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出身贫寒的人

公元前551年，孔子出生在以存继先周礼乐而著称的鲁国的陬地，靠近今天中国山东的曲阜。据大约成书于公元前4世纪的历史书籍《左传》记载，孔子的祖上本是宋国的一个贵族，因受政治株连，逃到鲁国。据说，他的家族渊源可以一直追溯到商朝王室。对此学术界是有争议的。许多学者怀疑，这种说法与其说是历史事实，不如说是后人认定像孔子这样的伟人必须有一个贵族血统而假设编造出来的。在《孔子家语》和汉代历史学家司马迁（前145—前90）写的《史记》里是这样说的：孔子的父亲是一个下层军官，叫叔梁纥（叔梁是字，纥是名）或孔纥。他的第一个妻子生了8个女儿，没有儿子。为了有个儿子承继香火，他便纳了一个妾，却又生了一个瘸腿的儿子叫孟皮。由于渴望有一个健康的儿子，他在60岁的高龄又娶了颜家三女儿中最小的女儿颜征在，他们在尼山许愿求子后颜终于怀孕，随后生下一个前额凸成小山丘一样的儿子，这就是孔子为什么名丘、字仲尼。“丘”即山丘，“仲”意为老二，而“尼”字意指尼山。孔子3岁丧父，由母亲拉扯长大，大约17岁时母亲又去世了。大概也是基于圣人必须血统高贵的同样原因，其母颜征在也被说成是周王室的后裔，其血缘可上溯到周公！

孔子自己从来没有夸耀过他所谓的贵族身世。他说：“我小时候家里穷，所以学会了许多无足称道的技艺。” 据孟子说：“孔子曾经做过管理仓库的小吏。他说：‘无非是计算出纳不出差错罢了。’他也曾经做过管理牲畜的小吏。他说：‘无非是让牛羊都茁壮生长罢了。’” 当然，这并不等于孔子出生于社会的最底层。虽然他的家境贫寒，但显然他还是受到了一定的教育，而且学了一些家境较好的人才能学的技艺，如射箭和音乐。

孔子自豪的是他在15岁时就有志于学，并一直保持了不断学习的习惯。不同于今天的学龄期儿童，少年孔子没有学校可进，也没有很多书可看。那时候教育大多是家庭的事情，或者是在官府里跟班，边干边学。那时候书籍也非常有限，很难得到。由于纸张和印刷都还没有被发明出来，所谓书籍是用手抄在又重又容易散落的竹简上的。孔子从未有过单独、固定的老师，他的知识来源也不限于书本。他说：“三个人同行，其中便一定有可以作为我老师的人。我选取他的优点向他学习，看到他的缺点就作为借鉴而改正。” 他也在旅行中通过参访历史遗址、体验生活、反省他所经历的事情来学习。比如，走进太庙，他会详细询问，因为那是周文化保存最好的地方。“登东山，他看到了鲁国之小，登泰山，又体会到了天下之小”。 这种认识有点类似西方柏拉图的洞穴论：一个人的认识受制于他所处的位置。

大约在孔子30岁的时候，他已吸引了一帮年轻人拜他为师了。有一件事颇能说明他作为一个老师的名气。他34岁的时候，鲁国的贵族、三桓家族成员之一孟僖子在临终前特地叮嘱两个儿子拜孔子为师（《左传·昭公七年》）。孔子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建立学校和将教育体制化的第一人。当然，这里的“第一”大约指“首要的”，因为据《孟子》所载，孔子以前早就有学校了。而且确实，孔子也历来是被作为中国第一位的教育家来尊敬的。

根据一个也许有点夸张的说法，孔子一生有弟子3000人，其中身通“六艺”者有72人，世称72贤。“六艺”指的是“礼、乐、射、御、书、数”，即礼仪、音乐、射箭、驾驭马车、写作和数术。他教育弟子如何成为君子，即一个堪当表率的人，其中包含但绝不仅仅局限于成为一个有才干的政治家。事实上他的一些弟子在政治舞台上的确担任了重要的角色。在《论语》里提及的22名弟子当中，至少有9名曾担任重要官职，其中3名先后任季氏宰，即在掌有鲁国实权的季氏家族里担任主管。在当时的鲁国，这是不靠世袭而能获得的最高官职了。

孔子之所以能成为孔子，当然不仅仅在于他教了哪些课程，或者带过多少学生，也不在于他的学生有多少人当了多大的官 ，而更重要的是在于他所传授的人道主义精神，或者说是他所弘扬的道，以及孔子本人渊博的知识、深邃的智慧、真诚的人品和超凡的魅力。他的弟子把他看作是无与伦比的圣人，心甘情愿地追随他终生。据说，孔子去世后，他的许多弟子为他服丧3年，这种礼仪一般只用于亲生父母的。更有甚者，其中一名叫子贡的弟子，住在孔子墓旁的一个小棚屋里整整服丧了6年！

像苏格拉底一样，孔子似乎从未亲自著书立说。他的主要学说集中在一本根据他弟子的记忆和笔录整理而成的《论语》之中。《论语》中记载了他的一些感悟格言、人生遭遇、与弟子的对话以及某些弟子的言论。尽管书中某些章节的真实性尚有争论，因为它们似乎与孔子的主要观点有所脱节，但《论语》仍然是反映孔子学说最可靠的原始资料。

孔子认为他自己只是一个文化的传循者，而不是一个首创者。 他声称他所教的智慧早已存在于古代传统的礼仪、历史、音乐、诗歌和其他有限的文字记载当中。那些典籍虽然历经动乱的冲刷和破坏，在那个时代还依然可以找到。孔子的思想中，也确实处处反映出他汲取了包括《周易》《诗经》《尚书》《周礼》等古代文化的养料。孟子（前390—前305）因此而称孔子为“集大成者”。但事实上，孔子也是那一时代具有创新乃至革命意义的思想家。他的学说创造性地改造和重塑了传统，并且他对传统中有价值的内容具有极为深刻的洞察力。他使周朝早期文明和礼仪传统中的人道主义合理化，同时将两者推向一个新的重要高度，并卓有成效地传承给他的追随者，影响和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据称孔子曾经修订编辑过“五经”，包括《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据《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说，孔子从他那个时代流行的3000首诗歌中挑选了305首编辑而成《诗经》。虽然我们对孔子在多大程度上编辑了《诗经》尚不清楚，但是他曾经编辑过《诗经》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论语》告诉人们，孔子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9.15）如果把孔子的编辑《诗经》仅仅看成一个技术性的工作，那显然是错误的。从孔子对《诗经》的引用和解释当中可以看出，他对《诗经》的编辑不仅使蕴含在那些诗歌中的人生哲理得以凸显，而且使这部书远远超出了文学作品的范畴，成了寓教于诗的儒家经典。

同样地，虽然《春秋》在表面看来只是单个事件的堆积，诸如战争、政治兼并、死亡，甚至像“某年春无雪”“八哥飞来筑巢于树”等平淡无奇的自然事件，但据称孔子通过运用语言的遣字造句和资料的取舍安排，在这本书里很艺术地引入了褒贬，巧妙地传达了道德思想，因此这本书与其说是一部历史书，不如说是一个伦理经典。孟子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深为忧虑），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著史书以明褒贬，这本应该是天子的职责。因而孔子作《春秋》是做了天子应当做的事，所以说也许孔子会因为作《春秋》而受到怪罪。但也正是通过《春秋》这部书，人们可以了解孔子的苦心。孟子接着说，从前大禹制服了洪水，天下才得以太平；周公兼并了夷狄，赶跑了猛兽，百姓才得到了安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

的确，关于这本书究竟是孔子的微言大义，借历史之名行道德说教之实，还是它只不过是一部粗陋的历史记录，早已存在着争论。但它看上去像是一部古怪和乏味的历史书，这恰恰显示了它的根本目的不完全是记录历史！

尽管孔子的气质更适合于做一个学者和教师，但他把政治改革作为终生的追求。带着强烈的弘道的使命感和推动世界和谐有序的雄心，孔子花了大量的时间努力推行他的政治理想。有一次（前502年），孔子甚至认真地考虑过接受一个叫作公山弗扰的人的任职邀请。该人盘踞在费邑，起兵对抗季氏。

弟子子路直率地问孔子：“没有地方去也罢了，为什么一定要去公山氏那里呢？”

孔子说：“那个人叫我去，难道我会白去吗？如果有人用我，说不定我能让周文王和周武王的道在东方复兴呢！”

据说鲁定公在第二年（前501年）任命孔子为中都令，他只花了一年的时间，就让这一地区和平安康下来，随后即被提拔为鲁国的司寇（司法部部长）。期间，在一次齐国和鲁国的诸侯盟会上，他成功地击败了齐国对鲁定公进行武装袭击的阴谋。当然，学术界怀疑这些说法的可靠性，他们认为，这是后来儒家弟子编造出来的，因为如果是真的，《论语》不可能对这些重大事件只字不提。

不管孔子是否担任过上述那些官职，可以肯定的是，他蔑视季氏篡夺国君之权。《论语·微子》间接地告诉人们，他在季桓子手下的确担任过公职，但后来季桓子接受了齐国赠送的女乐，君臣沉湎于声色，三天不上朝，孔子遂以辞职表示抗议。 对孔子来说，国家政治清明，可以做官领薪俸；国家政治黑暗，也去做官领薪俸，这就是耻辱。

带着对鲁国政治黑暗的深深失望，孔子在55岁之时决心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以谋求能起用他、让他实现其人道主义政治主张的君主。根据司马迁的《孔子世家》记载，在离开鲁国前，孔子还在靠近鲁国南部边境一个叫屯的地方住了一夜，希望鲁国国君和季桓子看到他离去会感到后悔，并会来挽留他，但是他们没有如孔子所愿。

于是，他周游了许多国家，包括齐、卫、宋、陈、蔡，拜见了很多国君与大臣。正如他与子贡的一问一答所叙述的那样：

子贡说：“假设这里有一块美玉，是把它放在柜子里藏起来，还是找一个识货的人把它卖出去呢？”

孔子说：“卖了它，卖了它！我是在等待识货的人呀。”

可是没有一个国君愿意出价“买”他。

在那个时候，旅行绝不是一件轻松和愉快的事情。他们从卫国到陈国的途中，经过一个叫匡的地方，当地老百姓误把孔子当作祸害过他们的阳货，对他进行了围攻，弟子颜回被打散了。当他们千辛万苦最终聚在一起时，孔子劫后余生般惊呼：“我还以为你死了呢！”颜回答道：“您还活着，我颜回怎么敢死呢？”

另一次，孔子经过宋国时，一个叫司马桓魋的人企图杀掉他，孔子只得改变装束悄悄地走过宋国。 历史记载没有告诉我们司马桓魋为什么要杀孔子，但美国学者顾立雅（H.G. Creel）做出了一个虽然是推测，但颇有说服力的解释：司马桓魋的兄弟司马牛，是孔子的弟子，他瞧不起司马桓魋的胡作非为并拒绝和他住在同一个国家，甚至对外宣称，他没有兄弟。顾立雅写道：“在司马桓魋的眼里，显然，孔子是要负责任的，负一种苏格拉底犯过的‘腐蚀青少年’的责任。或许这就是他要杀掉孔子的理由。”（Creel，1949）

当孔子一行到达陈国时，曾经断粮7日，孔子和弟子们饿得几乎都站不起来了。那时，孔子曾经想接受晋国一个叫佛肸（音 bì xī）的人给他的一个机会。佛肸曾经是晋国中牟的县宰。当时晋国的赵简子攻打范氏和中行氏，并将其扣为人质，佛肸不顾人质安危据中牟抗赵，实为谋叛。孔子最直率鲁莽的弟子子路又一次最先站出来反对这个念头：“从前我听先生说过，亲身投身做坏事的人那里，君子是不去的。如今佛肸据中牟谋反，先生您却要去他那里，怎么说得过去呢？”孔子的回答显示了他长久以来怀才不遇的极度伤感：“不是有这样的说法吗？最坚固的东西，磨也磨不薄；最白的东西，染也染不黑。我难道只是匏瓜吗？怎么只能够挂在那里，不想有人采食呢？”

当然，最终，孔子还是抵住了诱惑，没有去。

孔子逐渐老了。此时，他的一些弟子已在鲁国的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想到自己的导师还在他乡奔走谋职，不禁汗颜。如子贡，在季康子继季桓子成为季氏家族的首领以后，曾代替季康子参加一次高层外交会晤，成功地化解了一次危机；还有冉求，凭着杰出的军事才能击退了齐国的入侵。据说弟子们去说服了季康子，让他派一个信使带着礼物去请孔子回国。他们对季康子说：鲁国的圣人周游列国，去他国谋职，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在这样的情景下，孔子最后回到了故里，时年68岁。

孔子晚年，他的儿子孔鲤（又叫伯鱼）和他最亲信的弟子颜回相继去世，另两个弟子司马牛和子路，也悲惨地死去。面对颜回的死亡，夫子仰天长哭：“啊，老天要我的命呀！老天要我的命呀！” 公元前479年，孔子在73岁时去世。当时的他绝对不会想到，后人会对他崇拜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将73岁和他著名的追随者孟子84岁的寿龄，一同作为生命的坎限——民间说“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 Iw72G83l4jOVtix1a4WtMRC7zAiS9hxbPAcJm3nI1TgTNwbvlPCCP0fCenxlsZ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