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待其他宗教和学说的态度

虽然在孔子生活的时代还不存在剧烈的宗教冲突，但那是百家争鸣的年代，各家学说对于道有不同的理解。在《论语》里，我们就能看到孔子与道家人物的几次际遇。一次在旅途中，孔子派子路去问路边正在耕田的两个人，去渡口怎么走。其中一个叫长沮的反问子路道：“那位驾车的是谁？”

子路说：“是孔丘。”

他又问：“是鲁国的那位孔丘吗？”

子路道：“是的。”

他便道：“他么，该早晓得渡口在哪儿了。”

子路见问不出来，就转身去问另一个叫桀溺的。

桀溺也反问子路道：“您是谁？”

子路道：“我是仲由。”

桀溺道：“是鲁国孔丘的门徒吗？”

答道：“对的。”

他便道：“像洪水一样的坏东西到处都是，你们同谁去改革它呢？你与其跟着（孔丘那种）逃避坏人的人，为什么不跟着（我们这些）逃避整个社会的人呢？”说完，仍旧不停地做田里活。

子路回来报告给孔子。孔子很失望地说道：“我们既然不可以同飞禽走兽合群共处，若再不同人群打交道，又同什么去打交道呢？如果天下太平，我就不会同你们一道来从事改革了。”

孔子在这里没有谴责的意思，他只是陈述他的立场和理由。当然这里面也有一点遗憾，因为，他已经意识到“道不同，不相为谋”（15.40）。

另一次，子路在跟随孔子旅行的途中落在了后面，碰到一个用拐杖挑着除草工具的老头儿。

子路问道：“您看见我的老师了吗？”

老头儿道：“你这人，四肢不劳动，五谷不认识，谁晓得你的老师是什么人？”说完，便扶着拐杖去锄草。

子路拱着手恭敬地站着。他便留子路到他家住宿，杀鸡、做饭给子路吃，又叫他两个儿子出来相见。

第二天，子路赶上了孔子，报告了这件事。

孔子道：“这是位隐士。”叫子路回去再看看他。子路到了那里，他却走开了。

还有一次，有个楚国的狂人唱着歌走过孔子的车旁，孔子从他的歌里面听出他对当时从政者的失望，他就跳下车来，想同他谈谈，而那人却赶快避开了，孔子没能和他交换意见。（18.5）

还有一个关于孔子主动向持不同信念的人交谈甚至请教的故事，很可能是出自道家之口，以证明道家高于儒家。按照这个故事，孔子曾经到过周王朝的国都，去学习周的礼仪文化，并且拜访了时任王室档案馆馆员的老子。

老子对孔子说：“你所追求的东西，早已经连人带骨头都烂没了，只是那些话语还在流传罢了。君子在时运顺畅的时候可以适时前行，时运不顺的话就应当赶紧埋首离开。我听说，精明的商人财不露富，好像一无所有，君子大德大才，却看似愚钝。要去除自己的骄纵之气、欲望、姿态和雄心，因为这些对你都没有好处。我能告诉你的一切，仅此而已。”

据说孔子这次会面回来后，告诉弟子说：“我知道鸟能飞、鱼能游、野兽能行走。能走的可以用网捕捉，能游的可以用鱼线钩钓，能飞的可以用弓箭击落。至于龙，我不知道它怎样腾云驾风飞上天的。我今天见到老子了，他或许是条龙吧！”

孔子的后继者们似乎并没有为这个故事贬低了孔子而气恼。毕竟，孔子是一个爱学习的人，且他的哲学思想虽然迥异于老子，但并不根本对立。孔子也不完全反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5.7）的观念，虽然他自己非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这么做的。在他所称赞的古代圣人里，他没有排斥伯夷和叔齐，这两个人因为不想辱没自己的身份，选择隐居深山最终饥饿而死。孔子也不反对虞仲和夷逸，这两人逃世隐居，放肆直言，行为廉洁，弃世而保身也是他们的权宜之计。至于他自己，孔子说：“我和他们都不一样。我没有什么绝对可以的事，也没有什么绝对不可以的事。”

然而，这种灵活性只是体现在方法上的。它并不意味着孔子缺乏坚定的原则性。《论语》里说到，子路在石门住了一宵，第二天清早进城，守城门的人问道：“从哪儿来？”子路说：“从孔家来。”守门的人说：“就是那位知道做不到却偏要去做的人吗？”

随着儒家学说在汉代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特别是董仲舒提出的、根本背离了孔子对其他信仰体系态度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接受为官方政策以后，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大规模的对其他信仰的镇压。其中有几次是针对佛教的，另外有一些针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还有一些针对道教的某些教派，或某些邪教。这些镇压都有着复杂的社会政治原因（比如，宗教或邪教经常被用来组织和发动叛乱），可以说没有哪一次镇压是纯粹由宗教信仰体系的冲突而起。中国历史上儒、道、佛这三大教，总体来说是处于和平共处的关系当中。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年轻时可以是雄心勃勃地投入社会政治生涯的儒家；在休闲或前途被阻无望时，他可以成为道家；而当受到灾难袭击或面对死亡时，他又可以成为佛教徒。不是这些人的宗教信仰不虔诚、立场不坚定，而是这三种宗教就像针对不同病症的不同药方，各有自己的用途。

这些学说之所以能和平共存，和它们本身的思想内容有关。孔子对未知领域的开放心态以及他愿意不断地向其他学派学习以提升自己的态度，决定了儒家不排外的天性。一个人可以成为一个“儒家基督徒”而不需要自相矛盾。但同时，孔子通过重新诠释周文化的传统来实现其人文理想的途径，又使他所代表的儒家的精神性具有其独特性。

从历史上来看，儒家不仅没有因为它的开放性而丧失自身的特点，相反，它在与其他宗教的交流中，显示了惊人的与其他宗教和合共生的能力。其中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初建于唐玄宗年间（685—762）的西安大清真寺。这个清真寺不仅外观设计成典型的中国庙宇样式，而且寺内有许多儒家的痕迹。在一块解释伊斯兰教基本教义和记录建寺缘起的石碑上，可以看到其碑文的语言完全是儒家风格的。比如，碑文里称穆罕默德为“西方圣人”，称伊斯兰的基本教义为“道”，伊斯兰教的实践被解释成儒家的自我修养，真主先是被翻译为“上帝”，然后就被引申为儒家的“天”，而且还直接引用了孔子的话说：“若是得罪了天，祈祷也没用！” 这个碑文的基本内容就是，即使伊斯兰教和儒家有许多不同，但两者的“道”和“心”是相同的。

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儒家只追求和谐，而不维护自己的观点。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西方来华传教的先驱利玛窦与他的中国儒家批评者之间的际遇。利玛窦初来中国的时候，他称自己为“西僧”，但很快，他就改称自己为“西儒”。这或许部分是因为他意识到要使天主教在中国流传，赢得儒家的支持比赢得佛教的支持更为重要。但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看到，儒家的基本思想使它比佛教和道教更容易接纳他的信仰。在他的《天主实义》一书中，他不厌其烦地从儒家经典中寻章摘句，试图将中国古典里的“上帝”和“天”与天主教的上帝画上等号，抹去那些经典里面的祖先崇拜的痕迹，然后加入天主教对上帝存在的种种论证。有趣的是，当时出现过一本名为《破邪集》的书 ，在此书中利玛窦的中国儒家批评者们并没有集中反驳那些上帝存在的论证，也没有试图证明天的存在或者天道与上帝有什么不同。他们更为关注的是两种信仰对生活实践的不同导向。 比如，他们提出，基督徒对上帝的态度是媚，即刻意奉承，祈求宽恕，而孔子信徒对天的态度是敬，即敬畏。这种差别会影响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如何看待人的主体性。基督教的态度会引导人们畏缩，并期待外在的、高深莫测的抽象的神来拯救；而儒家的看法会引导人们敬重天的崇高，同时意识到他们自己作为宇宙共同创造者的神圣责任。那些批评者还对儒家和天主教的另外一个区别表示意见：天主教传教士的布道方法是借用工艺和技术，而儒家则着眼于改变人们的心智。这里，两者的微妙差别在于，对基督教而言，最重要的问题是“信何为真”，但对儒家而言，却是“如何立身”。

由于儒家长期以来处于官方意识形态的位置，明末利玛窦时代的儒者还有着很强的文化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后来不断弱化，特别是20世纪的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时期，儒家成为中国很多激进的知识分子的主要批判对象。

尽管孔子在历史上曾被神化，并被看作是判别是非的最高权威，但从儒家思想的内容而言，并没有任何允许盲目信仰的因素。相反，孔子的教导中包含着大量自觉开展自我批评的资源。正如杜维明所指出的，在儒家传统里面，孔子既不被认为是儒家的创造者，也不是最完美的象征。（Tu Weiming，1998）一个儒家的弟子甚至可以批评孔子本人。孔子说：“我有知识吗？没有哩。有一个庄稼汉来问我，我对他问的内容一无所知；我只是从他那个问题的首尾两头去盘问，这样来穷尽问题的全部。” 作为一个学习的楷模，孔子告诉学生：“有了过错，就不要怕改正。”当孔子被告知误判了某一件事，他说：“我真幸运，假若有错误，人家一定给指出来。”“如果你错了而又不自己改正，那就是真错了。” 这些都充分说明了孔子从不把自己当成永远不会犯错误的天的代言人和完美的化身。孔子代表的这种不断自我批评和自我完善的精神，在其他主要宗教的代表人身上是罕见的。这种精神在儒家传统中不是被理解为它的自我否定，相反，它恰恰是其自我完善的实践本身。

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反思他1920年至1921年期间长达一年中国之行的时候，也曾附和当时的流行观点，把中国的落后归因于儒家的道德规范。但与此同时，他还说：

就孔子的社会影响而言，必须将他和其他宗教的奠基者放在一起。他对社会结构和人们的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和释迦牟尼佛、耶稣基督、穆罕默德一样巨大，然而却又与他们有着本质的区别。与释迦牟尼佛和耶稣基督不同，孔子完完全全是个历史的人物。我们知道许多有关他的生平的细节，而且和其他这样的人物相比，围绕着他的传说和神话也不那么多。他和其他的宗教奠基者最大的区别，在于他留下了一套一直被尊崇到今的严格的道德规范，然而却很少将这一套道德规范与宗教的教条挂钩。这就给无数崇敬他并治理着这个中华帝国的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留下了完整的、神学怀疑论的空间。（Russell，1922） s4c1i63f1y11VwnOePDrl9w0Z+M2KWStsYRbV3/6ddwuGTP5mvfvebF0Hc3K1wdn