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儒学的盛行

与儒家并行的另外两个最具影响力的中国传统思想是道家与佛教。道家大致与儒家同期形成，其奠基人老子是一个神秘而又传奇的人物。关于他的最有名的传说是，老子经过函谷关时，关令尹喜看见一团紫气从东方飘来，认为必有圣人来到，赶忙迎接。只见一位老人骑着青牛徐徐走来，这就是老子。尹喜款待老子数日，请他留下著述，老子推辞不掉，于是留下了五千言，即著名的《道德经》。老子写完此书之后，就骑着青牛，继续西行，从此杳无踪影，成了隐士。这就是“紫气东来”的典故，中国人把紫气比喻吉祥的征兆。

大约在公元前4世纪，另一位著名的道家思想家庄子，给我们留下了一部杰出的著作《庄子》。虽然老子和庄子的思想有许多微妙的区别，他们共同塑造的道家文化，与儒家文化并行，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如果说儒家是中华文化河流之上看得见的浪潮，那么道家则是这条河流底下绵延不断的暗流。尽管道家始终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因素，却只是偶尔地涉及公众和政治领域。讲起道家，人们总是会联想到隐居山林，享受简单、自然和随意的生活方式，不愿抛头露面介入世事纷争的高人。这种道家隐士在《论语》里多次提及。一次，一个楚国“狂人”经过孔子的车子时，唱道：

凤啊，凤啊！

美好的德行为何如此衰微？

过去的无法挽回，

未来的还可以追。

算了吧，算了吧！

现在当权者岌岌可危。

孔子下车，准备与他交谈，狂人却加快脚步避开了，没能和他说上话。

中国传统思想中与儒家并行的另一大学说是佛教。和道家不同，佛教不是起源于中国。它是发源于南亚北部地区的一种哲学和宗教，其奠基人是印度北部释迦部落王子乔达摩·悉达多（前563—前483？）。它在公元1世纪被引进中国，当时儒家刚成为正统意识形态不久。初来乍到时，佛教显得很低调。它运用道家的词汇传达佛教的理念，并接受儒家的忠孝观念，保证践行佛教可以给人带来更好的来世，还能使国家更加稳定和繁荣。但是不久，佛教就超出了儒家最初的预期，成为儒家强劲的竞争对手。不仅佛教厌弃尘世这一核心观点和它鼓励青少年出家为僧的做法，有悖于儒家传统，而且佛教的快速传播导致了大量的人口和土地资源被佛教寺庙掌控，其影响还直指政治领域，以至于不但佛教组织变成社会政治力量，有时，甚至皇帝也信了佛。比如，南朝梁武帝（502—549年在位）便数次放弃皇位，出家为僧，而每一次朝廷都要付巨资才得以赎他回宫。

来自佛教和道家的挑战，严重地削弱了儒家的统治地位。这种状况到了宋（960—1279）明（1368—1644）时代出现了转变。以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兄弟俩与朱熹（1130—1200）为主要代表的理学与以陆象山（1139—1193）和王阳明（1472—1529）为代表的心学通过创造性地诠释传统儒家来应对这些挑战，使儒学达到了另一个高峰，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文献和精微的理论。程朱理学以“天理”作为无所不在的万物之本，认为正如同一个月亮映照在所有的江湖海洋里一样，万物都含有理。这种理学本体论反过来又印证了儒家的伦理学和修养身心的功夫：通过人的本性的修养和扩充，可以达到天人合一。朱熹从《礼记》里挑出《大学》与《中庸》两篇（后者是儒家著作里最具形而上学意味之作），并将这两篇与《论语》《孟子》并列，合称为“四书”，作为儒家的核心经典。通过以“理”的学说重新解读这些儒家经典，朱熹架构了一个思辨精致的哲学体系，抗衡佛教和道家，使儒家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与程朱理学不同，陆王心学强调心即是理，并指出程朱理学将“理”作为外在于人心的抽象形而上学实体，会将儒家的修身误导到追求空洞玄虚的原则上去的歧路。而心学同时也受到了对方的指责，认为它只是伪装了的佛教和道家而已。理学和心学之间的辩论延续了数百年。在此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书院，吸引了大量的学生。他们不时举办公开辩论，亮出自己的观点，针锋相对而又不失学者风范地抨击对方。这场争辩虽然以程朱理学终成官方认可的正宗而使理学在政治上略占了上风，但两家都对宋明时代儒学的发展与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培养了许多儒家学者和官员。

这种外与佛、道对话，内有学派争鸣的过程，标志着儒家进入一个新的时代，通常叫作宋明儒学，或者统称宋明理学。它是一种由那个年代诸多儒学家各自的理论组成的，结合了道家的宇宙观、佛教的某些思想与儒家的核心价值观的综合体。虽然在宋以后的元朝，皇帝主张信奉藏传佛教（这种宗教今天主要流行于中国西藏、蒙古一带），但在元朝以后直到20世纪初封建王朝被废止以前，历代中国皇帝都以宋明理学作为国家的基本准则。

虽然学者们认真地构建着他们的体系并锱铢必较地在理学和心学之间进行论辩，普通民众更关注的却是那些最直接影响他们生活的内容。在现实的社会运用领域，某些宋明理学中的说法被截断了上下文的联系，摘取出来以后教条式地强加于人们。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存天理，灭人欲”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些说法由于其剥夺人的自由和压制人的自然欲望，而成了20世纪早期反儒浪潮集中攻击批判的靶子。

明清后期的儒学家们已经开始了对他们宋明前辈的批判，不过其程度远不如20世纪的批判者们来得激烈。通过对早期儒家经典的重新解读，启蒙思想家们如王夫之（1619—1692）等，将儒家带回到一个更加人性化的形式。他们辩说，先师孔子不是要人们消除欲望，相反，他只是希望人们将这些欲望提高到“人的”欲望的高度，也就是以有礼有节的方式来满足。但在政治上，这些明清后期儒家的观点并没有起到很大的实际作用。宋明理学的观念依然占据着统治地位，甚至到清代晚期，特别是借助于既是儒家学者又是天才军事将领的曾国藩（1811—1872）在军事上所取得的成就，它还有一个短暂的复兴。

17世纪，西方天主教的传教士来到中国传教，与孔子学说不期而遇。他们是第一批将孔子这个“东方智者”相对全面地介绍给西方的人。当时，西方启蒙思想家们包括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等都为孔子的人道主义而感到振奋，并以此为武器来抨击欧洲的世袭贵族统治。使莱布尼茨感到特别惊异的是，他所发明的二进制运算，早已存在于中国古老的《易经》里。在《易经》里，阴爻和阳爻可以分别代表“0”和“1”。他兴奋地写道：“这说明，古代的中国人和当代人相比，绝对是超前的。这不仅仅体现在孝道（这是最完美形态的道德的基石），还体现在自然科学方面。”（Cook & Rosemont，1994） +bVJnKNuvoNTXcwVjp5OelwvCfW0sc0z8kMIO0YSr3b2umtfnofv9TvNRpGitL9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