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研究如何触及生态危机

孟悦

［摘要］ 这是孟悦教授“生态人文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系列讲座的第一讲。本讲主要在梳理生态批评和生态书写传统，面对当代地球体系和全球生态危机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核心问题，即如何从人文研究和文化思想史的角度，去讨论气候变迁、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其他地球生态危机？本讲指出，只有当人文研究反思相应认知方式以及连带的美学理论、真实观、写作方式和文学批评范畴，不再继续生产这些认知方式、思想观念和文化传统，人文研究者才算得上是开始从自己的领域面对和“解决”生态危机。在这个意义上，生态问题正是人文的问题。

［关键词］ 生态批评 生态危机 资本世 人类世 人文研究

生态危机是全球都需要面对的急迫问题。但若有人问，生态问题是人文问题吗，大概不少人文研究者仍然会觉得难以回应。在就事论事的层面有这样一个共识，即生态危机是需要通过治理来解决的问题，因此最重要的一是事实和信息，二是要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政策，所以公共话语中涉及生态问题最常用的字眼之一就是治理。 滇池污染了，那治理不就好了？农村用化肥过多，有关部门就制定政策，进行监督。气候暖化，就研究科技，创研太阳能、风能并用其他方法减排。雾霾过重，就戴口罩、制定规章，并用科技加政策减轻它的影响。但生态危机是否关涉到价值、哲学、公正、平等、情感、历史、记忆和想象力？虽然这些已经是人文学科必须处理的主题，但从事人文学科研究的人仍然会感到犹豫、怀疑和自信不足，因为看不清生态危机和价值观、历史观、公平观以及想象力和写作方式的关系。

这可以表现为几种情况。第一种状况是，很多人认为解决生态问题最终还是得靠科学家、政府、技术部门。人文专业的人不了解“科学”的事情，不能解决问题，不如不说。这个假设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不仅人文学科是气候学和物种保护等生态科学的外行，实际上科学也是分专业的，没多少人是“内行”。这无异于否定了公众理解和关注生态危机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不要说履行地球公民的责任了。第二种情况是把生态批评和生态人文研究仅仅当作所谓的新学科、新方法，有特定研究对象比如自然、风景、山水鸟兽等。只要研究题目中没有这些自然的母题，我们的研究就和生态无关。我在接下来的讲座中会阐明，这种关于什么是自然什么不是自然的设定本身就是需要反思的对象。还有第三种情况，那就是我们觉得人文研究没用，认为没人会因为看了一本小说或气候变迁的故事而改变自己的道德和行为。

实际上，全球性的生态灾难和“我们是谁”这样的基本人文问题是密切相关的。环境危机的根源不是环境本身，而在于我们的价值观、真实观、自我认识、道德感和正义公平的概念以及对世界的想象力。这些都正是人文研究所应处理的问题。生态危机与人文研究不仅不是无关的，而且密切相关。人文研究在其中到底可以做什么，有什么难点、有哪些方法和切入点，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等问题。这可分为几步。首先生态写作和生态批评一直是重要的人文传统。我们需要重视这个传统并看到这个传统面临的新的挑战。其二，什么是生态危机？它和一般所说的污染有什么不同？其三，如何看待人文研究和生态问题的关系？如何意识到生态危机实际发生在人文研究的内部，而不是外部？

生态批评的传统

在座的很多老师和同学都知道，生态写作、生态批评（ecocriticism）和环境保护运动实际上很早就有了。生态写作和环境保护运动两者之间的互相关联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都知道，关于生态的写作虽然很早就开始了，但是以1963年卡森的《寂静的春天》的出版才出现了一个高潮，一系列有深远影响的书籍继而出现，如《深度生态学》等。《寂静的春天》讲的是杀虫剂DDT对整个生态的破坏。在60年代，美国的DDT喷洒广泛得惊人，农民认为是增产的诀窍，城市则把定期喷洒街道公园当作城管的一部分，游泳池里的人在DDT的雾雨下开怀大笑，把DDT当作人类的福音。随着战后美国全球地位的确立，新的全球普世价值不仅包括美国梦的好生活，而且包括科技至上的意识形态。科技被看作解决人类所有一切问题的唯一途径，包括贫穷、饥饿、疾病和未来。《寂静的春天》对DDT危害性的揭露，实际上深切触及了战后全球资本主义的普世价值，打破了现代以来最光辉的科技神话，触动了科学话语的背后政治经济的政治权力结构。大资本撑腰的化工企业企图操纵公共和科学舆论来扼杀作者的声音，她的勇敢回击反而得到了人们的重视。所以它在短短十年译成了几十种语言，甚至在“文革”中的中国也有人知道这本书。

同时，环境保护运动也在六七十年代在世界各地兴起。第三世界国家的环保运动多是反帝反殖民主义的一部分，比如反美修建军事基地和反美修建大坝的运动。反战特别是反美越南战争对橙剂（Agent Orange）的使用等等。环保运动的这些经典后来之所以会在联合国的人类环境会议上被提出来，还有一个背景是60到70年代初的反战运动。我们知道二战以后化工业和军工业的渊源很深，除草剂最初就是化学武器研发计划转民用的结果。越战开始后，因越南植被丰茂，游击队藏身其中，而美军为了清灭植被，减少伤亡，开启了所谓的“彩虹计划”，以色彩代表所研发的各种毒剂，称枯叶剂或落叶剂，其中危害最大的就是橙剂。橙剂受害者全身溃烂血红的照片流出，引起了国际社会极大的震惊和关注。国际社会对越战和对使用橙剂的控诉，构成了六七十年代的环保运动的重要声音。1972年联合国举办了人类环境会议，谴责了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中国在1972年这样一个关口第一次参加了人类环境会议，中国有相关的报导，《人民日报》上就有不少。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 An Inconvenient Truth ，2006）中讲道，环保运动在70年代后期的新一波发展与阿波罗号登月后，对地球认识的改变有关。从宇宙深处拍摄的“地球初升”和“蓝色玛瑙”等照片传递出新的地球理念，如科学家拉弗拉克（James Lovelock）所说，地球和其他类似星球如火星、金星不同，是活的星球。对生态和环境的保护意识开始生发为地球保护运动，如清洁水运动、地球日的确立、“地球第一”等反帝环保组织和环保口号的出现都是在70年代。“活的地球”的意识也继承了从阿尔多·李奥帕德（Aldo Leopold）及其《沙郡年记》（ A Sand County Almanac ，又译《沙乡年鉴》）开始的物种保护运动，以及由挪威哲学家阿恩·奈斯（Arne Naess）的《深度生态学》生发而来的对人在地球上的位置的哲学和理论思索。《深度生态学》的最大贡献是把生态和环境保护扩展到人文、思想、价值观的领域。这里的生态学不仅是解决环境问题而已，而且是反思和重建内在的价值系统。《沙郡年记》因为有个比较生动的例子，下面多说两句。

《沙郡年记》是以方志体书写的对美国中部地区环境和生物的保护工作。作者本人就是做自然保护和物种掌控工作的，据自己的经历和伦理思考写了这本书。有一次，他和他的同伴兴冲冲地射杀当时被认为威胁到当地人生活的狼群，等赶到跟前时，一只母狼奄奄一息，而它带的四只小狼已被打死，他无意中与母狼临死前的眼睛对视，这个对视让他非常震动。在《像山一样想》（Think as the Mountain）这篇短文中，他写出了这个感受：我们不知道狼在山的社群里到底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如果把山当作一个主体，会对这件事情怎么看？显然，作者展示了人的道德和山的道德之间的巨大裂隙。他最有影响的理论是强调，一个地方的社群观念不应该仅仅基于人类，而应该包含那个地方的生物，包括水、山、地和地上的所有生命。这个生态的社群概念，后来的生态保护运动很有影响。

至于人文研究中的生态批评，指的是成熟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到这个世纪初出现于英美文学研究中的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生态批评关注于文学作品如何表现自然、污染，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这两本书中可以窥见这时期欧美生态批评的面貌：格雷格·杰拉德（Greg Garrard）的《生态批评：新批评小术语》（ Ecocriticism：the New Critical Idiom ）和《生态批评读本》（ Ecocriticism Reader ）。前一本是纯文学的，后一本杂出众手，涉及相应的文化概念和文化实践。我们来具体看看它们在处理什么样的内容。

《生态批评：新批评小术语》处理的是文学和哲学的问题。第一章“污染”（Pollution）实际上把生态批评的源起追溯到《寂静的春天》。接下来的一章叙述了生态思考和环保主义的不同侧重和各种立场，并阐发了其哲学和理论层面的内涵，比如生态女性主义（Ecofeminism）、社会生态学（Social ecology）与生态马克思主义（Eco-Marxism），还涵盖了欧洲大陆哲学家像海德格尔的所谓的生态哲学。接下来的两章是对生态文学批评的综述，可以说概括了英美对18、19世纪自然母题的文学研究成果，这里面谈到了和现代以来的“自然”观念相关的几个文学和文化母题，如Pastoral，我看中文的对应词是“田园牧歌”，是欧美18、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中的一个母题；Wilderness也是一个横贯新旧大陆的文学母题，中文里的“荒野”二字并不能完全代表它背后的文化内容，比如美国文学文化中对荒野和崇高的美、真、纯的追求。它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绝对分野，而中文的 “荒野”二字很可能并不是这个意思。不过这里无法展开讨论这个问题。下面的第五、六、七章涉及生态批评更晚近的发展趋势，包括如何在地球上居住、动物研究以及地球意识的变化。这本书虽然以欧美文学文化为主要内容，却是一本不错的入门书。

文学写作从现代以来就和世界的文化思潮密不可分了。人文研究想要触及生态问题，对那些以生态、草原、河流山川湖泊为书写对象的文学当然是要重视和研究的，这些作品往往被称为“生态书写”，而这些作者往往在作品里表达了自己的思考和感受以及做了历史现实记录。诗歌比较容易举例。我们都知道华兹华斯那种站在生态的角度批评工业社会的诗歌。比如这首《尘世诱惑甚多》批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人类获取自然的馈赠” “肆意挥霍大自然的能量”，忘记了“自然与人类之一体”，“竟然连心一起抛弃”。他的批判甚至表现为对整个时代的发展进步的否定：“我宁愿是一个被陈腐教条喂养的异教徒”，直言“前现代”的“原住民”和大地万物的关系在工业革命时代更有价值，“站在这片怡人的草地，一睹大自然的清姿丽影”的那种自由，正是拿工资的劳动者正在失去和被剥夺的。华兹华斯把自然当作自由的场所，用以对抗和批评工业资本主义对自然资源和人类的生产。生态书写当然不限于这种田园牧歌式的批评。比如近年来，中文里以生态和环境问题为对象的写作数量也大幅度增长，有生态纪实文学，记录发生的生态事件、生态衰落对人类社会所造成的影响，或有历史调查性的文学，即作家经过大量调查和采访写出的作品。另外也有原生态文学。最近刚看到的《冻土笔记——达森草原的前世今生》（刊于《中国作家》2019年第5期），“我在来世的路上/想起前世的歌谣”，以怀旧、以美的消逝展现生态遭受的破坏，“风轻云淡”，“畜群”踩着“夕阳”，有“血脉”和“流水”的是以前的已经消失的达森草原。生态诗歌很早就开始很活跃了，种类风格多样，不仅有于坚那种诗意的诗歌，也有非常直白简单纪实的诗体。这些直接以生态、海洋、山川湖泊、草原、动物为对象的作品，不论是日记，还是散文或小说、纪实作品，都可以说是广义的生态书写。

但是人文研究对生态危机的介入不仅限于研究广义上的生态写作而已。实际上今天文学中的生态意识已经超出了“生态书写”的范围，涉及了社会、历史、人心、伦理、文明中的内涵。比如有意识地从生态角度触及现实、历史和人文价值的小说，例如格非的“江南三部曲”、《望春风》，贾平凹的多篇小说等，并不是典型的生态小说，而是关涉到历史变革和人文价值变化的故事。实际上，大多数作品中都不是以生态或自然为对象的，但都反映了这样那样对生命和物质世界的价值考量，或者说反映了价值观与生命及物质世界的脱节。你可以说几乎所有种类的小说和电影都包含某种生态意识形态，即对生态和地球以及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看法——小说《神木》、《白鹿原》，电影《三峡好人》，都包含这个意义上的生态意识形态，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写到了煤矿、白鹿和三峡，而且因为它反映了对地球和生命价值的思考。格非的小说中一直出现的无用、废、荒原的母题，并非典型生态书写的对象，但却涉及对生命的价值以及生命和物质世界关系之价值的反思。这是否可以是一种“没有自然的生态思考”？“没有自然的生态思考”一语，我借用的是提摩西·莫顿一本批评生态批评的著作的标题： Ecocriticism Without Nature ，他指出生态批评必须突破现代以来的认识模式，即人与自然二项对立的认知和表达模式。如果生态批评不能突破这个认知模式，不过是在重复现代以来生态意识上的最大误区而已。人文研究者需要面对的研究任务实际上是挑战人文研究自身的许多前提和设定，包括对要表现的“自然” “生态”和物质世界本身的设定。

再扩大一点说，人文研究还必须从生态批评的角度去研究那些非生态写作、非生态文化，这些在文学和文化史上占据主要篇幅。人文学者需要研究这些非生态文学如何想象和表现生态、人、宇宙万物，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象和表现形式。比如前一段得到不少好评的《流浪地球》，展示了地球和人、科技之间什么样的关系，如何追溯其意识形态的文化史？又比如，流行文化如小说和连续剧一般赋予动物和植物的什么样的价值，我估计它们大都具有被吃被采摘的价值，而这种毫不掩饰的攫取和暴力被当成美和欢娱来表现，这背后有怎样的意识形态来源、道德和历史变化？这就是人文研究需要处理的问题。另外，现代以来的很多重大理论问题，比如资本、劳动力、价值、传统、迷信、进化等概念，都有待从生态危机的角度进行再解读、再阐发。近来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已经阐明，所谓资本主义和政治经济的各种命题本身就是生态命题，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生产本身就是一种生态或反生态的生产。也就是说，不可能有离开生态角度的政治经济学、资本、劳动和价值。对于人文学来说，现代以来的人文主义、语词、道德和想象力本身都具有生态内涵，甚至“自然”乃至人文主义这类关键词本身，都已经是对生态与人类政治经济关系的特定的文化生产。因此，也不可能有离开生态而展开的人文主义和文学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在第三讲再继续展开。

地球体系和全球生态危机

《寂静的春天》出版近60年后的今天，人文研究来到了一个新的全球生态现实，其范围和紧迫性都大大超出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种局部性的污染、生态战争以及地域性的生态保护计划。核武器、生化污染、濒危物种、军事基地和大坝等等，是从上世纪就开始得到重视的环境问题，而气候变迁、温室气体排放、生物多样性消失、热带雨林的大幅度焚烧、海洋生物的灭绝、南北极冰盖冰层融化、岛屿下沉和海平面上升，还有其他等等，成为今天全球性生态危机的表现。这些新的现象对人文学者意味着什么？人文学者如何、能否了解和应对这一系列新的生态危机？理解和感受这个超越个人和国别经历的生态危机，一度成为很大的问题。现代以来，尽管自然界可以丰富多彩，却是非政治非道德的。我们对地球和所谓“自然”的政治伦理想象基本上是对财富和资源的想象，而自然财富和资源是以国家划分的。我们眼中的海洋是领海，领海之外是公海。海洋作为各种鱼类无国界的家园这样的想象往往被非政治化，隶属或臣服于讨论领海权的话语。同样，我们眼中的陆地和森林是领土的一部分。你可以称亚马逊热带雨林是地球的绿肺，但那些地处巴西的跨国集团则会把巴西境内的亚马逊雨林看作那个国家的经济资源。其他许多对地球至关重要的生态系统，如沿海的珊瑚礁、野生物种、南北极的冰盖，都要么被看成国家的财富，要么看成与己无关的荒野之物。除了把地球当资源之外，现代以来的认知习惯也决定了我们无法想象气候变迁这种看不见摸不着、变化不定的现象的“现实性”。我们不能相信像地球这样固定的、无生命的物质世界会因区区人类的行为而脆弱地崩溃。这方面曾经有许多讨论和书籍，大家可以自己留意。

但实际上，人文研究者们是可以了解这一系列新的全球生态危机的。这里，我认为科学家们对九大地球体系安全边界的描述，可以帮助人文学者快速掌握全球生态危机的情况。十余年前，科学家意识到全球生态危机发生在生态的各个层面，为了获得整体的理解，来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设立了对九大地球体系的研究，试图通过对不同地球体系状况的考察，来阐明目前地球生态危机的程度。他们自称为地球系统工作小组（Earth System Working Group）。这九大地球体系包括大气系统（即气候变迁）、生物系统（即生物多样性）、生化循环系统、海洋系统（特别是海洋酸化程度）、陆地系统（包括土地的使用和森林覆盖）、淡水系统、臭氧层、新物质的使用、大气气溶负荷等。科学家们力图为每个地球体系设立全球安全指数的边界（planetary boundary），标志什么才是人类可以活动的安全的范围，并示诸公众。以洛克斯多姆（Johan Rockström）和斯特芬（W.Stefan）为首的27位不同领域的科学家联合研究，经过测量和核算规定了九大代指地球的边界，发表了题为“人类活动的安全地带”（A Safe Place for Human Operation）和“地球系统的临界”（Planetary Boundaries）等一系列文章。Boundary是什么？比如你在一个悬崖上站着，再往前一步就是万丈深渊，那这断崖就是boundary或边界，站在边界这边还算安全，跨过边界就是深渊，就会极为危险。在科学家那里，这个边界是以一系列数值为代表的，每几年就会更新一次。他们第一篇文章发表于2009年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斯德哥尔摩地球复生中心（Stockholm Resilience Center）。2015年由其中19位科学家又联合更新了这一研究，提供生物多样性、海洋酸化等等的最新数据，考察其与正常范围间的关系。他们把数据制成图像，然后用比较清晰简单的语言来表述地球生态的紧迫性。

只要耐心阅读一下这幅图像和简单的描述就可以了解目前地球发生了哪些生态危机。2009年和2015年的两个图基本一致，都是用颜色、文字和符号来表示区别。绿色表示安全范围，在临界值之内。黄色警示这个系统已经进入不安全地带（the zone of uncertainty）。红色则警示这个系统已经在极度危险状态，超过边界。问号表示科学家尚未在该领域建立一个测量的标准。在九大体系中，有三个体系的边界尚未奠定，比如大气气溶负荷的浓度到底是多少，地球原来没有的新物质到底出现了多少，功能性的生物多样性是否可行，都属于未知。而已知边界的这六大系统中，已经有4个系统不再安全。其中2个已经遭到不可挽回难以恢复的破坏，另外2个地球系统则处于日益增大的危险中。这4个地球系统是：气候变迁系统（climate change）、生物多样性系统（biodiversity）、生化循环即磷氮循环系统（biochemical fl ow）以及陆地系统的变更（land-system change），特别是原始森林和热带雨林的消失。

我们需要了解这失去安全性和遭到不可挽回破坏的四个系统的具体状态。先来看气候变迁系统。它已超过安全的范围显示为黄色警示，它之所以未标为红色，是因为我们离气候系统最不可收拾的崩坏还有0.5摄氏度的距离。气候变迁是上世纪1978年由美国NASA航天宇航局的科学家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提出，第一篇文章发表在1980年。经过了二三十年很艰苦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真伪大战后，世界公众舆论才终于承认，如果现在的温度比工业革命前高出1.5摄氏度以上，对全球的生态系统就是致命危险，将会是一桩进入“灭绝水准的事件”（an extinct-level event）。这是由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简称IPCC）通过研究得出的结论。IPCC是由全世界195个联合国成员国的政府选送的几千名科学家聚集的气候变迁研究组织。他们在世纪初的报告就指出，若不采取行动，那么到本世纪末地球温度会比工业革命之前上升6度，那样的话，所以物种都会灭绝。也许我们很多人会误以为只有升温到了6度才是生物灭绝的来临，而那是远在2099年的事，还早着呢，“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但他们早已经指出，在升到3～4度时，25%～75%以上的物种都会消失，而剩下的物种则不可能离开已灭绝的物种而存活。实际上，这幅图景真正告诉我们的不是在6度或3～4度的终结图景，而是生物灭绝的趋势从可逆转变成不可逆转的时机。IPCC最近的研究表明，这个从可逆到不可逆的转变时机在升温1到2度之间就出现了。地球比工业革命前升温1.5度就已经是可逆与不可逆间的界限，超过这个就意味着失控，做什么努力都会为时已晚。我们现在的温度已经比工业革命之前的时代高出了1度，所以我们只剩下半度的空间。

为什么这半度的温差之间，世界会天翻地覆？每种生态危机都有其临界点。所谓的临界点指的是什么？比如我们将一支笔立于桌上，推一推它，它摇晃摇晃，还会站起来，回到它原来的位置。但是当它倾斜过了某个点，它就不能再摇摆回来，会不可逆地倒下去。这个点就是临界点，它比终结点更重要。詹姆斯·汉森，第一个发现全球暖化的科学家就指出，北极的冰盖就来到了它的临界点。北极的冰盖又大又厚，每年夏天它会缩小，但到了冬天它又会增大。但现在到了冬天它非但不会恢复原来的大小，而且继续加速缩小，到夏天几近无冰的程度。无冰不是终结，北极的冰本来是反射阳光的，但无冰的北极的深色海水会吸收大量阳光的热能，从而在无冰之后的北极开启的是加热模式。所以科学家们把临界点作为不可逾越的底线。另外，一个地区性系统的破坏会在全球有多米诺骨牌的效应。戈尔在《难以忽视的真相》这部第一次将全球暖化公之于众的纪录片中讲得很清楚。一个小小的例子，表面上看起来它只是热了一点，但可能造成某种植物花期提前，而靠这种植物的花蕊来生存的幼鸟在出生的时候错过花期，从而绝种。北极格陵兰冰盖化了，不仅海平面上升，海流温度也失常，影响到海洋生物的命运；喜马拉雅的冰层融化之后，数条文明发源河水会先涝后旱，面积之大前所未有，影响到数个国家成千上万人的生存。

现在再来看看图中其他三个亮起红黄警示的地球系统的情况。从那张图上“气候变迁”的地方顺时针看，我们看到下一个标有红色警示的系统是生化循环即磷氮循环系统。这个警示的意思是说，地球已经失去了它本身的生化循环，人为制造的磷和氮不仅取代了地球本身的磷氮，而且带来了这种循环的极度过量和失衡。这主要是上世纪下半叶以来大量使用化肥的结果。氮肥是通过从空气中固化而生产的，但人类从空气中提取的氮肥已经超出了地球所有地域本身含氮量的总和。而这些人为制造的氮的一大部分并没有被植物所吸收，而是以各种途径放射到空气中，或残存在土壤里。雨水把放射到空气中的过剩氮肥冲到河流、水道、其他非农田地区和海洋。同样，磷肥也是过量施用的，只有一小部分磷肥为作物吸收，大部分磷肥最终会进入地球的水系和海洋。由于它们数量巨大得超过了地球本身的生化含量，当过剩氮肥被冲入河流湖泊时会带来所谓的富氧化效果，流入海洋则导致海洋的化学紊乱。比如，它们可以导致某种对氮肥敏感的湖草急剧增加，吸收了那里所有的养分和氧气，导致其他物种如鱼类难以成活，成为湖中唯一的物种。磷和氮在海洋中的大量积累则是海洋生物的灭顶之灾，将海洋生态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 实际上，地球生化循环系统的危机性后果已经出现，比如墨西哥湾出现巨大“死区”即无氧区，不少海洋物种数量因此而急剧减少。至于人类用化肥催熟的食品是什么情况，这里不用多讲，但和水源的污染、对其他物种的伤害和最重要的海洋生态危机相比，那大概是最无足轻重的一环。

沿着这幅图的顺时针方向继续看下去，下一个带有黄色警示的是陆地系统用途的变化。这主要是地球原初的植被系统即森林、草地、湿地等等被人类所占有所改变，大量用于农业等活动的情况。我们知道原始森林和热带雨林在过去几十年里遭到严重破坏。2016年有关研究证实亚马逊热带雨林有20%已经消失 ^[1] ，而到今夏，亚马逊焚烧的速度和强度都前所未有地惊人，科学家们估测被焚毁的热带雨林已达25%～40%。而一旦达到40%，就达到了亚马逊热带雨林无可挽回的临界点。我们知道焚烧亚马逊是人为引起的。热带雨林和森林不一样，盘根错节，难以砍伐，所以那些大公司最常用最经济的毁林手段是焚烧。从一月到夏天，巴西一国的雨林焚烧次数已经达到七万多次。一旦到了一定面积，而且在干热的情况下，焚烧的局面很难控制。世界上第三大原始森林在印度尼西亚，它几年前仅剩原始面积的2%，98%都已经烧光了。热带雨林消失最坏的后果是生物多样性的消失。热带雨林是生物种类最集中的地方，有很多物种在其他地方无法生存。印尼热带雨林破坏的结果之一就是一种只能在那片雨林生存的红猿惨遭灭绝。当然，另一个最坏结果就是地球进一步失去了能够缓解气候危机的余地。森林和热带雨林被称为地球的肺不是没有原因的，它们吸进空气中大量的二氧化碳，将其转化为氧气。而热带雨林的消失会使整个地球进入某种失氧状态，同时使得气候变迁更加难以回转。

地球体系临界图上的最后一个红色警示标志了生物多样性已经全然陷入危机。生物学家从上世纪开始就警告生物物种的不正常消亡，它们消失的速度是自然消亡速度的100到1000倍。每天有267种物种从这个地球上消亡，包括各种动物和植物。2001年，联合国组办了世纪生态体系评估项目（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2005年的报告表明，人类在过去50年对生态和生物系统的破坏达到了历史最高，带来了生态系统众多不可逆的变化。众多物种消亡是人类行为的直接结果，比如人类直接的捕杀造成了海洋生物数量和物种的急剧减少，还有其他人为带来的灾难如焚烧热带雨林也造成无数物种的消亡。戈尔在《难以忽视的真相》中所举的幼鸟灭绝和海洋生物的例子都是气候变迁带来的物种消亡，而气候变迁是现代经济和人类生活方式的结果。很明显，人类群体为了自身食物、空间、自然资源所做的一切造成了其他物种栖居地的丧失以及合适的生存环境包括水源和温度的丧失。目前我们刚刚在开始修复某些物种的栖居地，进行物种保护，但最可笑最有反讽意味的是，到目前为止，人类知道名字的物种只占其中很小的一部分，约有十分之一。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些消失的物种和地球的过去未来有什么关系，它们在哪，生活习性怎么样，为什么消失，什么时候消失，我们对它们究竟有多么依赖。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提出了许多和人文学科关系密切的问题。很多人在提到生态危机时都会觉得个人什么都不能做、更不必做，科学技术会解决一切问题。绿色科技可以让我们既延续现在的好生活，又保护生物和动物。但生物多样性的红色警示恰巧证明了这种“科技救地球”意识形态的局限性。它无视了一个卡森已经批评过的理念，即把自然或地球生态系统当作可以分析掌控的死的对象，而无视它本身活的、不可预测的，因此也是不可控制的力量。现代科学之父牛顿就把物质世界看作是上帝创造的一个巨大时钟，上帝催动了这座时钟的发条，使它进入永动。而科学的目的是发现这座时钟运行的规律，发现了解了这个规律，就了解了上帝的工作，这里的一切都是可控的。这一牛顿式的可控科学观和“科技可以救地球”的观念十分相像。但我们都知道爱因斯坦不是这样看的。中国古老智慧也并不是这样理解宇宙万物的。按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三生万物”的说法，“道”活在万事万物之中，其变化的幽深玄妙可以参悟，却不可全数模拟控制。一旦“道可道”即可模拟可控制了，也就背离“道”了。当然，环境友好的科学技术是必需的，比如保护动物、育种、创建保留地栖居地延续了濒危的大熊猫物种，但科学技术对救地球而言远远不够。实际上对于物种多样性的消失而言，科学技术能做的不仅少，且赶不及。对那些迄今完全不知名字和习性却正在消失的物种，第一需要做的恐怕不是建立更多的科学实验室，而是整个人类群体和个体立即采取环境友好的行动，哪怕只从不用塑料制品开始。

总体来看，地球系统边界图和上世纪提出的环境问题相比，已经代表了一种全新的现实，而且这种生态危机的提出方式以及和文学的关系与上世纪的情况也非常不同。从现实角度看，核武器、生化污染、濒危物种和大坝等等从上世纪就开始的环境问题还在延续，而气候变迁、生物多样性、土地系统使用变化乃至生化系统失衡这些新的危机则出现在前所未有的巨大范围，涉及整个生物圈，超越一切国别。比如气候变迁，虽然是任何特定国家的现象，却被各个国家所共有，各个地方都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尽管受到影响的方式因地域而不同。在很多层面上，它要求我们彻底打破现代以来的思维和认知方式，从地球角度重新想象国家和地域的政治、道德、正义、资本等重大问题。实际上，这样大规模的生态问题对整个人类各个地域、文化、族群和阶级的世界观、正义观、公平观、价值观、政治正确观和不正确观都是巨大挑战，呼唤着对人文理解力、想象力、感受能力的根本改变。

人文研究与生态危机是什么关系

从生态危机和人文学科的关系的角度看，文学或人文学科在当前的生态现实面前实际上处于相当被动的位置。上世纪的DDT的危害是率先由卡森的文学写作来揭示的，文学或生态写作在反抗环境污染运动的始作俑者。而在今天的生态危机中，文学乃至整个人文领域却迟迟没有发声，这本身成为人文研究自己反思的问题。实际上，大家发现90年代的生态文学批评所建立的批评对象，如19世纪的浪漫派诗歌等主题无法直接触及今天所面临的生态危机。今天的生态危机需要更多的人文学科从更广泛的角度用更切中要害的方法来介入。于是在90年代以来的生态文学批评传统之外，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都出现了涉及生态问题的研究和实践，如环境人文（environmental humanities）研究、生态电影批评、环境史研究，以及从林业、地理学、人类学领域出现的生态研究和生态批评。气候变迁、生化循环失衡、生物多样性丧失以及陆地使用体系的改变这样的全球性生态现实，要求文学和文化研究超越自身的限定。

人文研究如何触及生态危机这个问题之所以被提出，因为两个现代以来的认识论问题，它们不仅一直以来导致了环境危机的出现，而且还阻碍了对当代环境危机的认识：一是真实可信性和可思议性，一是现代以来的普遍认识论，建立在人和自然的绝对分野上。这两者都是人或人文主义自身的矛盾。人文学科如何触及生态危机的主题？问题的提出来自著名印度作家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osh） ^[2] ，他2016年出版了《大误差：气候危机与不可思议性》（ The Great Derangement：Climate Crisis and the Unthinkable ），引起学界很大反响。 Derangement一词有错位的意思。高希指出，像气候变迁这么不容置疑、头等重要的事情，在现代之初就已经存在，在过去40年里进入公共话语，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进入了危急状况，但在全球的文学书写领域却很少见到回应。气候变迁一直是以科学报告、专题纪录片的形式进入公共领域的。而在文学和讲故事的领域，这个严肃的主题常常沦为那些灾难片、当代末日故事的素材，仿佛与正常的人类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不相干，气候变迁中没有人的故事，人的故事中没有气候变迁，被看成无关紧要、饭后茶余、可有可无的话题。高希用“大误差”这个词来形容说，后代人在回看我们这个时代时，会发现这个时代的文学是满纸谎言的，因为文学和全世界最急迫的现实之间不仅有巨大落差，文学甚至掩盖了气候变迁的真相。他认为这从道义上到常识上都是很奇怪的事。

高希指出，文学和最紧迫现实之间的巨大误差恰恰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在文学、文化和意识上的深刻问题。我插一句，直到三四年前，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问题最有介入意识的讨论，往往都不涉及气候变迁。即使那些十分关注社会现实的人，往往都会觉得气候变迁和经济平等、国际政治、劳工问题、反资本主义乃至人工智能的前景相比，不过是无关紧要的小事，而且气候变迁和国际政治反资本主义论题之外的论题，和资本主义没有关系。在高希看来，这说明我们整个思考重大人类问题的方式、知识和批评话语中，环境和地球一直是缺席的、没有重大性的。

为什么？这就是高希提出的问题。显然，气候变迁在小说中的缺席实际上并不说明气候变迁的难以理解，高希的反思集中在另一个角度，那就是资本主义和全球霸权下所形成的特定的认知体制如何遮蔽了我们的认知习惯，如何使得气候变迁和地球的变化无法进入小说的文学想象和写作方式。他认为正是这种认知体制的思维模式使气候变迁的真相仿佛不可思议，不可信，只能归类在灾难片和其他怪力乱神的题材里。这种认识体制是什么？在高希看来，那就是布鲁诺·拉图尔所说的一系列在“现代”才确立的二项分立范畴，比如人与自然的分立，或文化与自然的二项对立，主观与客观的对立，科学与神话及宗教的对立，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等等，当然，在非西方的语境里，我们还面临着所谓“现实”究竟属于前现代和现代的分立。拉图尔在《我们从未现代过》这本书里指出了这一“现代”认知体制的虚假性，因为这一系列二项对立的出现已经是文化和现代政治经济的产物，不代表真实。这里插一句，这一系列的二项对立，特别是把自然和物质世界划出人类政治经济生活之外的认知体制，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认知体制、认知前提。

可以具体到Novel这个概念。Novel对应的汉译是“长篇小说”。Novel出现的认识论前提是某种欧美中产阶级正常化、规律化的视角，以能看见的东西作为人类经验的现实边界。郭沫若“五四”时期创作的“我是一条天狗呀！我把月来吞了，我把日来吞了”，这类诗句在浪漫诗歌里是有意义的，但在巴尔扎克、狄更斯或茅盾小说里就会是无意义的。小说特别是长篇小说的叙事遵循了人与自然的分立模式，社会场景或个人一生的经历只有在人与自然之间的绝缘分野的前提下才能成立。简单些说，根据这个分野，人具有理性、语言、创造力、道德和感情，因而是各种人文价值和意义的所在，而“自然界”也就是物质世界是没有感觉、道德、伦理价值和行动者的，它没有意义，只有资源的价值。而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和道德的东西怎么能够进入叙事呢？人与自然的分野，不仅成为资本主义剥削全球自然资源的第一步，也是中产阶级对什么有意义什么没意义的“现实”定义。高希引了美国现实主义作家厄普代克（John Updike）的论述，小说是“个人（主人公）的道德历险”。这论述背后掺杂了自由主义的人的观念，即个人是想象、体验、道德和意义生产的唯一主体。比如，尽管人也是动物，但小说主人公一定不可能同时是人和动物，他身上的人性和动物性多半是对立的，因为动物在十八九世纪后特别是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后，已经代表了道德虚无和野蛮，不具备“道德历险”的资格。结果很多现代小说主人公同时也是动物的时候，多半是靠神话寓言或是现代派小说的写法，而不是以现实为场景的写法。19世纪欧美有很多人与动物对立的小说，如赫尔曼·麦尔维尔的《莫比·迪克》（ Moby Dick ，又译《白鲸》）等。这种想法背后是现代以来自由主义对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的道德的理解。

略加阐发可以说，即使有同时是人又是动物的主人公，他或她的故事在现代小说中往往都发生在某种代表过去或前现代的场景里，不属于我们眼前的现实。你可以说不对啊，卡夫卡的《变形记》不就是人变成甲壳虫吗？但卡夫卡虽说颠覆了现实观念，讲述了人的“异化”故事，但故事挑战的前提却是人虫变形的不可信甚至不道德，恰巧说明“可信性”是多么根深蒂固地建立在“人不是虫”这种价值观上。如果将卡夫卡换了庄子，讲成庄生梦蝶式的故事，则《变形记》也就不会有那么大的道德震撼力。现实主义的小说讲究眼前的现实和可见的时空，这样一个现实中的故事才是可信的，其道德的深度和人的定义于是也才可信。而没有这种客观逼真做标准，故事就失去现实感和可信性。而气候变迁和其他“外在”的物质世界的现象，因为没有道德感，只能要么是不可理喻的对象，表现为崇高、威慑力或文明的对立面，要么是为人所用、取之不尽的资源，并在这些意义上再生着现代以来人与自然之间绝缘分立的认知体制。也正因此，除非以不可理喻的灾难片、末日片等方式，气候变迁难以进入今天关乎现实的叙事。引申高希的和印度后殖民主义批评家们的看法，如果我们想反对和打破这种西方中产阶级的现代现实观，那么首先要进行后殖民主义、对帝国和资本的批判，追溯中产阶级规律化的真实观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高希看到的是现代二项对立非常彻底地覆盖了现代想象和现代小说，所有的非现代的价值和认知方式都留在了历史里，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仍然深刻受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认知方式的桎梏，仍然无法跳出它那种关于真实、道德和可信度的想象。

人文学科在生态危机问题上的另一重要讨论中心是人类历史和地球历史的关系，由“人类世”这个概念的出现而引起。“人类世”概念带出的核心问题与高希的问题有类似之处。它涉及更广泛的人文特别是历史的层面提出的问题，引起了许多讨论。其最重要的核心与高希提出的问题有相近之处，那就是如何打破人与自然的对立，如何把地球的历史引入人类的历史书写，同时考量人文在这个双重历史上的矛盾位置。

“人类世”概念的重要特点从字面就很清楚，那就是这个概念以“人类”来命名了地球的新地质时期，或不如说，以“人类”命名了上一个地球地质时期的终结。人类所终结的时期是全新纪（Holocene），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这段时间地球逐渐走出了冰川期变得温暖，变得适合万物生长，出现各种各样的植物、动物，人类也开始学会农耕，大地开始生长农作物。这是一个很长的地球时期，而且本该再延续十万年。但却在最近几十年前因为人类的活动而提早结束了，因为这个意外的结束，我们现在进入了人类世。之所以称为人类世，是因为人类已经成为这一意外到来的新时期最有主导能力的地球地质力量。科学家们一致认为地球已进入了人类世，不过对于这个时期的起始点有不同说法。有人认为是从工业革命开始，也有人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the great acceleration）。但有一点肯定的是，人类世与稳定温暖的全新纪相比可谓是危机四伏，它过高的温度会带来物种大量消亡，它充满不确定性更是带给地球太多的动荡和灾难，一句话，它使得地球不再是一个像全新纪那样适合万物生存的地球，很多人认为地球将会面临第六次大的灭绝。所以，人类世这个地质时期绝不值得乐观。

对搞历史和搞文化史的人来说，“人类世”的时间段正好对应着现代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乃至全球化的时代，所以人类世的概念刚一提出就引发了很多争论。比如“人类世”批评者们和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就曾经有过讨论。对“人类世”概念的阐述主要以收录一批人文学者论述的《人类世和全球环境危机：在新时代反思现代性》（ The Anthropocene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Crisis：Rethinking Modernity in a New Epoch ）（Clive Hamilton，Francois Gemenne、Christophe Bonneuil eds.，Routledge，2015）一书为代表。作者们试图从人类变成地球地质力量的科学陈述出发，打破那些虚假但仍然桎梏着当今经济生活实践的现代二项分立，主要是人与自然对立，以及人类史和地球史的在想象中的分离。人类世的理论研究者认为，人类世对人文研究的挑战首先是破除那种只把人类事物当作唯一有意义的研究对象的传统。不论是政治命题还是审美命题，它们都不再仅仅关涉到人类社会和历史，而且关乎地球的历史。人类世要求社会文化研究的对象不仅关乎人类，同时也关乎非人类，关乎人类与非人类的关系。作者汉密尔顿（Hamilton）甚至提出，我们应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人文研究者，同时也是地球地质学家才行。只有在人类史和地球史的交互关系中，才能完成人类世所要求的人文研究任务。有些人类世批评家希望通过“人”的概念诉诸理性，以达成对人类群体行动上的变化。比如最早的提出者克鲁岑和其他几位科学家就认为，既然人类开始意识到了生态危机，就会作出理性的抉择，改变自己的行为以扭转生态危机。另一些人类世批判者则指出理性并不是人们行动的原因，实际上现代以来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很多都是明知故犯的。人到底是自由主义的、启蒙主义意义上的理性的人，能够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约束自己加以改正，还是一个因外界的、无名的愿望而行动的主体？这都逼向了什么是人的问题。

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敏感地指出了某些人类世论述中那些有关人和理性的自由主义内涵，并从资本的角度论述当前全球生态危机的历史来源。他们提出，“资本世”也许比人类世更切中这个新地球地质时期的性质。地球走到生态危机这一步，并不是由于“人类”滥用和破坏了自然，实际上在西方人文语境中，“人类”概念的出现是历史的产物，是人和非人（动物）的二项对立作为前提的。“人类”已经是一个文化和历史的产物，不能不加历史分析就当成事实来使用。他们认为新地球地质时代的来临并不是由于“人类”剥削和破坏了地球，而是由于资本和资本的操纵者滥用剥削了自然和作为自然一部分的人类劳动，导致包括人在内的地球生态出现了重大危机。杰森·摩尔（Jason Moore）2015年的著作《生命网络中的资本主义》（ Capitalism in the Web of Life ）在这个问题上有很新颖的讨论，这里不再展开。生态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概念背后的历史文化分析很切中要害。

那么如何摈弃启蒙以来那些被认为是“人”独有的理性和价值的光环，超越人与自然的现代分立，来讨论“人类世”或“资本世”提出的问题？文化研究者面临的特别挑战是，如何把人类各群体的历史和地球的历史放在一起来研究，或者说如何探讨人类历史与地球历史的关系，再进一步说就是如何探讨人类群与地球历史间的互相缠绕之关系的历史。“人类和地球之间的关系史”听起来是很大的 字眼，但实际上是有具体内容的。历史理论家D·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在阐发“人类世”概念时指出，在这个新地球地质时期中，我们对过去现在未来的思考已经不能仅以人类群体内部的政治、正义和平等的标准来作为唯一的参照系。 ^[3] 在查卡拉巴提看来，在这个新的地球时代，政治、价值和道德的考量必须加上非人类族群的、生物圈的参照系。也就是说，非人类族群和生物圈必须作为主体出现在我们对政治、公平和道德的价值考量里。他举例说，比如那些认为穷人应大力追求发展，追求先进国家的好生活的想法，看起来是平等的，是天经地义的公正。但是实际上，却是富人的好生活方式导致了地球的物种和地球的未来的危机，而穷人的生活方式在帮助和维持着地球的生态系统。所以相比之下，穷人的生活方式更具有生态公正性和道德价值。所以说，只将平等的标准建立在富裕国家和富人的好生活基准上，与生态道德和生态正义恰好是相悖的。必须在生态和物种间的参照系上，重新确立关于公正、道德、平等等一系列人文价值。而这实际上是新地球地质时代要求人文研究者要做的功课。

那么人文研究和生态是什么关系呢？上面谈到的两个讨论，即关于小说和突破现代认知体制的讨论，以及“人类世”和“资本世”的讨论，实际上概括了文学批评和文化史、思想价值观念等数个领域。这两个讨论共同明确了一点，那就是触及生态危机的人文研究不仅是研究文学艺术中的“自然”“风景”而已，也不是把生态写作当作一种文体或特殊的书写方式。实际上，触及生态危机意味着触及人文研究本身和生态问题的关系。现代以来的人文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过资本、帝国及文化霸权相关联的认知方式的囿限，或受到现代知识生产方式的影响，有意无意地“掩盖”生态危机——在这个意义上，人文研究实际上参与了对生态危机的生产。同时，在生态危机的现实面前，人文学科领域中广泛出现了对导致生态危机出现的各种认知模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进行了批评性的反省。杰森·摩尔已经明确了一点，即政治经济活动本身就是生态活动，因此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批评本身就是一种生态批评。同样，我们可以说，人文活动本身就是生态意识生产或反生态意识生产，因此人文研究本身就是对于生态（或反生态）文化的研究。

总之，要想从人文角度去研究生态问题，人文研究学科本身首先面临一系列自身的反思。对于文学研究者而言，如何触及生态危机首先意味着克服思维方式上的意识形态机制。比如，人与自然的对立，这种现代意识形态的认知习惯长期以来左右了我们对主体客体、真实和现实的认识方式，以及我们对有价值无价值、有道德无道德的基本判断。而也正是这样一系列认知主导整个现代经济发展和生活方式的结果，导致了今天生态危机的出现。很显然，如果我们仍然把生态问题当作发生在自然界和外在物质世界的现象，只需要外在手段来解决问题，那么人文研究就永远无法触及生态危机。当人文研究不再继续生产这类认知方式以及连带的美学理论、真实观、写作方式和文学批评范畴，开始反思这些认知方式，挣脱它的桎梏，就是人文研究者从自己的领域“解决”生态危机的开始。生态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正是人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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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这里可参见Carlos A.Nobre等在 Proceedings of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上发表的广为引述的论文，“Land-use and climate change risks in the Amazon and the need of a nove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radigm” PNAS ，September 27，2016，113（39），P.10759-10768。科学家们测得亚马逊已有20%热带雨林消失，这消失的20%中，有15%开始修复。

[2] 他著有《理性环》（ The Circle of Reason ）、《阴影线》（ The Shadow Lines ）、《加尔各答染色体》（ The Calcutta Chromosome ）、《玻璃宫殿》（ The Glass Palace ）、《饥潮》（ The Hungry Tide ）等，代表作为描写鸦片战争的“朱鹭号”三部曲：《罂粟海》（ Sea of Poppies ）、《烟河》（ River of Smoke ）、《烈火洪流》（ Flood of Fire ），其中《罂粟海》与《烟河》分别于2012、2016年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引进出版。他曾获印度国内的挲诃德耶学院奖、法国的美第奇文学奖、英国的阿瑟·克拉克科幻奖，被印度总统授予印度最高荣誉奖。

[3] 参见The Anthropocene and the Convergence of Histories一文，载 The Anthropocene and the Global Environmental Crisis：Rethinking Modernity in a New Epoch ，Clive Hamilton，Francois Gemenne，Christophe Bonneuil eds.，Routledge，2015. eQF5NogIJtxn74qU5WQYikBwaVIwRuE9wSJ2h1ytGdH+LBjDrrj2LeA6Q9tM+1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