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场白：文学考古学何为？

吕黎

［摘要］ 张哲俊认为文学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物质，研究方法是还原，目的是使文学研究成为科学。本文认为，应该在西方文论的非再现转向的问题框架中理解文学考古学。文学考古学应该包括两个层面：作为方法或者思维的文学考古和作为一门新的文学研究学科的文学考古学。作为方法的文学考古不仅仅是去利用和发明还原的方法，通过还原文学的真与实来重构文学中的历史和历史中的文学，更是要思考还原的方法与文学之间相互生成的关系，通过历史想象文学的未来和未来的文学。

［关键词］ 文学考古学 文学考古 非再现转向 物质 未来

与学界新贵媒介考古学的喧嚣与骚动相比，文学考古学的沉默和落寞显得格外引人注目。由于福柯的巨大影响，从1960年代开始，知识考古（学）逐步成为一个在众多语言中流行的专有名词，以至于对不少人文学者来说，考古（学）一词甚至就是福柯式知识考古（学）的简称。与之相比，作为专有名词的文学考古（学）在英语和法语学界基本上不存在。即使有一些学者们使用这个名词，也大多是指示具体的研究方法，极少致力于推行一种普遍的研究方法或者一门新学科。一个例外可能是一些非-美文学的作家和研究者，包括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理查德·亚伯勒（Richard A.Yarborough）、小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Jr.），从1980年代开始一直试图挪用白人的后结构主义方法去发现、重构、阐释非裔文学的历史和传统。他们将这种方法称为文学考古学（Literary Archaeology）。 ^[1] 尽管这些黑人文学考古学的喃喃低语最终没有编织成一曲洪亮的交响乐，但偶尔还是会有零星的应和。 ^[2] 文学考古（学）在中文语境中几乎不见踪影，主要原因可能是在中国现代学术的发生期，王国维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的概念，将现代考古学与中国传统的文史研究结合在了一起。按照陈寅恪的阐释和总结，“二重证据法”的第一个方法就是“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 同时，陈寅恪发展了中国传统的“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使“文史互证”成为一种成熟的研究范式。所以，“二重证据法” “文史互证” “以诗证史” “以小说证史”这些说法成为汉语学界的流行语，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文学考古（学）这种带着浓厚翻译口音的术语会缺失。

2016年，张哲俊的著作《第三种比较文学的观念：文学考古学的可能性》填补了这个空白。这部著作是他另一部皇皇巨作《杨柳的形象：物质的交流与中日古代文学》的姊妹篇和方法论介绍，也是文学考古学的奠基宣言。通过颠倒考古学和文学的关系，张哲俊希望能够建立一种新的学术，即文学考古学：

文学考古学就是通过研究文学中的物质，还原历史的事实和生活的事实。通过物质事实的还原，努力描绘物质事实与生活事实，恢复已经消散于历史中的日常生活事实。最后要以还原的事实重新解读文学作品，从而客观正确地解读文学作品，还要在文学考古学基础上研究国际文学关系。文学考古学追求的是客观性与科学性，努力使文学研究成为一种科学。

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文学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物质，研究方法是还原，目的是使文学研究成为科学。文学考古学研究的物质是文学中的物质，是作为哲学意义上抽象概念的物质，是中国古人所说与精神相对的“物”。文学中的物质既有单独的物质（如物种），又有普遍的物质世界和形象世界。如果说文学研究都要关注人与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日常生活的话，文学考古学的特殊性就在于还原日常生活的物质世界。还原因而成为文学考古学的基本方法和核心价值。张哲俊不认同新历史主义对历史真实性的不信任感，而是强烈主张历史事实的可还原性，因为他相信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和文学记录的真实性。这种态度来自他对“六经皆史”的叛逆性解读，即文学就是历史，或者说诗文就是历史。沿着这个思路，他进一步将中国诗歌总纲“诗言志”中的“志”解读为史书的一种文体，即记录。这样，他的文学考古学与中国古代的名物学传统和现代的文史互证传统融合在一起。同时，这种文学考古学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是“借用中国古代理论，建立适合于中国文学与东亚比较文学，乃至适合中国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 。张哲俊关于杨柳的跨文化形象、诗歌日记化等的个案研究堪称文学考古学的经典，不仅显示了他丰厚的东亚文史知识，更体现出他对材料、对细节、对历史真实的执著和对还原历史现场的审慎。

令人遗憾的是，张哲俊推进文学考古学的努力没有受到中国学界的重视，在熙熙攘攘的理论自信的人潮中，很少有人注意到文学考古学是“中国比较文学的观念和方法”的意涵。在这个栏目中，我们希望以赞同、商榷、争辩、改写等方式回应张哲俊，从而打开文学考古学更多的可能性，以引发更多的讨论。

《第三种比较文学的观念》一书中随处可见对误用和滥用西方理论的不满，但也许就是要借助比较文学或者西方理论的视角，文学考古学的价值才更丰富。如果说语言论转向引发了20世纪的西方文学理论，那21世纪以来，西方文论正在发生着一场非再现转向。这场深刻转变的深层原因在于：20世纪末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取得了又一次大发展，极大地挑战了西方人文学者对人类、世界、未来的想象，动摇了人文学者和人文学科的信心和地位。为了应对科技进步的挑战，西方人文学者将注意力从语言、符号、意指、系统、再现/表征、权力转向身体、生理、情感、物、动物、后人类这些非再现或者超越再现的方面。这样，地质学的人类世成为人文学者的时间维度，物理学的多维空间成为人文学者的空间维度，控制论或者人机协同学（cybernetics）以及人工智能成为人文学者思考生命、价值、未来的主要框架。在科学技术的新发展所塑造的世界和对未来的展望中，西方人文学者正在焦虑地为人文科学的价值和意义申辩。文学考古（学）何为？这个问题也许只有染上了这种焦虑才有更大的力量。这应该成为我们讨论文学考古（学）的起点。

文学考古学应该包括两个层面：作为方法或者思维的文学考古和作为一门新的文学研究学科的文学考古学。作为方法的文学考古不仅仅是去利用和发明还原的方法，通过还原文学的真与实来重构文学中的历史和历史中的文学，更是要思考还原的方法与文学之间相互生成的关系，通过历史想象文学的未来和未来的文学。

文学之所以能考古是与文学的独特性相关的。文学无疑具有历史记录的功能、作用和价值，文学中呈现的物也必然有历史真实的维度，文史不分也是世界性的文化现象。考察、还原文学世界的真实其实是一项古老的事业，在很多文学传统中都是一门专门的学问，比如荷马史诗中古代世界的真实性是历代文学研究者、语文学者、历史学者、考古学者和各种自然科学学者关心的问题。 ^[3] 因此，文学的历史价值是文学考古成为可能的自然保证。但文学的其他特性不能因此被置于文学考古的视野之外。对文学研究者而言，说文学是个历史的、多义的概念已经是陈词滥调。在《文学事件》中，伊格尔顿从反本质主义的立场出发，提出文学的家族相似的五个特征：“我们可以把这些要素称之为虚构性、道德性、语言性、非实用性以及规范性。在某个特定的作品中这些特征叠加得越多，在我们的文化中就越有可能被称为文学”。 这种实用主义的文学观提醒我们，文学对人类而言有多重、多种用途。文学中的物因而不仅用途不同，种类也不同。刘勰的“神与物游”中的“物”既包括作用于各种感官的外物，也包括以文辞呈现的形象物，更包括与精神同游的心物。“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在刘勰眼中，文学中的物当然是现实的记录，但远不止是现实的物。如果将文学考古的可能性系于文史不分传统中文学的历史价值，文学更丰富的用途和价值会被遗忘，文学考古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天工开物》是一部伟大的科技史著作，在中国文学的传统中并没有被视为文学。但作为一位从小受到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落地文人，宋应星在这部记录农业、手工业技术的著作中，讨论的其实是中国文人以“气”为核心的本体论和认识论。他认识物的方式与刘勰有诸多的相似性，体现出中国的艺术精神。这种对经验的洞察性和非实用性无疑让《天工开物》具有了文学的价值。 相似地，文学的虚构性、语言使用的特殊性、形式的典范性都应该成为文学考古的对象，也只有从文学的这些特性出发，文学中的物的真实性的含义才能历史地呈现。

在考古学是科学还是人学的讨论中，考古学的任务是还原真还是还原实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简单地说，还原实就是通过挖掘还原物的原状，还原真就是让挖掘出的物说话，重构物之外的制度、关系和思想。这个问题也与文学考古学缠绕不清。众所周知，弗洛伊德与考古学的关系密切，所以精神分析也许能为文学考古提供一些借鉴。在一段被经常引用的段落中，弗洛伊德这样说明精神分析和考古学对挖掘物的不同态度：

面对我这不完整的分析结果，我不得不效法那些著名的考古学家的例子，他们幸运地将长久埋藏在地下的、古代零散而无价的遗迹挖掘出来。从我其他分析最好的例子中，我已找到了所遗失的不完全部分。但就如一位有良知的考古学家，我不会忘记在每一病例中交代：哪里有真迹终止的地方，哪里就是我开始假设的地方。

在弗洛伊德看来，有良心的考古学是一门科学，其任务是还原古代的真迹，也止于真迹。而真迹其实是那些“长久埋藏在地下的、古代零散而无价的遗迹”，那些实在的、可感的物。而精神分析在考古学停止的地方继续前行，探索歇斯底里、梦以及神经官能症的成因和治疗，最终提出无意识动力学的假设。所以，弗洛伊德要还原的不是“遗失”的、可感的现实症状，而是通过假设还原不可见的、真的精神世界。弗洛伊德在其著作中经常使用考古学的术语，他发明和完善精神分析的历程也都一直受到考古学方法和案例的影响。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这些现代人文学科的成功建立，激励着弗洛伊德将精神分析发展成解开人类精神和人类历史之谜的科学。 ^[4]

文学考古可以从弗洛伊德的尝试中汲取一些经验。首先，挖掘文学中零散而无价的物，找到其遗失的部分，从而还原其历史中的实，这是文学考古的基础和起点。但文学考古还需要进入到人类的精神世界和超感的物质世界，让实的物说话，或者替它说话，从而还原人的或者物我合一的真。当然，在我们追求还原这个神圣目的时，我们又需要记住20世纪文论的教训，那就是还原是可能性和不可能性的游戏。其次，正如精神分析既是一种技术又是一种再现/还原一样，文学考古的目标和结果与其运用的技术或科学密不可分，就像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技术的发展不仅帮助我们更全面、更准确地挖掘文学中的物，还能使我们看到文学中以前看不到的物，从而改变我们对文学本身的理解。大数据技术的成熟帮助弗朗哥·莫莱蒂实现对世界文学“远读”的猜想，让人们重新认识了小说这种文类起源的复杂性、发展的周期性和生成性。 ^[5] 如果“唐宋文学编年地图”（https：//sou-yun.cnoetLifeMap.aspx）还只是文学爱好者具象化自己所喜爱的诗人的“驴友”经历的话，地理信息技术已经重构了近代欧洲文人圈的交流网络，文学、艺术、美学思想之间的传播、影响变得清晰可见。 ^[6] 这并不意味着数据库从此代替了人的思维劳动。海量的数据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历史碎片，一方面帮助文学考古者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的实，另一方面也促使人文学者越来越追求深层的重构，追求具象化文学世界中不可见的因素。最后，弗洛伊德在重复与差异的历时症状中挖掘原初时刻，从而将线性时间折叠回原点。如同任何考古一样，文学考古需要在线性的时间维度还原文学中的物。但文学考古更应该是未来考古学，在还原的基础上想象未来的文学及其呈现的物。作为赋予世界以意义的行为和策略，文学既是人类的一种结果，也是人类的一个动因。因此，文学考古既要还原历史，更要强化人类想象未来的能力。在人工智能的时代，人类对当下时间的感知越来越精细，相应地，时间也越来越迅速地成为过去，未来也越来越不可捕捉，救赎、轮回或者辩证统一的未来想象已经失效。文学考古需要在新技术条件下回到人类精神活动的过去，寻找新的想象未来的方式。

作为方法的文学考古的终点不必是作为学科的文学考古学，但文学考古学应该是文学考古的一种目标。文学考古更多的是实证的、个案的，文学考古学则是人文学者在21世纪应对科技发展的又一次英勇的努力。当下，大学的学科体制在激烈的变化之中，人文学科的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文学考古学站在文学和科学的边界上，召唤着更多的关注和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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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Yarborough，Richard.“The First-Person in Afro-American Fiction.” Afro-American Literary Study in the 1990s. Ed.Houston A.Baker，Jr.，and Patricia Redmond.Chicago and London：U of Chicago P，1989，P.115.

[2] Sharpe，Jenny. Ghosts of Slavery：A Literary Archaeology of Black Women's Lives. Minneapolis：U of Minnesota P，2003.

[3] Sherratt，Susan and John Bennet，ed. Archaeology and the Homeric Epic. Oxford：Oxbow Books，2016.

[4] Bowdler，Sandra.“Freud and Archaeology，” Anthropological Forum：A Journal of Social Anthropology and Comparative Sociology ，(1996)7：3，P.419-438.

[5] Moretti，Franco. Graphs，Maps，Trees：Abstract Models for a Literary History .London：Verso，2005.

[6] Van Den Heuvel，Charles.“Mapping Knowledge Exchange in Early Modern Europe：Intellectual and Technological Geographies and Network Represent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Arts Computing， (2015)9：1，P.95-114. uF5Lj8eniSm8M9MJ3jTKbLQRJC3jHOq+MxqqFaMlZVdt6uW9wIjjAOIowiqg8yW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