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本译者的话

从1966年至1976年，中国一场“文革”浩劫，裹挟着“批林批孔”之狂飙，横扫一切秩序、诚信、信仰等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刮断了包括作者和我在内的这整整一代人受系统教育的正常链条。所幸，“文革”终于结束，第二年，我们也都挤上了高等教育的“班车”。更加庆幸的是，我与这样一批“文革”十年“积攒箱底”的各路精英成了同学，而作者倪培民先生又是同学中的佼佼者。

“文革”期间，生活在上海的作者，能深刻感受到上海那座大工业城市所遭受的全方位的重创，特别是在经历了身为领导干部的父母蒙冤挨整、自己工伤九死一生等苦痛之后，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多的思考。因此，1978年，倪培民先生以上钢一厂电工的身份参加高考，他填报的第一志愿是哲学，第二志愿也是哲学，第三志愿还是哲学。在复旦七年间连获哲学学士、硕士学位，1985年被推荐赴美国康涅狄格大学深造并获哲学博士学位，尔后在美国大学里担任教授，长期从事哲学教学和研究工作，著作甚丰，并先后担任诸研究机构和相关学会的负责人。复旦哲学系50周年系庆时倪培民获“杰出系友”殊荣。

我生活在农业大省湖南，在上大学前，虽有两年下乡知青的身份，但实则在农场只待了一年，第二年便被家人召回复习赶考。农场的一年，还来不及给我展开知青文学中常见的、事关前途的招工招干等现实一面，倒是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一种脱离父母管束、在广阔天地里沐浴大自然本来意义上的风花雪月的自由喜悦，以及知青和乡亲们友好温暖的一面。因此在大学期间，作为一个相对低龄的学生，我的人生阅历使我对哲学的思考远没有我的同学迫切，同时深受“文革”遗风的影响，我甚至也肤浅地认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就是一种禁锢思想和言行自由的枷锁，是一种迂腐过时的学问。处在那个百废待兴的时代，我和许多年轻人一样，追赶当时的潮流，向往西方的先进和自由，对西方哲学特别是萨特的存在主义更感兴趣。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世界格局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面对能源争夺、贸易摩擦、债务危机、环境污染、种族歧视和信仰冲突、意识形态对立等不断发生的全球性问题，各种主义和思潮泛起，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近代以来的西方价值观进行批判性的反思。然而在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进行解构的同时，更为棘手的是如何找到建构一种新的价值系统的资源。正是出于这样的需要，世界各地关注孔子和儒学的人越来越多。含有中庸之道、和合共生、天人合一等元素的中国传统文化，不仅影响了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也为中国重新踏上强国之路、为世界纷繁困扰的解决提供了极具价值和实际意义的启示。在这种背景下，2010年倪培民先生应上海译文出版社之邀著Confucius—Making the Way Great，即英文版《孔子——人能弘道》（以下简称《孔子》）。

坦率地说，当我第一时间拿到英文版《孔子》一书时，我担心自己是否能读完它。因为首先我的英文水平还不足以让我以读英文原著为乐；其次我早已沦为非哲学专业人士，从事着朝九晚六的行政机关工作，对哲学发展的当前趋势特别是国外的哲学现状不是十分了解；再者在深圳这样一座年轻、生活节奏很快的城市，人们确实很难有大块时间静坐下来阅读一本有关古人的书籍。但是，《孔子》一书的标题、目录很快就吸引了我，其引人入胜的内容更是将我相当长的一段业余时间全部掳去。此书不仅弥补了我对孔子和儒学方面知识的欠缺，而且书中这个既圣又凡的全新鲜活孔子及《论语》里的豁达睿智令我愉悦和深思。

作为历史人物的孔子并非生来就带着伟人的光环。他一生坎坷，甚至有被追杀的窘迫，有周游列国时在陈绝粮的尴尬，有晚年丧子和丧失爱徒的撕心裂肺的悲恸。而在他身后被捧上圣坛的时代，却又是他的学说开始变味、开始蜕变为打开权贵之门的“敲门砖”的开始。在经历了最严厉的批判，被广泛认作为“影子”“游魂”和成为历史以后的今天，他又奇迹般地开始“复活”，在全世界受到广泛的关注，像是一个未完待续的精彩故事，给人留下无限遐想。

作为开宗立教者的孔子面对混乱黑暗的世道，提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在平凡的人生中开拓出神圣性，在最普通日常的人际关系中将有限的人生拓展出永恒，显示出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气魄和担当。他多次被打下神坛，但恰恰是他的“即凡而圣”的途径，为当今世界提供了一种既不依赖于对超验世界的盲目信仰，又超越个人、胸怀天下的宗教精神。

作为哲学家的孔子从未设想建立一套哲学理论体系，但他建立了以人际的关爱（仁），而不是以个人理性选择和抽象思维为基础的主体性。在这种主体性里，立人与立己最终合而为一。他的“无适无莫，义之与比”和“中庸之道”将冷冰冰的道德责任变成了人生的艺术。他的个人观、尊严观、语言观等，处处显示出卓越的智慧和洞见，而且微妙地结合为一个具有强烈实践倾向的整体。

作为政治改革家的孔子虽然没有显赫的政绩，却奠定了后来被孟子称为“王道”的德政理论基础。其理想社会的显著特点是和谐，“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差异是和谐的必要前提。此外，通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表明了君臣、父子之间不仅有权利，更重要的是有责任。要以道德、能力获得或维系权利，反之则不配拥有相应的权利。这些思想蕴含着对世袭制的革命性的否定。

作为教育家的孔子，“有教无类”，就像良医门前多病人一样，吸引了大批来自各阶层的学生。这种“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的理念在今天都是难能可贵的。他所教授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科目，也是今天素质教育的良好典范。他因材施教、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坦然承认自己的无知、虚心接受批评指正的态度，本身就是对后人心目中迂腐固执的腐儒形象的颠覆。

作为凡人的孔子，他绝不只是一个天天想着社稷江山、功名利禄的人。他认为修养的最高境界就是达到“游于艺”的生活状态。他欣赏弟子曾点的志向：暮春时节，穿上春服，携好友弟子，到沂河里戏戏水，在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一路唱着歌儿回家。他享受锦衣美食、喜欢音乐和歌唱、有着古怪的衣食习惯。也会犯错误并且遭遇尴尬的局面。当然，孔子受时代的限制，还有观念的局限，甚至也似乎闹过绯闻——“子见南子”。但对他的所谓精英主义、男性至上等的指责，却常夹杂着批评者的偏见。

以上点点滴滴仅仅是一串雪泥鸿爪，要想更多地了解孔子，还得继续沿着这串爪印前去看个究竟。

好在书中对孔子及《论语》的读解严谨而不晦涩，通俗而不肤浅，内容丰富而不长篇大论。这吸引着我不畏艰难、尝试把它译成中文，以提升我中英文的双重理解力。也就是这样一部读书笔记式的“译作”，被作者看到后，认为基本意思都在，文字尚可，遂复加以修改润色，并得到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青睐，故在2013年中文版《孔子——人能弘道》问世。而后五年中，此书很快脱销。鉴于此书英文版后来在美国又出版过修订本（Confucius，the Man and the Way of Gongfu，Rowman & Littlefi eld，2016），并被北美诸多大学用作教材，声誉颇佳，北美哲学年会上还曾有过关于此书的专题讨论，故以此为依据将中文版也做了相应的修订，付梓再版。

在今天这个多元矛盾、急剧变革的时代，每个人都面临这样那样的困惑，或许我们可以暂时放下躁动的欲念，在某个从容的时分，捧一杯清茶，临窗而坐，慢慢地翻阅此书，静下心来感悟先哲的思想，温故知新，借古人的智慧找到我们前行的方向和力量。愿《孔子》能带来一份精神滋养！

李子华
2020年8月于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