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精神分析的脉络中，“心理社会”这个名词和概念，明显是用来补充“性心理发展”这一中心理论的。要厘清这一切的来龙去脉，必须回溯到我在维也纳接受训练的时期——亦即“自我心理学”当家做主的时代——并简短地追溯一些对于自我和社会环境关系的概念沿革。是的，当时只有两个针对自我的基础研究：安娜·弗洛伊德的《自我与防御机制》以及哈特曼的《自我心理学和适应问题》，这两个研究分别出现在1936年和1939年。直到1933年，在我完成培训并移民去美国之前，大多数关于自我的讨论都是以这两个研究所依据的学术观察和结论为基础的。同时，自我的防御和适应功能成为精神分析的核心理论。我之所以要从理论的源头谈起，是想说明作为一名年轻的研究者的我，在关注自我在个体与群体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时，发现了这整个理论如何努力想要得到却仍缺乏系统性的关注。

回忆当时最有意思且最能代表整个领域进展的，就是隐藏在安娜·弗洛伊德和哈特曼之间的新概念的理论争辩。安娜·弗洛伊德直截了当地表示：当她于1936年首次正式向维也纳学会提出有关自我防御机制的结论时，“哈特曼表示他欣赏整个理论，但他强调自我与本我的战争并非全貌，同时需要考虑许多有关自我成长以及自我功能的问题。当时我的观点比较局限，这样的想法对我来说太新，一时之间没有办法消化、理解。”她继续谈到，她的研究贡献在于“自我防御机制对抗驱力这方面，而哈特曼则是从一个较为革命性的新角度，谈到当时分析研究范围以外的自我自主性问题”。

“分析研究范围以外”，以及“革命性”这几个字，点出在精神分析理论不同的发展时期中，都曾提及自我选择界限的问题。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思考在精神分析理论中，每一个发展以及每一个相对用语的概念和其在科学上的应用，实际上应该包含所有应用于人类的自然科学理论。弗洛伊德的原始见解当然着重驱力导向。对于我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在中欧接受训练的男女，都会记得这个最为根本的用语——“Trieb”。在德文的用法中，它有许多自然哲学的含义，例如升华以及颠覆的力量，但这些意义在它被翻译为“本能”或者“驱力”时丧失掉了（这有好有坏）。“Die suessen Triebe”即“甜美驱力”，德国诗人会说：“严格的生物学家认为所有的研究必须不负科学之名，寻找‘平等尊严的规律’——平等对待那些在自然科学中已经被孤立和被量化者。”弗洛伊德坚持认为“我们现在对于心理学的暂时概念，总有一天会得到生物结构的证实”，但他也清楚地表示愿意等待一个真实、可信赖的实验机制，能够囊括所有，甚至包括神秘的本能力量。所以我们知道他反对赖克的“物质主义”，他企图从身体外在寻找驱力的可测量痕迹。

弗洛伊德的研究始于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之演化的时代，而新人本主义让原本自豪于所谓成熟文明意识和道德发展的人类，被迫接受自己其实根源于动物祖先，起源于原始的上古时代，甚至是起源于自己生命初始的婴儿阶段。无论如何，这些背景一度暗示着：多年来，本能力量传达的只是某种仪式上的信念，而刻意不去追求严格的科学证据。然而，此时这些信念却开展了梦想不到——或者梦寐以求——的洞察。为什么要在此提到弗洛伊德，是因为（最近所公开的弗洛伊德与荣格的往来书信，仍然描写得非常具有戏剧性）他认为首要在于谨慎研究人类无意识和本能的核心部分，即他所称的“本我”，并且要小心防范人类对于探讨自己较为“低等”本质的顽强抵抗，或者借着将其神化为“高等”存在，而剥夺关于该本质的洞见。这么一来，社会本质以及待探讨的内在部分，在一开始就被界定为“治外法权领域”，甚至往往被定义为“外在世界”或者“外在存在”。因此，我们骄傲的自我，即弗洛伊德称为“先端生物”者，效命于三个主宰，同时受到三个威胁：外在世界、本我的力比多，以及超我。

弗洛伊德首次讨论自我和群体生命的关系时，谈到他那个时代的社会学家（例如勒庞、麦克道格尔）描述的是“人工”群体组成——群众、民众、单纯的集体，或是弗洛伊德所称的“初始”和“原始”群体。他在意的是“成熟的个体进入人类集体，获得群体的心理特质”。他预言性地思考这些群体“允许人们丢掉无意识冲动的压抑”。当时，弗洛伊德并没有谈到最基本的问题，例如个体如何能够得到他在“原始群体以外拥有的”，亦即“自己的连续性、自我意识、传统、习惯、特别的功能以及定位”。弗洛伊德分析“人工”群体（如教会或军队）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呈现这些群体是因为“爱的本能”而凝聚，是从他们建立社会依附的生物目的转化而来，“但是他们并不会因此以较少能量运作”。这最后的假设引起我们探讨心理社会发展背景的兴趣：什么样的法则可以让“爱被转化……从性到社会目的”，并且在转化过程中没有能量的削减。

安娜·弗洛伊德在针对自我防御机制的摘要中，再一次把普遍被认定存在的社会力量归类为“外在世界”：“当自我的防御机制启动，抑制焦虑的发展，转化本能，即便在困难的状况下，仍能确保某种程度的满意，从而建立本我、超我与外在力量之间最和谐的关系，此时自我即得到胜利。”在她之后的文章中，对于发展轴线的建构延续了这样的趋势：“每一个例子……追溯孩童从依赖的、非理性的、本我决定的及客体决定的态度，逐渐成长为自己内在和外在世界的自我主宰。”然而，当被问到有什么会单独影响发展时，安娜·弗洛伊德建议：“我们必须寻找突发的环境影响。从对较年长儿童的分析和成人分析的再建构中，我们发现这些影响力量存在于家长的人格、行为和概念，以及家庭气氛与整体文化的影响中。”问题在于，这些环境因素到底有多少是属于“突发”的。

反之，哈特曼全力主张人类的自我绝对不只在进化上对抗本我，而且有其独立的发展根源。事实上，他将运动性、知觉、记忆等经典的人类心智运作称为“初级自主性之自我组织”。他的结论也指出这些发展出来的能力，可以适应地被称为“一般可预期的环境”。正如拉帕波尔所说的：“他的这些概念为精神分析概念和适应理论建立了基础，也为精神分析中的自我心理学整理、归纳出了第一个关于现实关系的理论。”但是拉帕波尔也补充说，他“并没有提出一个特别分化性的心理社会学理论”。事实上，一个“一般可预期的环境”似乎只描绘了最低限度的状况，仅止于存活，而忽略了社会生活中大量的变异性和复杂性，以及戏剧性的冲突，而这些正是个体和群体活力的源泉。事实上，在这个领域的发展中，在划清每个定义是在哪一个时间点出现时，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看哈特曼的文章中持续使用的下列名词，像是“关于现实之行为”“相应于现实之行动”“于外在世界的行为”。精神分析理论这种机械性和物理性的用语，以及对于“外在世界”执拗的引用方式，在我接受训练的早期非常困扰我，尤其是临床课程的整体氛围（安娜·弗洛伊德的“初级课程”）。当时我已经对社会和内在问题产生兴趣，但被“唯精神分析训练马首是瞻”的精神所鼓舞。弗洛伊德有一次在写给罗曼·罗兰的信件中提到，“我们天生的内在本能和周遭世界都如其存在，我不得不认为爱和科技对于人类生存同等重要”。而我们这些学生在临床讨论中，实际经验到了现代意义之博爱（caritas）：理论上来说，人类皆平等地面对同样的冲突，即便是精神分析师也可能避免不了（且极为本能地）将这些冲突从自己的生活中转移到既定的治疗环境中。而精神分析的“技巧”，便是需要精神分析师去洞察这些冲突。

不管怎样，这些我在学生时代所理解的概念和用语在今天被我用来去定义一个新的共同精神核心。这些广泛而密集的个案发表和讨论，都与理论架构的传统用语南辕北辙。临床和理论语言用两种不同的方式解释人类动机，但在我们的受训经验中，两者又被证明是互补的。

此外，我们在治疗成人的过程中，去引导并建构一些具有确定性和关键性的童年阶段，并对人生阶段研究的早期模式提出假设，证明了直接的精神分析和治疗对儿童也有效。讨论这种个案时，精神分析的发展理论最为显而易见，因为儿童的明显病征验证了精神分析对病志的假设，他们大多数时候把大人对他们的期盼直接表现在游戏和沟通上。儿童伴随着本身的激烈冲突，宣泄出他们对于经验和统合充满智慧和启发性的努力。精神分析师在研习课程中讨论儿童病人时，分享他们深度参与之“进步教育”，此时科学理论所用的简约语言已经退居幕后，而幕前正生动而巨细无遗地描绘着病人和特定人物之间的互动。在此，个体和群体（例如家族）互动的自然环境观点，成为未来的研究对象，而非个体内在驱力和防御之间的“经济角力”观点。两位顶尖的年轻学者西格弗里德·伯恩菲尔德和奥古斯特·艾伦霍恩的研究就证明了这一点。我认识前者，因为他当时是一位伟大的访问学者；后者则是对少年罪犯最具同理心和最实在的评论人。

现在，毋庸置疑，我们当时受到的训练在理论上和临床上采取了不同的基本取向，如同十九世纪着重能量间的经济平衡，二十世纪则注重互补和相对性。我在还没弄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的情况下，将我第一本书的第一章命名为“个案历史的相关性和相对性”。不论我当时怎么说以及如何模拟两者，现在我认为精神分析的基本临床取向，是认识对多重相对性的经验。希望我在这篇文章中能阐明这一点。

但是我在维也纳时的训练环境中还存在第三个元素，我没有办法将其归类于临床或者理论取向。我指的是愿意对形式和意义的丰富交互作用给予开放的、格局方面的关注（我只能从美学角度这么称呼）。其中甚者，就是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借此，我可以简单地解释观察到的儿童游戏行为，关注这些行为在拒绝和扭曲什么，以及他们如此巧妙的（通常是幽默的）明显表现。没有这些，这些仪式化的行为模式便无法被理解；没有这些，对于当时接受视觉训练多过语言沟通训练的我而言，就无法找到一个“自然通道”去接触这些庞大数据。（无论如何，我在维也纳的第一篇精神分析论文是有关儿童绘本的，在美国的第一篇论文则是《游戏构成》）。我重申这些，是因为这些元素仍然是精神分析的艺术与科学基础，并不能被实验和统计调查所需要的“证据”基础所取代，虽然它们本身可能具有联想性和满足性。

我谈论的那个时代是一个历史性高峰，当我们学习观察内在世界的种种揭示时，世界将经历一场浩劫。“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概念的分割，在深层上代表着根基于犹太-基督教文明的个体启蒙和种族主义的极权崇拜之间的分裂。这个事实威胁到这里谈到的许多研究，然而，它们当时的努力却固执地加倍，对治愈和启发的要求与日无减，时至今日更甚。

同时，在大西洋的这一边，像我这样年轻的精神分析师，谨慎而确切地发现：为发展维也纳自我心理学而准备的社会调查，在这里可以马上延续并发扬。我们迫切地整合跨领域研究，分享新兴的精神分析机构以及新“学派”的创新精神。哈佛大学良好的医学环境使得精神医学与社会工作相结合，并且在那里蓬勃发展。亨利·默里当时正研究着生命历史，而不是个案历史。还有许多跨领域的交流（受到劳伦斯·弗兰克、玛格丽特·米德以及其他人的广泛影响），医学和社会研究之间的大门敞开，思想的交流使得领域之间的互补之处很快显现。就在《自我与防御机制》出现在维也纳的同一年，我非常荣幸地能和人类学家斯卡德·麦基尔一同访问位于南达科他州松岭的印第安人苏族保护区，目的是观察并且证明一个精神分析或者说心理社会的理论。在我们与美洲印第安人初次对话时，最让我们惊讶的是他们从远古时代流传下来的育儿方法，其背后的理论和精神分析所考虑的依据竟是如此相关。我们很快得出结论：这些部族的训练方式，是通过婴儿早期的身体经验，将族群经验（我们称之为族群特质）传递到自我形成之初。

在比较了这个大平原上狩猎族群的古老育儿系统与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渔猎族群之后，我开始将眼光放在斯皮茨所称的儿童对于发展的准备上，以及群体对于抚育儿童所准备的模式之间的“对话”上，即“物种特异性适应的资源和来源”。我们也认识到儿童训练方式的重要性，不只关乎个体生命阶段的内在平衡，而且在于整个群体在面对科技和历史变迁时，所必须维持的生态学平衡。

这个发现并不值得欣慰，是激励了我们：那些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经历的，起码能让我们在未来可能通过新的政治心理学，净化最文明和最先进人类族群中那些最具破坏性的倾向。

我只希望这篇文章能够澄清心理社会理论的演进背景，特别是起源，及其对于整体精神分析理论的意义。我将从前性器期的功能谈起，它提供力比多能量，影响个体生命周期的健康以及生态平衡，也影响世代循环。前性器期是否只为了前性器期而存在，而自我统合是否只为了个体而存在？

后面的探讨，将基于我著作中大量而多元的临床和“应用”观察及经验。如同前面所指出的，这一次我不再只说故事，因为它们都已经被说过了。我在这里必须在多处提供解释，甚至引用我自己的话。

同时，我可能没有办法在探讨这些结论，以及在提到这几十年来其他学者类似或者相反的看法时，不去主张我的精神分析学派之心理社会学观点。国家精神卫生研究院邀请我写这本书时，请我务必要这么做。 bbRcC01k2r3JIUIlj1SqDHVK6QGEZeh26cztIsgPeX1zXmD/9CmEHN6b76fggdA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