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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交大的优秀教师在“文革”十年中没有机会走上讲台，所以当我们77、78级学生进来以后，老师们似乎又焕发了活力，教育的春天、科学的春天又一次来临。所以当年所有的教师都倾尽自己所学，想培养好我们这批学生，为中国“四个现代化”做贡献。我记忆中印象非常深刻的老师主要有五位。
第一位是当年教我们“数学分析”的沐定夷老师。记得当年我进入力学系后，我们要和数学系的学生们一起学“数学分析”。沐老师的课讲得特别好，思路清晰，板书也很整齐，像讲故事一样给我们上“数学分析”。他的课只要你上课认真听，课后做作业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数学，所以我也成为我们那届唯一一位“数学分析”三次期末考试都是100分的学生。
第二位是陈启源老师。他教授的是力学最困难的课程之一——“理论力学”。他讲的课，理论性很强，但速度却一点也不慢，讲的概念都十分明了。通常情况下，两节课90分钟，他只讲60分钟左右就能把所有概念讲完，剩下的时间就给学生们讲习题。他讲课的声音洪亮，抑扬顿挫，一气呵成，并且内容通俗易懂，学生很容易把握要领，从没有人打瞌睡。
第三位是我当年的研究生辅导员李绪桂老师。因为我当时年纪比较小，老师就对我很关心。我们即将毕业的那年，李老师找到我说：“你平时表现很不错，怎么也不考虑打个入党报告呢？”作为师长，她常常对我们进行党的思想教育，耐心引导我们向党组织靠拢，也是在那一年，我在毕业之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第四位是我的导师江可宗教授。我们非常幸运，当年系里为一些优秀的本科生专门配备了导师，我的导师就是江可宗教授。他每两个礼拜就会把我叫到他家，告诉我科研是怎么回事，应该怎么做。他虽然没有出过国，英语却非常好，我的学术启蒙就来自江可宗老师。他要求我们在本科阶段就开始阅读英文文献，这对没有英语基础的我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当时英文的杂志还很少，他经常把自己的英文杂志借给我们看，我的英语是在他的帮助下才逐渐有所长进。他还是一个十分爱国的人，后来他的妻子儿女都去国外了，他选择一个人留在了上海。他说他要为祖国培养教育学生，为国家做贡献。他常常告诫我们：“国家正是飞速发展的时候，你们以后可以出国，但也要时刻想到为国家做贡献。”江可宗老师的这种爱国精神对我们影响非常大。
第五位印象深刻的老师是何友声教授，他是我们当时的系主任，他的一言一行对学生的影响是终身的。我记得1980年前后，我们班级同学组织春游，他一个系主任、大教授，就跟着我们这群毛孩子一起去了苏州。那个时候，交通不像现在这样发达，常常都要靠走路，他就和我们一起走了过来。何老师每到一个地方就会给我们讲那里的历史典故，在这个过程中，他就把他的一些思考和看法自然而然地传授给了学生，对我们进行了潜移默化的爱国、励志、成才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