自叙传里不少内容，《幸福》附记却未能避免。如阿尔志跋绥夫的“处女作”是《巴莎杜麦诺夫》，升曙梦错误地说成是“フ、スリヨーズ”，以至于鲁迅转拼为“V Slijozh”。倘鲁迅对德译者序有所关注，必然会觉察到升曙梦的介绍存在着讹误。
这几乎就意味着，鲁迅当时还没有仔细地读德译集《革命的故事》，以其为底本作翻译的可能性也可以被质疑。
简言之，这里倾向于推断认为，鲁迅1920年10月22日完成的《工人绥惠略夫》译稿，有别于1921年4月18日寄出的译稿。前者是初稿，以日语翻译为底本翻译得出。后者是修订稿，以德语翻译为底本进行修订。以《工人绥惠略夫》的最终形态（抑或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工人绥惠略夫》）而论，鲁迅翻译的底本主要就是德语翻译，——但也应该补充说，他同时还参考了日语翻译。最初以日语翻译为底本进行翻译，置德语翻译于一旁，然后再以德语翻译为底本进行修订，——这很可能是鲁迅有意采取的一种翻译策略。日语翻译有两个版本（1914年版、1919年版），目前所能推断的是鲁迅一定参考了1919年版（就《工人绥惠略夫》这一篇的翻译而言，1919年版与1914版基本没有差别）。
在周作人1919年的购书书账里，清楚列有《工人绥惠略夫》一书——“労働者セヰリオフ、アルツイバセフ、中岛清翻译”，系1919年10月购入。
宜推断认为，这就是指1919年（7月25日印刷、8月1日发行）的日译集《工人绥惠略夫》。于是有理由主张，鲁迅得到、读到《工人绥惠略夫》日语翻译的时间，就是1919年10月。如此说来，鲁迅得到日语翻译，便早于德语翻译。甚至还有理由进一步主张说，鲁迅之所以能够慧眼识珠，自其所要整理的众多德语书籍里，将阿尔志跋绥夫小说的德译集《革命的故事》挑了出来，其实是由于他已读过日语翻译，并且大概存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鲁迅后来的叙述，无论是在那近乎就是“翻译者说”的文章《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里，还是在与向培良所作谈话当中，却淡忘了那最初使鲁迅产生感动甚至有可能感到震动的日语翻译。
[1] 与德译集《革命的故事》相比，英译集《革命的故事》含阿尔志跋绥夫五篇，唯独少了最末一篇《可怕》——这正好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德译集《革命的故事》当中仅《可怕》未被翻译。详参Michael Artzibashef. Tales of The Revolution .trans.Percy Pinkerton.New York：B.W.Huebsch，1917。
[2] M.Artzibaschew. Revolutionsgeschichten ，autorisierte deutsche Uebertragung von S.Bugow und AndréVillard mit einer Einleitung von André Villard，München und Leipzig：Georg Müller，1909，P.85.
[3] 以鲁迅翻译《幸福》为例，当日语翻译与德语翻译不一致时，鲁迅基本上都选择信赖德译。当日语翻译与德语翻译不存在差别时，鲁迅有时候会对日译文作一些吸收。不妨各举一个例子，以作说明。其一，小说的第三段有一句话，鲁迅的翻译是“饿与冻磨灭伊的羸弱的身体，这上面只还挂着两个打皱的乳房与骨出的手脚，仿佛一匹半死的畜生”——其中“一匹半死的畜生”，与德语halbverreckte Tiere较为相称（尽管鲁迅把复数读成单数），而与日语“半ばは死んだ犬か猫”有较大的距离。其二，小说将近末尾处写到（按照鲁迅的翻译）“吃，暖，安心和烧酒”，德语是Essen，Wärme，Ruhe und Wodka，日语是“食事，暖气，安心，それにヲツか”。 关于第一个例子，有学者在讨论鲁迅翻译的《幸福》时也曾以之为例。参看Mark Gamsa.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Russian Literature. Three Studies，Leiden and Boston：Brill，2008，144 fn.98。关于阿尔志跋绥夫小说与鲁迅，乃至与民国时期的中国文坛之间的关系，这位学者作了相当翔实的考证和探讨。就《幸福》而言，他直截了当地认为底本是德译文，没有留意到鲁迅的译后记与日译集之间的关联，也就不曾想到日译文也为鲁迅所参考。至于第二个例子，鲁迅在杂志上发表《幸福》的时候作“吃，暖，心和烧酒”。收入《现代小说译丛》第一集时，将“心”改为“安心”。有理由认为这是手民之误，鲁迅原本应该就是译作“安心”。
[4] M.Artzibaschew. Revolutionsgeschichten ，P.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