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评论》： 最近七年你一直在写回忆录，书中常有对志业与行业的思考。我的感觉是，对宗教信仰的丧失使你转向了写作。

西蒙娜·德·波伏瓦： 回望过去的时候，一个人很难做到一点都不虚构。我想写作的愿望从很久之前就有了。八岁的时候我就写过故事，当然很多孩子都这么做，并不真的意味着他们就想以写作为志业。对我来说，失去宗教信仰可能加重了我想要献身写作的愿望。而且，每当我读到深深打动我的书，比如乔治·爱略特的《弗洛斯河上的磨坊》，就生出特别强烈的愿望，想要成为她那样的作家，写出被阅读并打动读者的书。

《巴黎评论》： 英语文学影响了你吗？

波伏瓦： 我从小就格外热爱学习英语。英语中的儿童文学作品要比法语中的好看太多了。那时候我特别喜欢读的书有《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彼得·潘》，还有乔治·爱略特的书，甚至是罗莎蒙德·莱曼。

《巴黎评论》： 《含糊的答案》？

波伏瓦： 小时候我真的爱过那本书。其实它写得一般般，但是我那一代的女孩子都特别喜欢。作者非常年轻，每个读它的女孩子都能在主人公朱迪身上看见自己。那本书虽然隐晦，但是写得很聪明。对我来说，我很羡慕书里描写的英式大学生活。我住在家里，没有自己的房间。事实上我什么都没有。英国的大学生活虽然也不是完全自由的，但至少能有隐私的空间，我觉得那很美妙。罗莎蒙德·莱曼明了青春期少女的所有迷思，比如帅气而带有一丝神秘的男孩子，等等。当然，后来我读到了勃朗特姊妹的书，还有伍尔夫的《奥兰多》《达洛维夫人》。我对《海浪》不是很喜欢，但是我非常非常喜欢她写勃朗宁夫人的那本书。

《巴黎评论》： 她的日记呢？

波伏瓦： 日记我没有那么感兴趣。书卷气太重了。写得很迷人，但是对我来说有点陌生。她太关心自己的作品是否能得到出版，关心别人会怎样谈论她。我很喜欢《一个自己的房间》，伍尔夫谈到了女性的处境，只是一篇短文，却一语中的。她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女性无法写作。伍尔夫是最令我感兴趣的女性作家之一。你见过她的照片吗？特别孤独的一张脸……某种程度上，她比科莱特更吸引我。科莱特过分沉溺于她那些情事和家务事了——洗衣服、宠物……伍尔夫的视野更为广阔。

《巴黎评论》： 伍尔夫的书你是读的法译本吗？

波伏瓦： 不是，是英语原版的。我的英语阅读能力比说话强。

《巴黎评论》： 你怎样看待大学教育对作家的意义？你自己在索邦的时候是非常优秀的学生，大家都期待你成为优秀的教师。

波伏瓦： 求学生涯只给了我关于哲学非常表面的知识，却激发了我对哲学的兴趣。教师的职业对我很有好处，因为我可以花大量时间阅读、写作和自学——那时候还没有繁重的教学大纲。求学生涯为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为要想通过国家考试，必须去探索那些如果你只对广义的文化感兴趣就根本懒得去了解的领域。我从中学到了某种学术研究方法，在写作《第二性》（1949）以及开展各项研究工作的时候都很有用。那是一种浏览和总结的能力，我能迅速翻阅书籍，看看哪些作品重要，将它们分类，并拒绝不重要的东西。

《巴黎评论》： 你那时候是个好老师吗？

波伏瓦： 我不觉得。因为我只对聪明的学生感兴趣，对其他人完全不感兴趣。而一个好的老师应该对每个学生都感兴趣。只是，如果你教的是哲学课，就很难控制自己。总是那四五个学生回答所有的问题，其他人什么都懒得做。那我也懒得管他们。

《巴黎评论》： 你写了十年才出版了第一本书，那时候你已经三十五岁了。在那之前你觉得挫败吗？

波伏瓦： 没有，因为我那个时代，能在特别年轻的时候就出书是很罕见的。当然了，总有一两个例外，比如雷蒙·拉迪盖，他是个少年天才。《恶心》和《墙》出来的时候，萨特也三十五岁了，那时他也才第一次出书。我第一本差不多达到出版水准的书稿被退稿的时候，确实有一点泄气。等到第一版的《女宾》（1943）被退稿的时候，我也确实很沮丧。后来我想，我需要耐心一点，慢慢来。我知道不少作家的起步都很慢。人们经常举司汤达的例子，他四十岁才出第一本书。

《巴黎评论》： 你早期的小说创作受过任何美国作家的影响吗？

波伏瓦： 写《女宾》的时候我肯定是受了海明威的影响，他教会我使用简洁明了的对话风格，让我意识到生活中那些细枝末节的事物的重要性。

《巴黎评论》： 你写小说的时候会列非常细致的提纲计划吗？

波伏瓦： 要知道我已经十年没有写过小说了，最近这几年我一直在写回忆录。写《名士风流》（1954）的时候，我先围绕一个已知的主题构思人物和情境氛围，然后情节再一点一点成形。不过总的来说，在开始动笔写小说的时候，我远远没有想清楚情节。

《巴黎评论》： 大家都说你是个无比自律的人，没有一天不工作，从不虚度时光。你每天几点开始工作？

波伏瓦： 我总是迫不及待想要开始工作，虽然总的来说我并不喜欢开始新的一天。我会先喝杯茶，差不多从上午十点开始工作到下午一点。然后我去见见朋友，下午五点再开始工作到晚上九点。“下午场”开始的时候要捡起做了一半的事情继续，这对我来说并不困难。过会儿等你走了，我就看看报纸或者去买点东西。大多数时候，工作是一件令人快乐的事。

《巴黎评论》： 你什么时候见萨特呢？

波伏瓦： 每天晚上，午饭时间也经常能见到。我一般下午会在他那边工作。

《巴黎评论》： 要从一个公寓去另一个公寓不让你觉得困扰吗？

波伏瓦： 不会。因为我不写学术研究类的书，所以我可以把各种纸张草稿随身携带，这种安排实现起来效果很好。

《巴黎评论》： 工作的时候你能立刻全情投入吗？

波伏瓦： 这个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我正在写什么。如果工作进展顺畅，我会花一刻钟到半小时读一读前一天写的东西，做一点修改。然后我就继续写下去。我得先读一下我写完的部分，才能从之前停下的地方捡起来继续。

《巴黎评论》： 你的作家朋友们也和你有同样的习惯吗？

波伏瓦： 不一定。这个因人而异。比如热内的工作方式就非常不一样。他为某个项目工作的时候可以整整半年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等他完工了，又可以整整半年什么工作都不做。而我一年里有两三个月的假期在旅行，基本上完全不工作，其他时间每天都会工作。出门旅行的时候我也会装上一整个旅行包的书，虽然其实都是没时间看的。但是如果这趟旅行延续了一个月甚至一个半月，我就开始觉得不舒服了，尤其是我刚写完上一本书，还没开始下一本的时候。我不工作就会觉得无聊。

《巴黎评论》： 你的原稿都是手写的吗？由谁来辨认誊清？纳尔逊·艾格林说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能认出你的手稿字迹的人。

波伏瓦： 我不会打字，但是我有两个读得懂我的手稿的打字员。每次我给一本书定稿的时候，都会把手稿重新抄写一遍。我是很小心仔细的人，会下很大功夫。我的字还比较好认。

《巴黎评论》： 《他人的血》（1945）和《人都是要死的》（1946）都涉及时间的主题。这方面你受到过乔伊斯或福克纳的影响吗？

波伏瓦： 没有，这是我个人始终关切的一个点。我一直都对时间的流逝有非常尖锐的意识。我总是觉得我老了。哪怕在我十二岁的时候，我就已经在想三十岁一定很恐怖。我会觉得有什么东西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并失去了。我也知道我能从时间里得到什么，人生中某些特定的阶段教会了我许多东西。但是，尽管如此，我还是一直害怕时间的流逝，害怕死亡不停地迫近我们这个事实。对我而言，时间始终与死亡紧密相连，与我们总是不可避免地越来越靠近死亡的这个念头相连，与我们对衰退腐烂的恐惧相连。主要是这一点，而不是事物会解体，或者爱会慢慢减少直至消失——当然那也很可怕，只是我自己从来没有因此困扰过。我的人生总有极为稳定的延续性。我一直生活在巴黎，基本上住在同一个街区。我和萨特的关系已经维持了很长的时间。我还在和认识很多年的朋友继续见面。所以并不是我感觉到时间会破坏事物，而是我一直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我知道在我的背后已经过去多少年，知道在我的前方还有多少年。我会去数。

《巴黎评论》： 在你的回忆录第二卷中，你描述了萨特在写作《恶心》时，被那些他称之为“螃蟹”的怪物幻象困扰，焦虑不堪。那时候你似乎是两人中比较乐天的一方。但是在你的小说里表露出的那种对死亡的忧虑，我们在萨特的笔下是看不到的。

波伏瓦： 就像他在《文字生涯》中说的，他自己从来感觉不到死亡的迫近，而他在高师的同学里就有人——比如《阿拉伯的亚丁》的作者尼赞 ——格外为这个主题着迷。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萨特认为自己是永生不死的。他把一切都赌在文学创作上，寄希望于自己的作品可以不朽。至于我，因为我的个体生命终将消失，我一点都不关心我的作品是否有可能长存。我总是强烈地意识到生命中最习以为常的事物都终会消失：一个人的日常行为，一个人的记忆印象，一个人的过往经历。萨特认为生命可以被文字的圈套捕捉，而我总觉得文字不是生命本身，只是生命的复制品，某个已经死掉的东西的复制品。

《巴黎评论》： 你说到点子上了。有人说你不具备将生命转化成小说所需的力量，说你书里的人物完全是照搬自己身边的人。

波伏瓦： 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想象力？长远地来看，这个问题其实讨论的是如何实现一定程度的普适性，是生命的真理究竟是什么，一个人真正活了什么。我对不基于现实的作品并不感兴趣——除非是大仲马或者雨果的那种史诗级别的虚构神作。我不认为单纯的编造故事即是想象力的体现，我觉得那只是人造之作。我要是想为自己辩护，就会举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例子，那本书里所有的人物都是从真实生活中取材的。

《巴黎评论》： 说回你书里的人物。你怎么给他们起名字？

波伏瓦： 我觉得起名字不是很重要。《女宾》中“格扎维埃尔”这个名字的来源是，我只认识一个叫这个名字的人。我起名字的时候通常直接用电话号码簿或者回忆一下以前教过的学生的名字。

《巴黎评论》： 你和你笔下的哪个人物最有共鸣？

波伏瓦： 我不知道。我对人物本身的兴趣不及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无论是爱情还是友情——的兴趣。评论家克劳德·罗伊也这样说过。

《巴黎评论》： 在你的每部小说里，我们都能找到一个女性角色被虚假的信念误导最终濒临疯狂。

波伏瓦： 很多现代女性都是那样的。女人被迫扮演并非自身所是的角色，比如去扮演青史留名的交际花，去伪装自己的个性。她们都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我很同情这种类型的女人。她们比那些平衡得很好的家庭主妇和母亲更令我感兴趣。当然，我最感兴趣的还是那些既真实又独立、工作着创造着的女性。

《巴黎评论》： 在你的小说里，没有任何一个女性角色对爱情完全免疫。你喜欢浪漫元素。

波伏瓦： 爱情是巨大的殊遇，经历真正的爱情（极为罕见）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的生命会因此充盈丰富起来。

《巴黎评论》： 在你的小说里，好像女人在爱情中的体验更为充分，比如《女宾》里的弗朗索瓦兹，还有《名士风流》里的安娜。

波伏瓦： 原因是——抛开其他不谈——女人在爱情中更为全身心地付出，而这又是因为大部分的女性并没有多少别的事情可以为之投入。可能也因为女性更有能力产生深刻的共情，这是爱情的基础。也许还因为比起男性角色，我更容易把自己投射在女性角色上。我笔下的女性角色总是比男性角色内涵更丰富。

《巴黎评论》： 你从来没创造过一个真正独立自由的、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彰显《第二性》主旨的女性角色，这是为什么？

波伏瓦： 我在小说里写的是女性在现实中的样子——矛盾重重的人，而不是她们应该成为的样子。

《巴黎评论》： 在写完长篇小说《名士风流》之后，你暂停了小说创作，开始写回忆录。这两种文学形式你更喜欢哪一种？

波伏瓦： 两种我都喜欢。它们带给我不同类型的满足和失望。写回忆录的时候，能有现实为我背书令人十分愉悦。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像我这样每天跟随日常现实写作，就会忽略掉某些特定的深度、某种迷思或意义。而在小说的创作过程中，我可以表达这些维度，这些日常生活的弦外之音，却又总有编造的元素令人不安。我的目标应该是创造，避免编造。长久以来，我一直想要写写自己的童年和青年时代。这些人生阶段与我之间存在着非常深刻的关系，但在我的任何一本小说中都无迹可寻。甚至在我写第一本小说之前，就已经渴望展开一种心对心的沟通。这是一种非常动情的、非常私人的需求。在写完《端方淑女》 （1958）之后，我并不满足，于是考虑再做点别的，但是没能做到。我对自己说，我努力奋斗才获得自由。我用我的自由做了什么？产出是什么？我写了续篇，覆盖了我从二十一岁到此时此刻的人生，从《岁月的力量》（1960）到《事物的力量》（1963）……

《巴黎评论》： 几年前，在弗门特的一次作家大会 上，卡洛·列维将《岁月的力量》描述为“本世纪最伟大的爱情故事”。因为萨特第一次以凡人的形象出现，你呈现出了一个没有得到公正理解的萨特，一个与传说中的萨特非常不一样的男人。

波伏瓦： 我是有意为之的。他不想让我写他。等他看见我讲述他的方式之后，就放手任我去写了。

《巴黎评论》： 萨特虽然已经享有二十年的盛名，但是依旧遭到误解，被批评家猛烈地攻击，在你看来，这是为什么？

波伏瓦： 是政治方面的原因。萨特是一个强烈地反抗了自己出身阶级的人，所以那个阶级视他为叛徒。可那恰恰同时也是有余钱、会买书的阶级。萨特的处境非常矛盾。他是一个反资产阶级的作家，作品却被资产阶级所阅读，作为资产阶级的产物受到仰慕。资产阶级在文化上处于垄断地位，认为是自己给了萨特生命；与此同时，又因为他攻击资产阶级而厌恶他。

《巴黎评论》： 海明威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曾说：“关于有政治头脑的作家，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如果他的作品得以长存，你读它的时候需要跳过谈论政治的部分。”当然你是不会同意的。你现在依旧相信艺术可以为某项事业“献身”吗？

波伏瓦： 海明威恰恰是那种永远不想公开做任何政治表态的作家。我知道他参与了西班牙内战，但他是以记者的身份。海明威从来没有深刻地献身于任何事业，所以他认为文学当中能够永恒的是没有注明日期的部分，是没有任何政治瓜葛的部分。我是不同意的。有许多作家，我喜欢或不喜欢他们是和他们的政治立场有关的。过往的时代里，并没有多少作家的作品真正抱有政治主张。虽然人们阅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和阅读他的《忏悔录》抱有同样的热忱，却没有人再去读《新爱洛伊丝》了。

《巴黎评论》： 存在主义的全盛时期似乎是从“二战”结束到一九五二年。当下的热点是“新小说”，像德里厄·拉罗谢勒 、罗杰·尼米埃 这样的作家。

波伏瓦： 法国确实在向“右”回转。新小说本身并不是反对政治社会变革的，新小说的作家也不是。支持他们的人可能会说，这些作家想要废除某些资产阶级陈规。但是他们并不是打算扰乱什么。从长期来看，戴高乐主义把我们带回了贝当主义，可以预料，像拉罗谢勒这样的合作者以及尼米埃这样的极端反对变革派会重新得到很高的声望和评价。资产阶级再次展露出真面目：这是一个反对变革的阶级。看看萨特的《文字生涯》所取得的成功就知道了。这其中有几点值得留意。那本书就算不说是他最好的一本书，至少是最好的作品之一。按照任何考量标准，那都是一本出色的书，激动人心地展现了娴熟的技艺，是非常精彩的写作。与此同时，那本书能够大获成功是因为它是一本去政治化的书。评论家将那本书连同《恶心》一起称为萨特最好的作品，要知道《恶心》是他的早期作品，同样也是一本去政治化的书，所以比他的戏剧作品更容易同时被左右两边接受。我的回忆录的第一卷《端方淑女》也是如此。出身资产阶级的女性读者很高兴能够在书中找到自己的青春记忆。但是自从《岁月的力量》问世，反对和抗议就开始了，一直延续到《事物的力量》。这个断裂是极为清楚且锐利的。

《巴黎评论》： 《事物的力量》的最后一部分专门写到阿尔及利亚战争，你对这场战争的反应好像非常个人化。

波伏瓦： 我体会和思考事物是以一种政治化的方式进行的，但是我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政治行动。《事物的力量》的最后一部分完全是关于战争的。法国对阿尔及利亚战争已经不再感兴趣了，写这个似乎已经过时了。

《巴黎评论》： 你当时没有意识到人们注定会忘记那场战争吗？

波伏瓦： 我写那个部分的时候删掉了很多页。这意味着当时我已经意识到等书出来的时候，谈论这个已经过时了。但是与此同时，我又绝对想要谈论这件事，而且十分讶异人们的健忘程度竟到了如此地步。你看过青年导演罗贝尔·恩里科执导的电影《美好的生活》吗？人们因为那里面拍到的阿尔及利亚战争而震惊不已。克洛德·莫里亚克在《费加罗报》文学版上写道：“为什么拍给我们看的都是伞兵降落在公共广场的镜头？这并不忠实于生活。”可是，这就是忠实于生活的。我曾经每一天都在圣日耳曼德佩区透过萨特家的窗户看见那些伞兵。人们就是想要忘记。人们想要忘记自己的记忆。这就是为什么我并没有像我以为的那样，因为关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言论而遭到攻击，我被攻击的地方反而是我对老年和死亡的观点。至于阿尔及利亚战争，所有的法国人现在都已被说服了，他们相信这场战争从未发生，从来没有人被酷刑折磨——要是真的有酷刑，他们是一定会反对的。

《巴黎评论》： 在《事物的力量》末尾，你写道：“当我难以置信地回望当年那个轻信的少年人，我震惊地看到自己是怎样受骗的。”这句话好像引起了各种各样的误解。

波伏瓦： 人们——尤其是敌人们——试图将这句话解读成我的人生是一个失败，我要么是承认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是错误的，要么承认了说到底女人还是应该生儿育女，云云。任何仔细读过我的书的人都能看出我的意思恰恰相反，我想说的是我不嫉妒任何人，我对我的人生所呈现出的样子完全满意，我兑现了我全部的承诺，所以如果让我重活一次，我也不会选择任何不同的活法。我从来没有后悔过不生孩子的决定，因为我想做的事是写作。

那么，我为什么要说“受骗”呢？像我这样抱持存在主义世界观的人，人类生命的悖论恰恰在于人总想要“是”什么，却终究只是“存在”着。本质与存在的不一致意味着，当你把赌注都押在“是”什么之上——某种程度上，只要你做了人生计划，就会这样，哪怕你其实知道自己无法真的“是”什么——你回望自己人生的时候就会意识到自己仅仅是“存在”着。换句话说，人的生命并不像神灵（人们设想出的神灵就是不可能存在的事物）的生命那样是你背后的一个坚实固体。你的生命仅仅是凡人的生命。

所以，就像阿兰 说过的：“我们没有被许诺任何东西。”我很喜欢他这句话。某种意义上，这句话是真的，但在另一方面，它又不是。因为一个出身资产阶级的男孩或女孩拥有一个特定的文化，他或她其实是被许诺了一些东西的。我认为任何年轻时生活艰辛的人都不会在多年后说自己“受骗”了的。我说我“受骗”了，指的是那个每天在乡间的榛子树丛旁做着白日梦、设想自己将来会做什么的十七岁少女。我做到了所有我想做的事——写书，学习事物的道理，可我还是感觉“受骗”了，因为这些都不再重要。还有马拉美的那行诗，讲到悲伤的香气驻留心间，我忘了原句是什么了。我拥有了我曾经想要的东西，尽管如此，一个人想要的却永远是什么别的东西。一位女精神分析师曾经给我写过一封很聪明的信，信中说：“最后的分析显示，欲望永远比被欲望的客体更深远。”事实就是，我拥有了所有我渴望过的东西，但是当欲望被实现的时候，欲望本身包含的那个“更深远处”并没有实现。年轻的时候，我拥有的人生观和希望是所有受过教育的人、所有的资产阶级乐观主义者都会鼓励一个人去拥有的，也是我的读者指责我居然不鼓励他们去拥有的。这就是我的意思，我并不后悔任何我做过的或想过的事。

《巴黎评论》： 有人认为对上帝的渴望是构成你作品的基础。

波伏瓦： 不是这样。萨特和我一直都说，并不是有这种想要“是”什么的渴望，这种渴望就必须对应任何现实。这正是康德在智识层面上谈论的东西。一个人相信偶然并不意味着他有理由去相信有一个至高力量的存在。一个人想要“是”什么，并不意味着他就一定能实现，甚至“本质”也不是一个可能的概念，至少不是作为思考的同时又作为一种存在的那个“本质”。本质和存在的完全统一是不可能的。萨特和我一直拒绝这一点，这种拒绝构成了我们思考的基础。在人的里面存在一种虚空，哪怕是在他的成就里也存在这种虚空。就是这样。我不是说我没有获得我想要获得的成就，而是说成就本身从来不是人们以为的样子。另外，这里还有一个有点天真或者自命不凡的方面，因为人们会想象如果你在社会层面上获得了成功，就一定会完全满足于自己总体的人生状态。事实并非如此。

我感觉“受骗”还暗指了另一层意思——就是人生让我发现世界如其所是，世界是由苦痛和压迫组成的，这世界上大多数的人仍然经受着严重的营养不足，这些都是我年轻时完全不了解的事情，那时候我以为探索世界是去发现美好的东西。在这一点上，我被资产阶级文化骗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想去骗别人，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写出我感觉自己受骗了，是为了让别人不要受骗。这确实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总而言之，我先是一点一点、然后是越来越多地发现世界上的不幸，尤其是最后阿尔及利亚战争带给我的感受，以及我在旅行中的所见所闻。

《巴黎评论》： 有些评论家和读者感觉你谈论年老的方式实在不令人愉悦。

波伏瓦： 很多人不喜欢我说过的话是因为他们想要相信人生中的任何年龄阶段都很美好——所有的儿童都天真，所有的新婚夫妇都幸福，所有的老年人都平静。我一辈子都在反对这样的想法。毫无疑问，在当下这个时刻，我面对的不是年老而是开始变老。就算一个人拥有自己想要的全部资源，享有别人的喜爱，也有待完成的工作，开始变老依然意味着人的存在的变化，这个变化的体现是你会失去很多东西。要是一个人不觉得失去它们很遗憾，那仅仅意味着这个人并不热爱它们。我认为那些过于轻而易举地美化年老或者死亡的人才是真的不热爱生命。当然了，在现如今的法国，你非得说一切安好，什么都美好，包括死亡。

《巴黎评论》： 贝克特也深刻地体会到人类生存状况的欺骗性。他会比其他的“新小说家”更令你感兴趣吗？

波伏瓦： 当然了。“新小说”里所有关于时间的构思都可以在福克纳的作品中找到。福克纳教会了他们怎么去做。在我看来，福克纳是玩味时间主题的作家里做得最好的。至于贝克特，他突显生命黑暗面的方式非常美丽。可是他坚信生命就是黑暗的，只有黑暗面。我也认为生命是黑暗的，但同时我也热爱生命。而对贝克特而言，他的这个信念似乎把一切都毁坏了。如果你能说的只有这个，是没有五十种不同的方式可以来谈论它的，我觉得贝克特的许多作品仅仅是对他早前谈论过的内容的重复。《终局》是对《等待戈多》的重复，只是表达方式上更软弱一点。

《巴黎评论》： 当代法国作家里有哪些人让你感兴趣吗？

波伏瓦： 不太多。我收到很多手稿，令人烦躁的是大多数时候都不怎么样。目前我很期待维奥莱特·勒杜克。她最早的作品被收进一九四六年的“希望”丛书，加缪是那套书的编辑。评论将她吹上了天。萨特、热内还有儒昂多都很喜欢她。她的书始终不叫卖。她最近出版了一本很精彩的自传，名为《杂种》，书的开头发表在《现代》杂志上，萨特是主编。我给那本书写了序，因为我认为她是战后未能得到应得赏识的法国作家之一。现在她在法国享有很大的成功。

《巴黎评论》： 你觉得你在当代作家中位列何处？

波伏瓦： 我不知道。要用什么来估计？动静、沉默、后世、读者的数量、读者的缺乏、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内的重要性？我认为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人们还会阅读我。至少，我的读者是这么告诉我的。我为女性问题的讨论贡献了一点东西。我是从读者寄给我的信里知道这一点的。至于我的作品的文学质量，严格意义上的“质量”，我完全没有概念。

（原载于《巴黎评论》第十四期，一九五六年秋季号） einXG6TcPcI/toZHaHWbRk7AVL04egykMTJrzRV+klfpDXxA/0byWl5PZ51JnTz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