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的延续

孔子“栖栖一代中”，他一生都在弘道——聚徒教学是弘道，周游列国是弘道，整理经典也是弘道。

在战国时期，孔子已经是中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了。形成于战国时期的《吕氏春秋》，引用孔子语录50余处，超出此书中所引用的任何其他思想家的话语。还有同样是战国时期的道家著作《庄子》，频繁地用孔子的名字来传达作者的道家理念：一会儿挖苦孔子，一会儿又把孔子直接作为自己的代言人。另一个思想流派的奠基人墨子（约前470—前391），在他的重要著作《墨子》里，有一章就叫作“非儒”。

孔子去世以后，他的追随者持之以恒地继承和发展了他的学说。同时，孔子的学说也开始被后人朝各种不同的方向予以诠释。按照《史记》的记载，孔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条分支。其中一条是从孔子的弟子曾子那里，通过曾子的学生、孔子的孙子子思，又延续到孟子。孟子后来被认为是儒家传统里仅次于孔子的“亚圣”，即第二号圣人。在思孟学派影响的笼罩下，其他分支逐渐凋谢，其中大多数甚至无据可查。

在孟子时代，墨子学说十分盛行。他最为突出的观点就是“兼爱”，即不受等级地位、家族地域的限制，爱人如同爱己。这种观点很吸引人，但与孔子的“爱有等差观”有极大的区别。孔子的“爱有等差观”主张：爱应该始于直接的家庭，然后逐级扩散到外围。孟子时代的另一个极端是利己主义的杨子哲学，他的著名口号是“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哪怕是让他拔一毛而利下，他也不干）。孟子极力地反对这两个极端，维护儒家的立场，并对儒家学说做出了杰出的阐述和发展。他认为墨子的兼爱比杨子的利己主义哲学好不到哪里去，因为兼爱意味着一个人对待自己的父母无异于对待一个陌生人，从而否认自己父母的特殊地位，因而事实上是将人降低到禽兽的水平。

孟子对儒家的贡献，最著名的是他的理想主义的人性论。他相信凡是人都生来就有“四端”，即四种善良的倾向性：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四心分别是人的仁、义、礼、智的种子。 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的浩然之气，可以充塞于天地之间。孟子强调，道德是统治者最重要的品质。他将“王道”与“霸道”做了对比：前者通过道德的力量团结人民，而后者是依靠武力和恐怖来维护自己的统治。他认为，行王道不仅在道德上比行霸道高尚，而且也是君王自身的利益之所在。孟子也是儒家传统里第一个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如果统治者无道，民众有权发动革命的观点的人。他明确表示，诛死昏君不算是犯弑君罪，因为，有负于民众的统治者，就不再有统治的合法性，而只是一个普通人了。在那个年代，孟子的观点可以说是惊世骇俗的：人民是最重要的，社稷其次，君王的重要性是最次的。

另一个早期的大儒是荀子（前325—前238）。与孟子理想主义地强调内在的善相比，荀子更加现实主义地强调外在的礼。荀子认为人性本恶，公然与孟子叫板，虽然他也认为，通过后天学习，人皆可为尧舜。正是因为人性是恶的，所以古代圣人发明了礼，并提供礼仪教育，用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让他们自我改造。正如南乐山（Robert Neville）所说，对于荀子来说，“礼仪远比孟子所关注的称赞人性本善或强调责任义务更加重要。荀子说，儒家关注的焦点应当是一个能够有效调解人们彼此之间及其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能够协调家庭、社会秩序、政府以及艺术和文学等社会层面的一种社会机制”（Neville，2000）。

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荀子的两个最著名的学生韩非和李斯转而变成了法家。他们的思想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专制的政权秦王朝的理论基础。秦国位于古代中国遥远的西部，那里环境恶劣、民风彪悍尚武。与邻国连绵不断的战争，使秦国人更加守纪和遵从权威。荀子的性恶理论满足了运用外部权威的需要。而他的法家弟子韩非认为，只有一种毫无争议、至高无上的权威才能将天下带入有序的状态。无论是道德说教还是行使礼仪，都不能掌控百姓；只有严格的法律和规章所带来的对严惩的畏惧，才能使人们远离歧途。

韩非毫不隐瞒自己反儒家的观点。在孔子看来，好的政府在于为人民提供好的服务，基于这个原因，必须提供教育，政府必须把权力授予那些极富才干和道德高尚的人。但是，对韩非而言，儒家的观点对国家不仅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因为这种理论鼓吹统治者应当屈从无知愚民的意愿。（《韩非子》之《五蠹》和《显学》两章）

秦王朝的开国之君，就是后来人们熟知的秦始皇，接受了法家思想。他通过颁布严格的法律、打破强大的宗族势力、奖赏告密、广纳人才而建立了对民众的直接掌控。秦国迅速崛起为一个军事强国，并对其他各国进行血腥掠夺征服，据史书记载，秦军曾经一次屠杀了40万名赵国俘虏。在先后灭掉韩、赵、燕、魏、楚、齐六国之后，于公元前221年，建立了一统天下的秦王朝。秦始皇在一切领域推行法家思想：统一法律规章、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统一车轨的尺寸，甚至听从大臣李斯的建议，试图通过武力统一人们的意识形态，摈除人们的杂念和对君王的质疑。他下令烧毁除药典、占星和农艺以外的一切书籍，对违抗命令的人施行烙印、强制劳改甚至处死，还活埋了460个学者，其中大多数为儒生。这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焚书坑儒”。

根据一个流传已广的故事，秦始皇下令焚书的时候，孔子的第九代后裔孔鲋，将许多儒家经典藏在墙里面，这些书包括《论语》《孝经》《礼记》《书经》等。孔鲋后来成为反秦农民起义领袖陈胜的军师。直到60年后，汉皇帝刘启的儿子刘馀作为鲁王来到曲阜，他在拆除孔府旧宅、扩建自己的宫殿的时候，才偶然发现了藏在墙里的这些儒家经典。到了金代，人们为了纪念孔鲋藏书，在孔庙里的孔子故宅内修建了殿堂，名为“金丝堂”，取的是传说中拆墙取书之时，天上有金石丝竹之声的意思。

秦始皇通过焚书坑儒等措施建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以后，更加肆无忌惮，穷奢极侈。他驱使成千上万的百姓为自己修建宫殿，据说其宫殿仅在京城咸阳就达270处之多！他为自己修建的陵墓，从外面看上去，是名副其实的一座山丘。他还沿着北方边境，将原来各国留下来的古城墙连接成一片，这就是著名的万里长城。

短命的秦王朝很快被农民起义所推翻。出于对秦始皇的愤恨，起义军放火焚烧秦宫室，据说火烟遮天蔽日，长达三月不灭！

秦王朝以严法酷刑统治的惨败教训，对于后来汉代统治者的警诫是显而易见的。汉统治者于是转而接受了黄老思想。所谓的黄老思想，是道家理论的一支，以古代传说中的黄帝和《道德经》的作者老子作为其始祖。这种理论所提倡的清静无为的思想，使政府减少了对百姓的干预和赋税，保持了一个能够让百姓在长期动乱后得以休养生息的和平环境。如此仅用了70年，汉代在汉文帝（前180—前157年在位）和汉景帝（前157—前141年在位）的年代就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史称“文景之治”。

黄老思想之所以适合于早期汉代统治者，事实上还因为它混杂了很多理论，包括一些法家和儒家的思想。它将这些理论作为策略思想，来指导王朝的统治。如汉文帝的身上就同时体现了道家的无为和儒家的仁。他减轻了赋税徭役，躬修节俭，削减宫廷开支，发放赈灾救济和养老金，颁令释放官奴，废除了黥（脸上刺字）、劓（割去鼻子）和斩趾（砍足）之类的酷刑和一人犯罪株连全家的秦律，整肃司法，赦免战俘。他还废除了诽谤妖言之罪，指出，该法律使得民众不敢畅所欲言，官员们不能耳闻自己的错误和失误。他从民间招募贤才委以重用，甚至一度考虑将他的皇位传给贤德之人，而不是留给自己的儿子。他在遗嘱里留言：他去世后，丧礼从简，并特地指出，百姓不必为了哀悼他而取消婚礼或其他庆典，相反，人们应当为他高兴，因为，在他20多年的执政期间，没有战争，天下太平。

相比而言，他的继任者汉武帝（前114—前87年在位），外表更加儒家，内在更加法家。然而，汉武帝被证明是推动儒家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他按照儒家的五大经典，即《诗经》《书经》《礼记》《易经》《春秋》，设立了“五经博士”的官位，并以官费给每位博士配50名弟子，跟随其研习儒家经典。后来他又建立了太学，并从中选拔朝廷官员。

在汉武帝选拔的“五经博士”中，最著名的一个博士叫董仲舒（前179—前104）。董仲舒是把儒家思想意识形态化、政治化的一个关键人物。他建议汉武帝推行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希望通过将儒家思想变成权威的官方正统，从而达到既为君主的权威提供依据，同时又对这种权威加以限制的目的。在汉代早期，阴阳五行学说盛行。根据阴阳学说，宇宙间有两股基本的力量：负阴和正阳，阴阳交互作用转化生成有规律的运动。五行论认为，宇宙间金、木、水、火、土五种基本元素构成的一种相生相克的关系，是宇宙间一切关系的基础：木生火而克土，火生土而克金，土生金而克水，金生水而克木，水生木而克火。董仲舒将阴阳五行与儒家学说混合，创造了一个宇宙论，认为个体生命和宏观的宇宙在结构上是相同的，并且相互感应。自然灾害被解释为天谴，是老天对统治者的不满，阴阳等自然力量也被赋予道德的意义，并以此为依据来规范人际关系。这样，董仲舒对以前的儒家学说进行了一个重要的修改：在他那里，儒家学说不仅成了某种神秘宇宙论和道德学说的混合体，而且由本来双向交互的伦理关系，变成了单向的。这在董仲舒所创建的“三纲”说里表现得尤其明显：“君（阳）为臣（阴）纲，父（阳）为子（阴）纲，夫（阳）为妻（阴）纲。”此外，董仲舒也力促将儒家的礼引入汉朝的律法体系，从而使儒家法家化了。

对汉武帝时期文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的另一个杰出人物是《史记》的作者司马迁。司马迁不到40岁便已是个饱学之士，接替他的父亲而成为朝廷的史官。因为公然反对汉武帝的主张，他遭到了羞辱性的宫刑并被监禁多年。然而，这些处罚更加坚定了他完成一部50万字的中国史书的决心。他有一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史记》采用独特的个人传记体裁，不仅记载了历史人物所做的大事，而且还提供了他们作为普通人的鲜活描述。此书继承了孔子编著《春秋》的遗风，寓道德褒贬于史实描述之中，从而成为儒家权威的另一个坐标。

汉代早期所发生的这一切，是儒学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一页。一方面，它是儒家大举获胜的一个标志。这一时期，儒家的治国理念已公认为正统。根据这种理念，政府的目标就是促使社会和谐，让人民幸福安康并得到教育。如果政府不能做到这样，就可以批评甚至予以推翻。儒家规范的权威甚至高于帝王的权威，因为帝王的言行也必须按照这个规范来评价。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儒家学说传播到了朝鲜（1世纪早期），后来又传到了越南和日本（5世纪）。

另一方面，汉代早期又是儒家一系列灾难的开端。随着官方的认可以及委任儒家学者担任官职，成为儒家的信徒也就成了一种谋取功名利禄的途径。学习不再是为了提升自己的素养，而是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和赢得外在的权益。制度化了的儒家变成了官方的思想体系，开启了将其他思想斥为异端邪说的历史。董仲舒的高官地位使经过他扭曲的儒家学说（最明显的就是他的“三纲”论）成为权威的官方诠释。这是法国哲学家福柯（Foucault）所揭示的“真理”与政治权力之间交易的一个典型实例。

随着儒家地位的提升，孔子也被神化了。孔庙越建越多，关于孔子的神话也越来越多地被编造了出来。比如，在据称为三国时期的王肃（220—280）所著的《孔子家语》一书里，便有大量的将孔子描绘成先知先觉的逸闻。其中一个故事说，有一次一群独腿鸟在齐国宫殿周围飞舞，然后落在宫殿的大厅前面张开了翅膀跳跃，齐侯十分惊奇，便派遣使者到鲁国去问孔子是怎么回事。孔子说，那鸟名叫商羊，它的出现就是洪水的前兆。他还说，过去曾有小孩子一边提起一脚跳跃，一边唱道：“天将大雨，商羊鼓舞。”如今齐国有此兆，洪水就要来了，赶紧动员民众挖河筑坝。当暴风雨真的来临时，其他国家都被洪水冲得稀里哗啦，唯有齐国准备充分，避免了巨大损失。作者写道：“齐景公叹服地说：圣人之言，真的是灵验啊！” 尽管民歌本身就是平常百姓观察得来的经验总结，因此在民歌基础上的预言，也许不完全是编造的，但这个故事显然是将孔子描绘成了一个神秘的超人。

对孔子的神化在汉代以后还在继续，而且通常是由上至下，通过各级官员，甚至直接来自帝王的敕封。比如，唐太宗（627—650年在位）就曾于公元630年颁诏在全国各地修建孔庙。加诸孔子的头衔逐渐从“先圣”而上升到“至圣文宣王”。孔庙里供奉的孔子塑像，也变成了冕冠御座的帝王形象。他的旁边通常是孟子像和孔子其他几个得意门生的塑像。历史文化名人变成了官方正统宗教的神祇，反过来，对这些神祇的供奉又赋予了官方统治以合法性，敬奉圣人和君子的礼仪从个人行为变为了官方行为。

在各地的孔庙旁边，往往设有学校，传授儒家经典。隋唐时期科举制的诞生，使熟读儒学经典成了谋求官职的必由之途。在那些学校里，孔子的思想不再是自由讨论的对象，而成了需要无批判地接受的真理和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 hjZBewWYN/YBqE8ALg+dG2m4c1xCcWK0OPZqfHqCAk7+7n0cuEy8yZQZ2uJD08y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