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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即将完成此书初稿的时候（2009年10月），正巧美国众议院通过了一个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的决议，以弘扬他在哲学、社会和政治思想上的杰出贡献。
该决议准确地把握了为什么要特别关注这样一位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两个主要理由。
其一，“作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社会哲学家之一，孔子的哲学曾经和继续深深地影响着世界各国的社会和政治思想”。确实，如果不掌握儒家的主要精髓，就不能了解中国及其邻国如韩国、日本、越南等国的历史。虽然经历了最近250年的社会和政治的巨变，孔子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已远不如过去那样明显地占统治地位了，但它仍无处不在，而且深刻地影响着这里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人们对社会变迁的态度。两千年以来，孔子的影响已渗透到东亚地区的政治制度、社会习惯、生活方式和待人接物的各个方面；离开了儒家传统这一渊源几乎就无从理解东南亚文化的特征。比如，与中国发展外交关系，必须了解其“中”国的心态源自何处，以及它如何演变成复杂的民族认同感；与中国人交友，也必须了解他们处世方式的文化根源，否则就会有种种误解。研究孔子，好比在追溯东方文化的源流，因为孔子思想最早塑造了东方文化，尽管这种文化经过了岁月洗礼已经演化出许多新的表现形式。随着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经济的发展和在世界舞台上地位的提高，以孔子思想为核心的儒家文化也在世界范围内发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了解孔子的思想，成了当今世界上任何一种基本文化教育都应该覆盖的范围。
其二，也是更为重要的一个理由是，面对今天这个充满危机和挑战的世界，孔子思想是我们丰富的灵感之源。在震撼全球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最“先进”的国家却展示了最无人性的残忍。二战以后，尽管人类在其他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世界却继续笼罩在危险和不安之中。曾经在科索沃、卢旺达、美国“9·11”事件及苏联斯大林时代、中国“文化大革命”时发生过的许多悲剧，今天仍在世界各地继续上演，只是规模不同而已。面对恐怖主义威胁、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等，我们不得不反思从西方启蒙主义运动以来就被看作理所当然的那些最基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倒不是孔子有先见之明预知了当今这些问题并提供了解决的方案，正如美国众议院的决议所说，孔子的教义把内省、修身、“诚”和礼仪作为达到个人和公众生活的公正和道德的方法，体现了“一种最高的道德境界”，“是规范行为和促进人间和谐的典范”，“是对我们应当以最崇高的敬意来履行的责任的提醒”。作为一种极不同于当今流行的现代西方观念的人生指南，儒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珍贵的价值取向和智慧的源泉。
这本书意在为一般读者全面地介绍孔子。为了让孔子尽可能通俗易懂地鲜活有趣起来，书中引用了大量的历史故事和例子。当然，对于任何一个不满足于走马观花地了解一些皮毛、想对孔子有点切实理解的人来说，我们还必须进入孔子思想本身所要求的深度，而这恰恰是大多数介绍孔子的通俗书籍的不足之处。为什么孔子的影响能够如此之大，以至于超越其他所有思想家而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甚至塑造了整个东亚文化？在他那些看上去零零碎碎，类似于“签语饼”式的话语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深刻智慧？为什么在两千多年以后的当代，在被其批判者多次宣布死亡以后，他又能够复兴并重新受到广泛的认可？这些问题不能仅仅用重复他的生平故事和简单列举他的主要观念来回答。
对今天初学孔子的读者来说，首先遇到的困扰是孔子的教导没有明显的逻辑顺序和系统的阐释。记载孔子思想的儒家经典，无论是《论语》还是其他著作，大多是将他的谈话和人生趣事随意地汇集在一起，没有前后关联和情境介绍。它们常常是要么令人困惑不解，要么显得与我们今天的生活没有关联，再就是没有任何解释的道德说教。要克服这些困扰，就必须要对孔子的言论做出尽可能完整的阐释。为了系统地介绍孔子，本书分成了以下六章，每章介绍孔子及其思想的某一个方面：作为历史人物的孔子、作为开宗立教者的孔子、作为哲学家的孔子、作为政治改革家的孔子、作为教育家的孔子以及作为凡人的孔子。当然，这种系统的介绍和阐释，并不能取代阅读《论语》等儒家的原著，因为这种分门别类的介绍毕竟有将原本千丝万缕互相联系的整体人为地分离成片段的危险。完整的孔子体系更应该看成是一个水晶体，其任何一面都能反射出其他各面，又完全不必介意从哪一面开始欣赏。有时候，《论语》里关于宗教精神的论述也同样反映了孔子的政治或教育观，而他的教育思想也同时包含着他的哲学，乃至他的为人。想深刻地了解孔子就部分地依赖于对这种全方位的链接的认识。正因为如此，本书不同章节里某些内容的重复不仅在所难免，而且是必须和可取的。《论语》里的同一段话，可能在不同的地方被重复引用，因为它的内容可以与好几个主题相关。为了帮助读者了解这种关联，本书提供了《论语》引文的索引以及人名和主题索引，便于读者跨章节阅读，并将此书作为阅读《论语》本身的参考指南。
在上述困难的背后，是一个更深的、无法用结构排列之类的技术手段来逾越的障碍。现代西方概念体系在全世界的流行一方面有助于从不同的角度去读解孔子，但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理解和欣赏孔子的难度。今天，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不仅普通读者会有近西方概念易、近儒家观念难的感觉，即使是卓有成就的学者，也会局限于自己所受到的西方文化训练，而对孔子产生曲解。尽管一代又一代的儒学家在努力展示儒家作为严肃哲学的风采，像其所对应的西方哲学一样，但因为儒家与西方主流哲学的巨大差异，那些试图用西方哲学概念来阐述儒家思想的努力，结果具有讽刺性地反而抹杀了儒家哲学的特点，或者是加深了儒家思想与哲学无关的印象！
孔子的基本思想关注的是人的修炼和转化，是对人生的指导，也就是宋明儒家慧眼独具地称之为“功夫/工夫”的学问。将它诠释为像西方主流哲学那样的旨在提供有关实在世界的真相的理论体系，或者是某些普遍道德原则的理论依据，是极大的误导。但也正因为儒家有此特点，它具有特别的理论价值。它可以帮助我们看清那个被忽略了的、指导人生的层面需要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以孔子的“功夫”视野来审视西方哲学至少会和以西方哲学的视野来审视孔子一样对我们有帮助和启发，或许还要更多一些。
今天，“功夫”一词通过武术而深入人心。不仅是西方人士，即便是中国的年轻一代，听到“功夫”这个词，首先会想到的就是武艺精彩的特技演员李小龙、成龙和李连杰的形象。这个概念有着双重的误解：一是把功夫误解为仅仅是武术，二是认为武术只是一种简单的搏击和杀伐之技。事实上，功夫远不只是武术，真正的武术也远非只是搏击之技。“功夫”一词最早以“工夫”的形式出现于公元3—4世纪的魏晋时期，它最初指的是“夫役”，即劳动力。在其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工夫/功夫”衍生成了一个包含多重含义的概念簇的总称。它可以指在某件事情上所花费的时间和努力（工夫）、达到某种预期效果的能力（功力）、方法或者手段（功法）以及这种努力和方法产生的结果（功效），并因此而被广泛运用于各种需要修炼而成的技艺上，不管它是烹饪的技艺、演讲的技艺、舞蹈的技艺、处理人际关系的技艺，还是作为所有的生活艺术的总称。
宋明儒家和道家、佛家都曾毫不隐讳地宣称自己的学说是“功夫”。这种广义理解的“功夫”给了我们一把打开中国传统哲学之门的钥匙。有了这把钥匙，你会发现儒家学说之所以表面上看起来缺乏逻辑联系，乃是因为它的动机本来就不是提供一种理论的论说。但这绝不意味着儒家学说没有自己的逻辑。一个理论通常是从罗列可靠的前提出发，通过论证，逐渐得出结论。而一个功夫体系，则开始于实践者的既有条件，经过一步步地引导和实践，逐渐达到较高的艺术水准。理论论说中的各个部分是依靠逻辑连接在一起的，因而它们的顺序是线性的，而功夫体系的各个部分是通过因果的实际蕴含连接的，这种连接更加动态。它们与其说是通过大脑来综合，通过词汇来展现，不如说是通过一个人具身的（embodied）倾向性和能力来综合，并通过人生的阅历在时空中展现的。
同样，我们会意识到，功夫体系里的表述常常不是用来描述什么事情。正如英国哲学家奥斯丁（J.L.Austin）指出的，我们可以用词语来落实行为，如做出承诺、道歉、答谢、动员、铺垫、调整心态甚至转化人生。中国古人对此有一个特别的词语，叫作“以名制实”，就是用语词来改变现实。从功夫的角度去阅读儒家经典，使我们具备了对语境和语词在特定的“语言游戏”当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敏感度。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这个视角会怎样帮助我们理解孔子关于自己与天的关系的那些说法以及他是怎样教导学生的。
拥有了这把钥匙，我们还会认识到，作为功夫体系对儒家学说的评价也必须有别于对理论论说的评价。功夫指导的说服力终究不是依靠逻辑证明，而是依靠其获得的功效。因而，在功夫体系里，对立的表述可能在各自的不同语境下都是有效的（比如孔子对不同弟子所问的同一问题会做出不同的回答）。而且，尽管因为考虑到功夫的有效性，一个教导会以普遍律令的形式出现，但最终它仍可以允许“权”（权衡）而具体地灵活使用（见第三章对儒家“金律”的讨论）。再者，由于功夫的“有效性”依赖于不同的价值观，功夫体系不像真理主张那样是排他的。它不必宣称自己是唯一正确的艺术形式。这并不意味着它否定对错和好坏之分，而仅仅意味着它像艺术的任何形式一样，把判断对错、好坏的标准交付于人们经过修炼以后所形成的鉴别能力。
拥有功夫视角这把钥匙，人们会进一步看到，作为功夫的一种方式，儒家学说的终极目标不是建立道德规范来束缚人，而是提供一种让人美好、艺术地生活的指南。换言之，儒者与其说是道德家，不如说是美学家。儒家当然也关心道德，但是用今天通常意义上的道德概念去把握孔子的目标就太狭隘了。孔子的目标远远超出了道德义务的范围而进入了艺术人生的领域。道德是作为职责而强加于人的制约规范（无论是通过外力，还是按照康德伦理学所说的通过自律），而功夫指导是使人能够艺术地生活的荐引；道德规范不允许有例外，而功夫指南却像操作程序，允许灵活使用；道德规范是存于大脑里的原则，而功夫能力必须成为身体的倾向性和习惯；道德规范可以通过抽象概念来教育普及，功夫则需切身地模仿大师的举止动作（这就是为什么《论语》里包含了大量有关孔子生活方式的琐细记录）。从道德观点来看，孔子的仁是使人向善，而以功夫的视角看，仁直接就是激发巨大能量的功夫。
最后但更重要的是，功夫观提醒我们，像艺术的任何形式一样，孔子的功夫之道只有通过实践才能领悟。一个从未入水的人，不管他学了多少关于游泳的知识，都不能充分领会游泳是怎么回事。同样，不将儒家学说与一定的人生体验和实践结合起来，也无法理解孔子和他的弟子颜回在贫困之中所依然享受到的乐趣，也无法理解颜回何至于痴迷于学习到欲罢不能的地步。传统上，儒家经典是不求甚解地先背诵和遵从的，因为只有在反复践行的实践经验中，才能形成真正理解的能力。正如宋儒程颐所说：“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关于如何读《论语》和《孟子》，朱熹曾说：
不可只道理会文义得了便了。须是仔细玩味，以身体之。
且如“学而时习之”，切己看时，曾时习与否？句句如此求之，则有益矣。（《朱子语类·语孟纲领》）
语孟二书，若便恁地读过，只一二日可了。若要将来做切己事，玩味体察，一日多看得数段，或一两段耳。（《朱子语类·读书法下》）
程朱二人都指出了两种不同的读书途径，一种是凭借理智前往，另一种是运用功夫靠近。前者只要求字面上的理解，后者要求在实践中反省所学所用；前者仅导向书本知识，后者导致具身的理解和整个人的提升；前者被动地从书本那里接收信息，后者与文本互动，通过切身的参与让文本鲜活起来。鉴于命题性的路径和教化的路径之区别，或许可以不算夸张地说，以纯理论的身份读儒家学说，无异于把菜单当作了美食本身。
本书的一个特点是采用了比较的方法。在将孔子的功夫之道与西方主流的理智主义作比照的同时，本书也将其与近现代西方的主流价值对话，如信仰、尊严、人权、正义、平等、自由、民主、科学等。近代以来，儒家的批评者们把这些价值当作衡量儒家之落后过时的标尺，而儒家的辩护者们也往往把那些价值当作无可置疑的前提，试图论证儒家思想与它们并非不可兼容，它们当中的有些成分甚至早已存在于儒家思想当中。与这些取向不同，本书力图发掘孔子思想对当今社会和人生的启发意义。它重点发掘了儒家思想在上述这些价值论域当中能够对西方观念提出哪些质疑，并着重揭示了在后现代的语境下，儒家思想如何能够成为这些价值升华的建构资源。
不仅是通过西方的观念来解读孔子会造成误解，而且，用西方的语言来阐述孔子，这本身似乎就是一个困境。大多数人都会觉得，除了用古汉语，任何其他语言都会给解读孔子增加一层额外的屏障，容易带入更多的误读。确实，许多儒家思想中的关键概念，在英文里面没有准确的对应词汇。因此有些时候，我们只能用拼音来表示一些概念，然后配以较多的文字解释来澄清这些概念的含义。仔细的读者会发现，有的时候，同一段引文，出现在不同的上下文里，也会有些细微的不同解释。
这是因为原文的丰富含意从不同的角度来读的时候，会显示出其不同方面的内涵。然而，我们所使用的语言与儒家经典所用的古文之间的距离，并不一定是个不利条件。正如中国有句古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种语言的差异所造成的空间，反而使人们可以在一定的距离之外，以一个新的视角看得更加清楚。
此书中的引文，绝大多数出自《论语》（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2版），所以凡引用《论语》的时候，我将仅标注其章节。如“2.1”就表示出自《论语》第二篇“为政”第一节。
在此我要感谢我的好友和昔日大学同窗赵月瑟提议并推荐我来为“发现中国”丛书写这本书。还有我的同事斯蒂芬（Stephen Rowe）教授、单富良教授以及我的学生詹尼弗·莱奇（Jennifer Lechy）和安东尼·伯格曼（Anthony Bergman），都曾仔细地阅读了书稿并且提出了宝贵的意见，使此书无论在可读性还是表述的精确性上都得到了提高。最后，但绝对不是最次要的，是我要感谢我过去的恩师、后来的挚友和广义上的同事罗思文（Henry Rosemont）教授和库普曼（Joel Kupperman）教授。他们使我更加深刻地领会到了我们中国文化传统的博大精深，并让我见识到了真正的君子之风！
倪培民
2010年1月于美国密西根
2015年5月为英文新版修订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