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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挑战和“儒学第三期”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一些西方启蒙思想家赞赏儒家人道主义精神时，在其诞生地的中国，儒家学说的教条化也发展到了极端。礼仪形式不仅变得迂腐僵化，还成了所有创造性和新生事物的障碍。中国乃中央帝国、是世界唯一的文明中心的观念，使得帝国的统治者根本无法理解欧洲正在发生的革命性变革。他们只是好奇那些精巧的机器，如西方的钟表，而对已经来临的重要的科学创新和其他变革的深远意义却浑然麻木不仁。
直到19世纪，中国才真正地感受到西方的冲击，并开始视西方为儒家传统的强劲对手。不同于大部分早期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认同，19世纪欧洲的来访者总体上完全漠视中国人的感情和价值。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他们不断地发起军事袭击，用武力迫使中国接受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开放口岸、在中国建立租界地。这些严酷的现实迫使中国人反思中国传统、特别是儒家思想。看透了保守立场的不切实际的本性，一群儒家官员，特别是林则徐（1785—1850）和张之洞（1837—1909），发起了“自强运动”，他们试图以中国传统为“体”、西方文明为“用”：“中学为体”，是强调以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社会命运的根本；“西学为用”，是主张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科学技术，效仿西方国家在教育、赋税、武备、律例等方面的一些具体措施，举办洋务新政，以挽回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颓势。但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后来被证实为一个自欺欺人的“面子工程”而已。因为事实上根本无法毫发无损地将儒家传统作为一个优越的“体”来保存，而仅仅傲慢地、有选择地接受某些西方学说为其所“用”。的确，这种“体”“用”之分离似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梦幻。
20世纪之初，新文化运动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发起了一场自秦始皇以来声势最为浩大的反儒浪潮。儒教被批为中国万恶之根源。高喊着“打倒孔家店！”“欢迎德（Democracy民主）先生和赛（Science科学）先生！”这些口号，一群从中国文化遗产中挣脱出来的学者，如陈独秀（1879—1942）、蔡元培（1868—1940）、李大钊（1889—1927）、鲁迅和胡适（1891—1962）等，领导了一场全盘反对儒家传统文化的运动。这些知识分子还将大量西方启蒙思想介绍到中国，包括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穆勒（John S.Mill）的《自由论》、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尼采的“超人”观念、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卡尔·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以及杜威的实用主义。
1949年，共产党领导中国，马克思主义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中国以外的许多人不知道的一件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959年至1968年间的国家主席刘少奇（1898—1969），写下了一本虽然简短但影响极大的书——《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在这本书里，刘少奇不仅引用了儒家的术语“自我修养”，还多次引用了孔子和孟子的话，用以说明，自我修养是一个要经历持久艰难困苦的转化过程。作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要树立消除一切剥削和腐败的坚定目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少奇惨遭迫害致死。他死后，中共最高领导毛泽东（1893—1976）又发起了另一场叫作“批林批孔”的运动，在这次运动中，林彪，这个毛泽东先前选定的接班人，被说成是一个像孔子一样，打着人民利益的幌子来维护特权阶层利益的领导者。
在毛泽东去世后不久的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经历了“文革”的动乱，中国人开始重新评价毛泽东思想和开始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然而，即便是那时，人们也不会想到，将会有一个儒学的复兴时代。在一本题为《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e：A Trilogy）的书里，美国汉学家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写道：“最初，他们（儒家）的观念是一种能量，是一个鲜活的社会的产物和知识的财富。最终，当产生它和需要它的社会渐渐开始化解，它变成了一个影子，仅仅存活在许多人的心中，并且只是作为它自身而被欣赏……儒家人物一贯看重历史，而现在他们自己变成了历史。”
列文森还没有意识到，被牟宗三等人称为“儒学第三期”的时代已经来临。西方世界在现代化进程中暴露出来的许多日益深化的危机，与一直保持儒家传统的“亚洲四小龙”——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的成功形成了对比，触发了对西方知识传统的批判性的反思以及对儒家思想的关注。通过对儒家思想的现代化的阐释，当代儒家学者越来越确信，儒家思想蕴含了开解后现代主义世界难题的丰富的哲学资源。
正当中国开始快速现代化的进程时，毛泽东时代后的“道德真空”和全盘接受西方观念的特洛伊木马的危险双双而来，中国政府也开始重新评价儒家，并对它的积极作用显示出越来越多的重视。20世纪80年代的早期，中国建立了孔子基金会。该会主办了大量的儒学学术会议，出版了定期的儒学研究刊物。近年来，中国政府提倡和谐和以人为本，这两个主张一定程度上具有鲜明的儒家印记。关于儒家的书籍和电视讲坛已成为文化沙龙甚至家庭聚餐谈话的流行话题。于丹一本解读《论语》的实用道德论说书籍，在一年里面居然售出了400万本！尽管很多学者难以接受该书对孔子学说的一些误读，但依然不妨碍该书作者一夜之间成名为“学术超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